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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钰 张遵攀 谢晓涵 巫小玲:探索现代中国的法治秩序之道

——第二届沙湖之畔当代中国法哲学论坛“法治中国境域中的价值、规范与秩序”学术研讨会综述

更新时间:2021-06-16 06:45:57
作者: 陈诗钰   张遵攀   谢晓涵   巫小玲  
第四位发言人是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萧诗美教授。萧诗美教授以《马克思如何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回答法哲学的所有权问题》为题作会议发言。萧诗美教授说,从马克思的著作看,法治关系来源于生产关系。马克思是把法哲学的所有权关系(法权关系)当作生产关系来把握。主要表现为这样的路径,在起点上把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法哲学的劳动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然后通过研究交换价值的发展规律来揭示所有权的运动规律。单纯的流通过程中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没有所有权异化;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出现了资本和劳动的交换,这是不等价交换,导致所有权正义的异化。由正义的劳动所有权异化为非正义的资本所有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示所有权的历史规律,揭示了正义与非正义的辨证转化与历史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反思正义的问题,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反转为了法哲学的完整体系。第五位发言人是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志泽。郑志泽博士以《制度修辞之前、之内与之外——制度修辞理论的梳理与拓展》为题作会议发言。郑志泽博士首先对制度修辞与法律修辞的区别进行了梳理。接着郑志泽博士阐述了,一、制度修辞的前置理论,修辞的语境是制度修辞理论的前置理论。他提到了修辞语境形成的两个条件。二、制度修辞的内部理论是学说的核心部分,分为规则、概念与价值追求三个层次。三、制度修辞的外部理论,如何看待法律制度与其所连缀着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法律制度如何在生成、运作与反馈的循环过程中从社会不断获得自身的正当性证成。四、制度修辞理论的未来。分为内部扩展和外部扩展,在实践研究中,这一领域还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存在极大的挖掘空间。第六位发言人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许天熙。许天熙博士以《论我国的多数决规则与互惠性正义》为题作会议发言。许天熙博士提到,我国立法多数决制度显示出其于当下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困境,根本上是由于作为多数决原则正当性话语基础,功利主义于决策主体一般性道德观念两者存在深刻冲突。在其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代表个人往往是精英人物,较普通人更繁忙,缺乏外部正向激励与惩戒。应到基数制与绝大多数比例的结合不尽合理。在多数决原则的正当性来源于总体性的功利主义中,多数决具有抽象性,必须先探讨产生多数决的决策主体。投票民主观无法达到民主决策,个人偏好与公共偏好无法融合。可以做到的完善措施是,推行实到基数制并提高出席会议的法定人数标准;以互惠性协商来平衡投票权的平等;进一步完善合宪性审查机制,确立立法程序规则的自我审查。六位发言人发言完毕,主持人黄海东律师都作了精彩的总结和点评。

  

   会议的主旨发言部分第三个主题是:法治中国与一般人文秩序。本部分由仙桃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立法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滕锐研究员主持,一共有五位发言人发言。第一位发言人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周大伟教授。周大伟教授以《人类法治文明与中国国情》为题作会议发言。周大伟教授说,我国法治文明的建设与中国的一般人文秩序以及国情息息相关,中国法治发展的渊源在以下三点:①中国的传统文化;②中国的特殊国情;③人类法治文明。最主要的体现于人类法治文明之中。我们所提到的“人类法治文明”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西方国家的经验并非完美无缺,他们自身也不乏反思和批判,但对于很多基本成功定型的制度和技术手段,无疑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我们真正爱中国,真的想“振兴中华”,眼下的最佳表现是加大力度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发展全球范围内的法律规范的趋同化和一体化的法律全球化,谦虚、认真地补足国家近百年里遗漏的功课,争取早日在法律科学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唯有如此,才谈得上在法律文化上对人类有所贡献和创新。第二位发言人是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张镭教授。张镭教授以《存在一种“公共”的法哲学吗?》为题作会议发言。张镭教授认为,公共法哲学的概念问题从李普曼提出公共哲学转向开始,以此为样板,提出法哲学也要转向。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哲学转向公共,法哲学也需要转向公共吗?哲学是解决普遍性问题;法哲学研究对象的本身是公共秩序,讨论公共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样态。构建公共法哲学应当构建方法,产生一套方法论。公共法哲学是试图在法哲学家和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密化关系。公众不需要有法哲学议题,也没办法和公众探讨法哲学议题,因此没有太大必要把公共法哲学独立出来。法哲学、法理学最为关注的应当是人的问题,把人的关怀放在第一位。法哲学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即法律秩序的构建。法哲学应当关注互联网时代人的社会身份。第三位发言人是山东大学法学院魏治勋教授。魏治勋教授以《“自然状态”学说的观念史渊源》为题作会议发言。魏治勋教授认为,自然状态学说的出现是自古希腊以来哲人们所构造的神义论理论体系隐含的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发端是质疑上帝存在之正当性的“伊壁鸠鲁悖论”。为了驳斥“伊壁鸠鲁悖论”并论证神圣秩序的合法性,自奥古斯丁起的神义论就致力消解“上帝之善”与“现世之恶”之间的紧张,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上帝的绝对支配性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由于难以回答现世之恶的正当来源问题,阿奎那开始承认人的自由意志对于恶行的责任,司各特则将恶行归咎于自由意志在行动上的自由选择,近代意义上的自由个人的观念初露端倪。中世纪后期的神学理论最伟大的革命性的变革则出现在奥卡姆的理论创新中,他以其锐利的“奥卡姆剃刀”不仅剃掉了教会的合法性,还把上帝与人都还原到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状态,从而他就确立了“自由意志”、“原子式的个人”的合法地位而被誉为第一个“现代人”。奥卡姆的理论构成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直接思想渊源。自然状态学说的理论伟力在于它是具有必然性逻辑的历史结论,自认具有合法性的现代法治绝不可能建筑于一个偶然的“假设”之上,一切革命性变革都只能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结果。第四位发言人是湖北大学法学院徐梦醒副教授。徐梦醒副教授以《法律论证中反事实思维的适用规则研究》为题作会议发言。徐梦醒副教授认为,反事实思维在法律中的表现,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权衡。她认为,反事实思维是自然而为产生的状态,通常伴随着情绪,影响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判断。最贴近现实的假设,如惋惜、后悔、同情等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决策。她说,我们对本身不会发生的事情要进行评估,司法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判断会不同。结果一样,判断基准不一样。命题真假判断问题,由本来可能发生的现象所得出的判断,需要从论辩规则上进行规定。然而,反事实判断本身的有其局限性,会引起情绪性的反馈;验证难度导致因果偏差;反事实思维有反驳性,需要其他推论对预判进行验证;会有冲突等。所以,反事实思维应该采取的一些规范体系,①假设应该切近实际情形,容易想象; ②确保论证可靠;③立场与己方一致;④避免情绪影响;⑤具有听众认可的恰当性。第五位发言人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万川教授。万川教授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价值观基础》为题作会议发言,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收入分配问题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又是一个法学问题,还是一个哲学问题。收入分配是古今中外尚未解决好的一个实践难题。二、现有收入分配理论,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理论,是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初次分配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为基础,再分配理论以市场失灵论、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为基础,第三次分配理论是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来的。这三次分配的主体不同,三者不在同一个层次。并且,前两次分配的对象都是财富,在财富生产出来之前,还有一个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所有制的分配是分配的首要条件。分配制度如果不能从源头、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开始,就无法达到公平的分配结果。三、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包括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面临的共同任务。不仅如此,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也要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供价值观基础。人文科学的共同研究对象是价值,社会科学的共同研究对象是秩序。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秩序观,价值观决定秩序观,因此,人文科学的地位要高于社会科学。四、我国现阶段把公平和效率作为收入分配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理念,这是需要论证的。实践证明,这种价值理念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国收入分配还存在的巨大的地区差距、群体差距问题。罗尔斯的分配理论是正义。五、把公平作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价值理念,其理论依据在于不可否认和不能回避的人性问题。喜欢占有财富,同时不患寡只患不均,这是人性的特点。但是,还不能说讲效率是人的天性。财富分配不均是人类社会很多矛盾的根源,解决这个问题在全球具有普遍意义。五位发言人发言完毕,主持人滕锐研究员都作了精彩的总结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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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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