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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庆杰: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正确经济发展路径的溯源与选择

更新时间:2021-06-15 22:27:25
作者: 夏庆杰 (进入专栏)  
只有有广大中底层大众参与的纺织等轻工业的工业化才能实现大规模快速减贫,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只有最底层广大民众可以参与的工业化才能是成功的工业化。

  

四、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核心因素


   (一)关于史前中国国家形成根源的猜想

  

   霍布斯[17]说,人与人争斗带来的安全感缺乏,使得人们愿意让渡权力给国王的统治,以换取和平与安全。在以氏族为基础的部落形成过程中,史前中国也许也是如此。然而,史前中国面临的另一个致命的安全威胁就是黄河长江周期性的水患。史前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定居的农耕文明。我们无法知道史前中国什么时期进入农耕文明,但是在夏商之前中国黄河两岸的居民已经从事农业耕作。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定居,而不像游牧部落那样逐水草而牧。黄河中游两岸气候温暖、水丰田沃,适于农业耕种和定居。然而,每隔几年黄河就周期性出现洪水泛滥。这是黄河中游两岸农耕部落的首要安全隐患。此外,黄河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居住在河流两岸的任何部落都无法单独抗洪,木桶原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每隔三年五年的周期性洪水泛滥、以及由此造成的大批生命和财产损失,使各部落首领和居民缓慢地被迫放弃自己的局部利益、联合起来共同治理洪水灾害。另外,抗洪和从整个河流角度治理水患还要求有一个大家认同的中心权力机构统一指挥和部署。因而,治理水患在要求各部落首领和成员放弃各自的局部利益之外,还要求他们把治理洪水的权力让渡给各部落的联合中央权力机构。

   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也必定是不均衡的。换句话说,黄河中游两岸的各部落的规模和力量有很大差异,少数部落在向国家形态进化的过程中可能更为先进,有较为强大的中央机构和军队、经济也较为发达,在治理黄河水患上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手段。因而,在水患来临之际,这个强大部落能够有组织结构和力量帮助那些弱小部落。各部落的权力让渡过程可能和治水过程相融合。而且在集中权力过程和治理水患过程中,各部落精英和成员的融合程度也不断提高,联合中央权力机构以及国家形态的权力机构(军队、税赋、司法)的建设也慢慢得到完善。在大规模治理河流和水患的过程中,也会带来在建筑、选材、建筑工具、建筑技术、食物供应和后勤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和组织能力进步。于此同时,也会锤炼出干部队伍和领导人才。这对统一国家的形成将有巨大裨益。总之,对抗洪水和治理水患的过程不断催生了史前中国的统一国家形成。

   在黄河、长江及其他河流的周期性泛滥之外,北方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入侵也是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定居农耕居民面临的另一个首要安全威胁。抵抗入侵需要有组织、有后勤的常备军队。因而,抵抗入侵会促进史前中国的军队、指挥体制、指挥才能、军事理论、军事组织体系的发展和进步。周期性的水患和北方游牧部落的周期性入侵,不断强化每个部落、每个地区乃至所有人的集体意识:任何一个部落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强大中心政权和联合起来,才能治理好黄河和长江,才能有效抗击北方游牧部落的侵略。在治理水患和抗击北方游牧部落入侵的历史过程中,夏商之前的古代中国各部落精英和成员也不断意识到:各部落的共同利益大于各自局部利益,或者说各部落拥有共同的天下。形成统一国家和中央政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形成联合中央政权机构和统一国家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统一和分裂的不断斗争,也会出现中央政权机构的不断垮塌和不断重建。每一次的垮塌和每一次的重建可能会不断强化天下和统一国家的理念。

   一旦各部落联合中央权力机构及其军队、税赋、司法体制形成之后,这个中央政权也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统一调用军力、民力治水和抵抗入侵,促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乃至贸易、货币发行、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形成,维护社会治安,用强力手段平息反抗中央政权的任何企图和行动。此外,中央政权还可以用官职、爵位、分封机制安排各部落精英和领导人,从而使中央政权得到各部落精英的拥护而强化中央政权。最后,史前中国和夏商中国中央政权的形成和强大会吸引周边部落不断融入中国、或者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对史前中国和夏商中国的发展和稳定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历史中国及其影响

  

   每隔一两年就发生的治理大江大河需要和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掠夺的常年压力造就了中国自西周以来的大部时间里的统一状态。[18]两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依靠公元前四世纪中期秦孝公和商鞅通过商鞅变法创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政治经济体制再次统一了中国。在自秦以来200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民族也依靠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以及后来逐渐完善的科举制保持了统一国家状态,也在清朝以前的大部分历史时间里保持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国际领先地位。可以说,中国早在秦朝就建立了现代国家政府治理制度,如实施郡县制、普遍兵役制、常备军体制、统一税制、统一文字度量衡,在吏治上消除世袭制、任用贤能。[19]

   实际上,如钱穆所说,秦汉以来至清朝,中国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而是皇帝和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共同治理的社会了,因为没有了贵族,没有了世袭制(皇帝除外)。[20]西汉时,为了选拔有识之士,汉武帝下令各地行政长官举孝廉到中央加以培训,通过考试从中再选拔人才去做官。后来由于举孝廉被东汉时期的门阀所把持,因而在隋唐时期逐渐开创了官员任用上的科举制。科举选拔制使得出身寒门的贤能之士也可以出任政府高官。也可以说秦汉以来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制度是一种包容性或者说开放性的制度,即消除世袭制、为出身寒门的贤能之士出任国家重要职位开启了顺畅的通道,从而大大提升了国家治理水平。通过科举制而成为入仕的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的官位传给下一代,也不断有通过苦读而获得功名的知识分子不断加入到政府官员队伍中。因而士大夫阶层是流动的,换句话说从秦汉至清朝的社会流动性很强,社会阶层没有固化,政府不断把一代一代的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中来。皇权的合法性通过把社会精英纳入体制内得到改善和提高。[21]秦汉以来不断形成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先进而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即使外族统治中国的时期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后周、清朝也不得不采用中国原有的国家治理体制和理念。

   秦汉以来,中国历朝历代也注意限制各类具有经济实力的豪强的产生和存在。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实施土地国有制和授田制,因军功赐爵赐田,但田地不能成为私产传给子孙,被赐田的人死后其田地收回国有,土地不能买卖。[22]西汉是土地私有制,地主门阀并起,因而王莽托复古井田制而改变大地主门阀把持国家经济政治的局面,即所谓王莽新政。但是王莽新政和皇帝王莽由于遭到西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抵制和反抗而快速灭亡;到了东汉依然是土地私有制,大地主门阀把持国家政权。[23]以致东汉后中国有约四百年处于分裂状态。两晋南北朝后期,北魏皇帝拓跋宏(元宏)实施土地国有制,进而实施授田制,按家庭劳动力和人口数量分配土地,兵丁户集中到一起居住和授田且免赋税,从而建立府兵制。隋唐基本维持授田制和府兵制。后来一直到明朝府兵制度基本保持不变。尽管唐朝以后,在很多时候是土地私有制,但是各朝各代始终防止大地主门阀的出现。南北朝时代的北魏、隋唐都实施土地国有制,主要目的是防止大地主门阀控制国家政权的恶果。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和执政机制是否有序稳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产生机制是否能够不断把社会精英吸纳进体制;税收是否能够源源不断征收到国家手中;兵源是否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皇帝位置的血统继承制不过是提供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比较稳健的产生机制,这在政党推举最高领导人机制形成以前,避免了众多人竞争最高领导人而带来的动乱。在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下,有较高的包容性和社会各阶层向上流动的机制,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根据军功晋升制取代了贵族世袭军官制、两汉的举孝廉、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等给了精英进入体制的上升通道,从而为千家万户的普罗大众提供了希望,精英们“早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得以实现。从经济体制上看,北魏、隋、唐、乃至明朝,大都实施土地国有制和授田制,农户分为军户和民户,军户出兵但不交税(木兰从军中的木兰家就是军户,必须出兵),民户交粮但是不用出兵,从而保证了源源不断的税收和兵源。秦汉以来至明清不断形成和完善的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制实现了政府官员任用上的包容,即通过两汉时期的察举制、隋唐以后的科举制任用贤能,从而实现了国家的有效治理。而纵观十七世纪以前的其他国家,它们没有中国这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要么是封建制(英法德等)、要么是农奴制(俄国)、要么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兵役制(奥斯曼帝国把其他族的男孩强制征过来,集体抚养、教育,强制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培养成武士和政府官员。再从高加索地区强征女孩,强制皈依伊斯兰教,并让这些女孩和男孩长大后结婚。把孩子和家庭永远分离,不符合人性)。中国自秦汉到明清不断形成的治理模式更多是为适应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产生的,也基本适应了小农经济存在的需要。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或称郡县制是生产关系适应了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Acemoglu提出了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包容”理念,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生产关系要能够包容生产力的变化。[24]

  

   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世界各国处于两千多年一遇的大变革时代,这个变革就是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欧美日等国家被称为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具有较为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能够生产工农业、交通通讯、化工、国防等需要的各种先进产品,政治稳定、政府治理能力较高,其国民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因为实现了工业化,他们的国家、政治体制、文化甚至人种都被认为是高人一等的。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了打开落后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材料、土地和廉价劳动力,对落后发展中国家实施炮舰政策、野蛮侵略、掠夺和奴役。

   在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没有能够成功工业化的主要帝国如大清帝国、欧亚大国沙皇俄国、横跨欧亚北非的奥斯曼帝国相继在二十世纪初轰然崩塌。中国清朝时期和后来的民国时期都没有成功实现工业化而停滞在农业社会、愚昧落后。因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约100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被欧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压榨、掠夺、侵略和奴役的状态。这个事实也说明皇帝治下的王朝政治已经很难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了,软弱涣散的国民党政权也是如此。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需要具有高度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纪律严明的强有力的政党领导。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列宁创建的共产党组织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制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了1921-1936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1945-1949年的解放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站立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

   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探索出来的国家治理经验和社会理念(秦汉以来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即郡县制、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意思形态体系等),不仅为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而且中国大多数民众就以上国家治理模式问题也逐渐形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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