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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史学已出现合法性危机

更新时间:2021-06-16 16:33:33
作者: 龚鹏程 (进入专栏)  

  

   芸芸众生,各各不同,你的未来不是我的梦。

   各族群也一样。中国人自古喜欢谈历史,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故天然的以为每个民族都有历史。其实古印度人就无历史意识、无历史观、也无史著。就像我们相信人都是父母生的,可是古印度人更常说是他自己轮回来的。

   因为时间观不一样,生命观也就不同。

   观念创造未来。因此大家分道扬镳,各走各路,各成风景。

   一、反历史的文化

   希腊文化属于另外一型。它是反历史(antihistorical tendency)的。

   柏拉图在《泰米阿斯篇》中说,梭伦在埃及祭司们提问时,发现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腊人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古代史。所以埃及祭司耻笑道:“你们希腊人仍处在幼年时期,你们没有从你们祖先那里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诲,也没有得到任何一门古老的学问。”

   希腊人都不知道历史,也不关心。历史,在其教育中没地位,他们也不喜欢写历史。这些都很像印度人。

   但现代人以为非常理性的希腊人,其实很八卦,对过去事情的细节很感兴趣。

   所以在古希脑,无整体历史的叙述,只喜欢谈古代的事,如酒宴、景色、阿咯琉斯的盾牌等等。

   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真是过誉了,实际比一般记者还不如。记了许多读之失笑的鸡毛蒜皮琐事:漂亮的伊利里亚姑娘如何选择丈夫;湖区的居民怎么防止儿童失足落水;埃及人驱除蚊子的办法以及蚊帐形状;波斯国王在旅途中只喝煮沸的开水;亚得利马基第人对付跳蚤的办法;塞西亚人怎样挤马奶等等。

   对民族的起源、国家的形成、制度的演变、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他却很少涉及。换言之,关注的并非历史,只是一些事件。犹如一位熟悉王菲和周迅恋爱史的人不能冒充为一位摇滚音乐史家。

   至于《伊利亚特》等史诗不是史,则不用强调。木马屠城、特洛伊大战是“一颗苹果引发的血案”、独目巨人吃掉奥德修斯同伴、神女喀尔刻把他的同伴变成猪等等,都和海伦之美一样,让人难以捉摸。

   因此,虽然古埃及鳄鱼木乃伊肚子里已发现了写有荷马史诗片段的莎草纸,但这种民间扬抑格六音步短歌集,就跟唱着蔡伯喈负心的戏曲《琵琶记》一样,不但非史,抑且反历史。

   热衷琐事、关心“杂”的另一面,就是追求“一”。追求永恒、确定性和事物的有序性,是希腊人的思维特征与生活方式(他们闲着没事,喜欢躺着与男朋友聊这些,做为风雅的社交活动,爱男子也爱智)。

   他们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使命就是寻求世界的秩序和确定性。不管是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还是德谟克利特,哲学家们都在寻找世界的本原。这种寻找世界本原的哲学活动,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寻根”完全是两回事。强调的是永恒、是一,而不是多、不是变化。

   二、科学的历史学

   所以,西方从来没有史学。现在声势浩大的史学家、史学学科,都是在十九世纪才模仿自然科学建立的。

   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哲学家。

   注意,仍是哲学。是哲学地想历史是怎么回事,而非从历史出发的史学。这是文艺复兴以后,学习希腊文化的一种成果。争论着:历史是科学吗?理性和逻辑在历史学科中起什么作用?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

   这些又都围绕着一个根本问题:历史是个必然过程吗、如何看待历史必然性? 19世纪三大历史哲学(黑格尔历史哲学、唯物史观、批判的历史哲学),对此,看法完全不同。

   但基于“事实”的历史研究(如中世纪德国财政史、行会组织、不列颠棉纺史、毛纺业史,乃至古代艺术史之类),因缘际会,却也展开了。

   这是因为各国忽然大力开放和整理官方档案。

   法国大革命后,贵族的传统势力日衰,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日盛,拿破仑征战所引发的民族利益之争也强化了社会矛盾。因而十九世纪初,各国都允许人使用档案文献材料,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

   政府和书生一样,其困境都是:要通过叙事来打破困境。

   所以大家都热衷于档案文献的整理,或资助研究者整理史料。如德国出了大部头《德意志史料集成》,法国也出了《法兰西未刊文献汇编》三百卷,包含手稿、特许状、执照、编年史、回忆录、通信以及各种著作。

   这本来是古来偷窥八卦之遗风的扩大,但评价变了。档案史料,被认为是客观的纪录;对之进行类似科学方法的考证,即能达成如科学知识一般可靠的历史知识。

   “科学史学”即形成于这种“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气氛中。

   他们强调掌握第一手史料,否则不能说明历史真相。兰克的《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等均以史料考证著称,促使历史研究建立在档案的基础上。用以强化国家意识,体现“史学是近乎科学的客观知识”。

   国家,是的,现代史学的老板是政府。独立的个人意志和私史,已无生存的空间,史家要靠官方机构、资金、项目、档案、职位和发表的地方,才能存活下来,好好地证明统治的合法性。

   其证明,被宣称为科学。所以马克思随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

   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反历史、不重视历史的西方文明,竟走到了它的对面,变生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在这时代,历史就渐渐取代了哲学。

   三、新的历史时代

   许多人搞不清楚情况,仍把哲学当作西方文化的核心。或说它只是重心有了点转移,从形上学转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所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个“语言学的转向”,哲学仍然颇有发展。

   其实,语言学的转向只是哲学内部的事,是分化了而不是扩大。此后分之又分,语言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不断应用化、琐细化,事实上也就越来越不重要,距离从前所谓的哲学也愈远。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部分:最基础的部分是树根,是形而上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所以笛卡儿《形上学沉思录》又称为《第一哲学沉思录》);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好比树榦;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如树枝。如今First Philosophy早已没人谈了,第二级的物理学又移出了哲学领域,剩下来,全是第三级的东西。

   故哲学虽尚未死,二十世纪以来,实是衰微日甚。哲学家,谈来谈去,仍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后面皆其绪餘、补充或不成对手的挑战,并未有足以另开一代的人物。

   史学就不一样了。

   史学(研究不可见的过去)虽与形上学(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同样在谈不可知的东西,但因性质相同,又宣称能通过史学方法让人可知可见,当然很快就取代了形上学。

   学科的正当性及教学研究体制又迅速建立完成。历史系比哲学系更多、更好招生、更好就业,也加速了哲学的边缘化。

   被重建的历史,又如小说或新兴的电影艺术,可把过去演示于观众面前。在大众传播市场上,遂亦远比哲学受欢迎。名人轶事、绯闻八卦、秘闻奇谈、明暗斗争,更都可附丽于史考史述之中,谁不喜欢?

   故从此以后,史学就在科学化、客观化、如实重现历史场景的路子上不断前进。且随着殖民扩张,欧洲人在全世界建了无数历史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士硕士博士,每个系,入门就都在讲科学的史学方法。

   中国当然也是如此,但略显曲折。

   1902年,新设的现代学堂才开始设置“史学”课,次年改称“历史课”。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历史”一词及“史学”课程。

   在此之前,“历史”的含义仅用“史”字代表。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谓史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换句话说,被文字纪录的事情才叫史。历史一词,虽然《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提到吴主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但史前加的“历”字是指历法,跟近人说的“历史”不是同一个概念。

   近代日本学者才用“历史”一词翻译英文“history”,并以进化、文明、近世、国家、社会、国民等具有一般思想史意义的史学术语来叙述中国史事,建构出仿拟西方史学的东洋史学。夏曾佑并于1902至1906年参考其论述,编出第一部新式中国通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也就是说,当时国人皆取径日本,接上洋流。

   其后胡适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也都是向西方取经的遗迹。而且,熟悉近代思潮的人都知道:新建构的西式史学,乃是五四运动以来推动新思潮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四、 后史学的钟声

   你也许要说:我国自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何至于此?

   是的,我们有不同的史学。可惜近代是个打倒传统的时代,所以由清末引进新式学堂之后,所有史学及历史系都是学西方的。从梁启超,到现在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都在提倡不同名目的“新史学”以打倒传统、改造传统。故现代中国史学最不中国。

   面对西方史学,我们本来可以形成对抗或挑战。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想保卫自家传统都很困难,哪还有力气、资格反省西方?敢稍微回回嘴,就会被群嘲群殴了!

   质疑、批判、反省的力量主要还生成于西方内部,大体脉络有三:

   一是从事实层面质疑客观研究这回事。例如兰克本身就被证明是代表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考史,所谓科学的纯学术研究只是一则神话。而后来史学界内部主要也就靠揭发别人的研究不客观、不严谨来运作,考来考去、骂来骂去。

   二是把这种质疑,从个人、史实层面,提到方法论层次。说人文学绝不可能客观,跟科学不同。因为历史不能重演、不能实验、已消失的史事与人物也不可能再生、保存的史料更是绝对不可能完整、历史知识既有缺漏又常会被新证据推翻(“历史知识的不完整性”和“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故史学有与科学不同的方法论与目标。卡西尔的人文科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都属于这一路。

   三是与此异曲同工的雷蒙、阿隆、卡尔、柯林武德、克罗齐等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强调历史研究不是服务于过去,而是与研究者当下的思维意识、存在情境息息相关的。

   五、史学的合法性危机

   当然,这些质疑,并未停止史学建制化的大潮流,史学之科学化(包括量化、社会科学化)愈来愈畅旺、愈来愈理所当然。

   因为学科建设成了体制,就如泥水成了碉堡,甚难摧毁,只能等,等里面的人老、死。

   可是质疑也终不可能无效,否则怎么能符合历史“变”的规律呢?

   碉堡无论如何坚固,都有愿意出来透透气的人,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发展出的“后现代史学”就坚决反对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主体价值的介入,因而无法实现客观性。

   同时史学也不能进行理论模式建构的宏大叙事,跟科学研究有根本差别。史学若有“元叙事”,也是纯粹的主观建构,且是握有权力的团体在建构,它会随权力主体的变化而变化,根本不存在有可对它们证实的客观标准。像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之评价、天主教历史作用、中国共产革命的性质等问题,永远吵成一团,去哪找客观叙述与评价标准?

   因此,后现代史学认为不必去妄想重建史实、进行历史解释和理论建构,能复兴“叙事史学”,讲讲故事就万幸了。

   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纂学乃因此产生了重大颠覆,史学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只有当代中国史学可以避开这些危机,因为只是仿拟。镜子不会有什么危机,只要政党不敲破他们的镜子,他就可以继续映照着,让你彷彿看见他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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