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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钰 张遵攀 谢晓涵 巫小玲:探索现代中国的法治秩序之道

——第二届沙湖之畔当代中国法哲学论坛“法治中国境域中的价值、规范与秩序”学术研讨会综述

更新时间:2021-06-16 06:45:57
作者: 陈诗钰   张遵攀   谢晓涵   巫小玲  

   基调发言之后,会议进入主旨发言阶段。主旨发言部分第一个主题是:法治中国的价值基础。本部分由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肖登辉副教授主持,一共有六位发言人。第一位发言人是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李瑜青教授。李瑜青教授以《法治中国特色的三点思考——以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相互关系为切入点》为题,首先以三个问题来引发大家的思考:法治的中国应该怎么制造,路径在哪里?法治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的推进,何以可能?法治在中国的规范的价值,基础在哪?李瑜青教授认为,对法治过于形式化倾向的批判是把握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文化的互动首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应考虑法律如何和经济、政治等融为一体,实现文化的流动。一个国家的法律的自我表达总是具有个性化的特征,是以具有浓烈的地方性知识形式反映的一种社会规则。如此,必然深深地影响着一国法治的存在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相互关系的角度看,治道应以人的主体之善为根本。以强调人的主体之善为基本路径,也许是中国法治在中国文化中流动表现的特殊性之所在。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吕廷君教授。吕廷君教授以《中国法治语境中的“自由”及其意义》为题,简要追溯了自由的两种含义及其主张的实现路径,从这个演变的历史脉络中研究分析自由价值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可能进路。201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里,自由被定位到制度价值的首位,并与平等、公正和法治一起,成为构筑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制度的共同价值。吕廷君教授进一步阐述了,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伯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德沃金的“平等自由观”和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最终落脚于“人民立场的自由”何以可能。人民立场的自由具有消极自由的个人权利属性和积极自由的权力观,且规避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短板。第三位发言人是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谢志浩副教授。谢志浩副教授因事未到会议现场参会,委托曾诚同学代为宣读参会论文,题目是《梁漱溟法治思想初探》。谢志浩副教授在文中说:“梁漱溟先生一生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众所周知,先生为’最后的儒家’。殊不知,梁漱溟先生有着深刻而独到的法治思想,一位著名法学家称之为’儒家宪政主义者’,颇有道理。”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文化有十四个特征,其中一个特征,便是民主、自由和法治之不见形成。梁漱溟先生把民主、自由和法治之不见形成,也算作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可以说颇具卓识。谢志浩副教授认为,魏敦友教授正在接续梁漱溟先生“最后儒家”的道统,同时,发扬梁先生“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风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四位发言人是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朱祖飞律师。朱祖飞律师以《法律移植中的分裂现象及克服》为题,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意识和无意识的和谐,是人类心理健康的内在原因。个人精神领域是由无意识和意识结合而成。人们所作出的决定,往往不是理性意识层面所决定的,多数是由无意识决定的。如果意识是冰山一角,那么无意识就是一片大海,特别是集体无意识。二、法律意识和法律无意识的和谐,是法律制度健康的内在原因。法律制度若不考虑无意识,就会出现法律的精神分裂。三、我国法律意识和无意识分裂的种种表现及原因探析。当下法官违法乱纪问题严重,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多发,立法、司法脱离实际十分常见等现状,就是法律意识和法律无意识分裂的体现。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移植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我国民众的法律无意识,具体表现为对我国法传统和民众法感情缺乏重视。四、法律意识和无意识分裂的克服。法律意识和法律无意识之间要达到和谐状态,就必须尊重广大民众的直觉判断,特别是在个案判断中要尊重陪审员的良知自主判断。“心学法学”就是克服法意识和法无意识分裂的最具有针对性的一门法学理论。第五位发言人是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王勇教授,王勇教授以《人生阅历、知识结构与思想涌现——从李功国先生创立“敦煌法学”看“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为题作会议发言。王勇教授从六个方面来论述这一发言。一、作为“历史智慧老人”的“前见”。王勇教授强调,没有任何前见的理论是不可能的,想象“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同样离不开前见,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作为“历史智慧老人”的“前见”。二、读书、读人与读世——“根据中国”想象“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从李功国先生的人生阅历、知识结构和学术关切中,可以发现先生身上具有“真善美”的可贵禀赋和人格魅力,这或许正是先生能够率先发现“敦煌法学”的原因所在。作为敦煌法学的主创人和倡议人,李功国先生的理论视野和学术关怀,或与“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之间有着高度的契合之处,理解了“敦煌法学”,也就理解了“以中国为根据”,因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想象“法治中国”。三、从敦煌法学看法治中国之“真”。法治中国之真,是农牧文明底色之真,是“四时月令”之真,是作为“法自然”的真,提示着“先予后取”的世界第一低熵文明即生态文明的初心,是天人合一的主体性、自觉性法文化意象。四、从敦煌法学看法治中国之“善”。敦煌法学中的“善治”,与法治中国的“善治”价值是一脉相承的。敦煌法学中的“善治”,其实是儒家“家身国”共同体文化之善的集中体现。五、从敦煌法学看法治中国之“美”。从敦煌 “法美学”中,我们能够找回“美”的神圣、崇高、大爱等原生性含义,而这正是“法治中国”之全民守法和“信仰人民”最为浓厚的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心理基础。六、自然中国、共和中国与人民中国——法治中国的主体意象。主体维度的“法治中国”是自然中国、共和中国(家和中国)和人民中国统一,是本真中国、善治中国和大美中国的统一。敦煌法学是典型的真善美学,具有丰厚的法理学、法哲学和法美学的知识叠层和递进资源,为主体性法治中国的建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法学滋养。第六位发言人是常州大学法学院张建副教授。张建副教授以《论审美旨趣范导法律秩序》为题作会议发言。张建副教授首先从现实地、理论地、法治三个视角来展开探讨审美旨趣与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性;进而从农业时代的法律秩序来具体阐述法律秩序的内在追求价值,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旨在以伦理本位为追求的法律秩序开始解体,则被工业时代的法律秩序的内在价值追求所替代。从发展角度看,现代性所内含的价值承诺越来越落空和艰难。在后工业时代,如何重新整合社会,弥补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成为法律秩序所需要关心和回应的问题。因此,智能时代的法律秩序登上舞台。张建副教授认为,作为具体个体利益、纯粹、无功利的审美可以作为智能时代法律秩序内在追求的价值。这可以打破身份、族群、阶层等诸多分类符号的限制,重新整合不同阶层,实现构建新的公共性的目的。六位发言人发言完毕,主持人肖登辉副教授都作了精彩的总结和点评。

  

  

会议的主旨发言部分第二个主题是:法治中国的规范结构。本部分由广西精一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黄海东律师主持,一共有六位发言人发言。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南大学法学院彭中礼教授。彭中礼教授以《司法过程中的事实解释》为题作会议发言,把法律事实的解释放在规范当中,把事实解释从法律的解释中拉出来,并对事实解释的概念、类型加以说明。彭中礼教授认为,一是事实解释需要正当理由,可以从内部视角、外部视角和心理学角度这三个维度来回答;二是对事实解释需要理解事实结构,可以从事实的有限规则、事实位阶、从不同类型的事实需要来解释;三是事实解释需要多元的方法,可以从文本挖掘、事实互证、事实推论、诉诸直觉等四种方法来进行事实解释的判断。第二位发言人是南开大学法学院王彬副教授。王彬副教授以《再论法学对本体论解释学的继受——兼评谢晖先生的解释学方法》为题作会议发言。王彬副教授认为,解释学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哲学,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解释学转向。解释学转向为法学研究带来了丰富的资源。王彬副教授从以下三点来阐述其观点。一、现代解释学可称为本体论解释学,强调解释活动的创造性,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在循环中不断实现的历史过程。但在法律解释中,理解的创造性又影响着法治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后现代法学推进到了解释主义,将法治变成了完全不确定的东西。二、解释学对法学只有启迪性意义,不是原搬照抄,我们要保有谨慎的态度。其有意义的地方是实践理性的恢复,避免陷入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解释学确定了解释时方法规则的界限。但缺陷是解释学无法摆脱“前见”的影响,法律解释学无法区分法官的前见是否合法。三、解释学与分析学的方法需要互相补充,在操作性上,运用分析学更合适。法律领域是人文社科的领域,与科学有所不同之处在于,方法与本体不能割裂;但也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找到其确定性。由此,我们才能建立人文科学的方法。第三位发言人是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淡乐蓉教授。淡乐蓉教授以《法治中国视阈的西北藏区一般人文秩序》为题作会议发言。淡乐蓉教授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会议发言。一、西北藏区一般人文秩序与内地一般人文秩序的异同。内地主要采取儒家经义教育,如庭训方式等,解释儒家经典。藏区的教育文化被寺庙掌握,藏民听从神职人员的教育。在个人修为上,汉人讲求儒家的修齐治平;藏区重视的是为来世积累功德。在经济上、个人精力上做出很大的牺牲来体现对佛陀的忠心,甚至做出极端行为。最终目标是像佛陀一样超脱“六道轮回”。二、西北藏区一般人文秩序对构建法治中国愿景的可能贡献和困境。贡献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法律具有同构性,藏区对于偷盗等行为也有相应的惩罚。困难主要表现在,西北藏区与内地在民族、文化、规则、国家认同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民众自我沉溺严重,听信活佛宣讲,也容易听信谣言。三、整合和重构法治中国视阈下西北藏区一般人文秩序的思考。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解决:①文化宣传;②重视藏语,用藏语进行文化宣传;③普法学习;④改变形式,不能完全依赖宗教人士进行宣传学习;⑤利用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对话进行文化传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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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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