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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

更新时间:2021-06-12 17:13:59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演说在晚清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1899年,梁启超接受日人犬养毅的建议,将学校、报章、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而且,基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梁启超认定中国“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1]。此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

  

   那些广场上的演说,以及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不仅仅是政治、社会、学术、文化活动,也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将集中讨论以下问题:一、作为“声音”的演说;二、“演说学”之传入;三、演说的定义与溯源;四、分类、技术及姿态;五、无边的“国事”及“有声的文学”。

  

   一、作为“声音”的演说

  

   读书人大都记得明人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其实,同样“声声入耳”的,还有歌声笑声呐喊声、枪声炮声军号声。舞台上、书斋里、都市中,以及乡村、厂矿、庙宇、战场等,构成诸多令人难忘场景的,除了图像,还有那些值得永远回味的“声音”。这声音,包括自然的、人文的、历史的、审美的,几乎贯串整部人类文明史。

  

   以中国文学史为例,刚刚念过“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小雅·鹿鸣》);又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木兰辞》)。可以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也可以是余音绕梁的“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白居易《琵琶行》)。记得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转眼间又是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进入现代社会,则有“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李叔同《送别》),以及撼人心魄的“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光未然词、洗星海曲《黄河大合唱》)。只可惜,这些诗词所描述的“声音”,不同于“文字”或“图像”,基本上随风飘逝,人们只能在回忆中倾听。

  

   留声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声音照样可以穿越时空。去年初夏,我参观美国纽约长岛的惠特曼(1819—1892)故居,那里正为诗人诞辰两百周年举行特展,展品包括第一代留声机以及惠特曼朗读《草叶集》中的半首诗(“平等的女儿、平等的儿子们的中心/让大家,成年和未成年的,年轻和年老的,同样被关爱包围着”),因那时的仪器只能录三十秒。1878年,留声机一词开始出现在美国报刊上,而爱迪生说话留声机公司也于同年成立。此后,保存/聆听先贤的声音,或欣赏远在天边的音乐会,逐渐变得轻而易举。记得十八年前我第一次参观大英图书馆,在那里倾听若干现代作家的声音,感觉很震撼。两年前,大英图书馆举办“聆听:140年的声音”的展览,呈现自留声机发明以来各种有历史/审美意义的声音,从音乐到演说到自然界,总计7个小时100种。如今,国际上各大图书馆已不仅仅收藏文字与图像,同样热衷于收藏声音。

  

   比起收藏留声机或唱片,关注广播或戏曲,记录各种“市声”,并将声音作为研究对象认真对待,时间上要晚很多。“声音”到底该如何“研究”,每个人立场不同,尽可各行其是。我倾向于文化史,而不太关心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争论[2]。课堂上,我曾极力推荐米歇尔·希翁著、张艾弓译《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阿兰·科尔班著、王斌译《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以及容世诚著《粤韵留声——唱片工业与广东曲艺(1903—1953)》(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6)。此三书虽有音乐学、宗教史、文化工业的差异,但都是在原先学科的视野上延伸,且有物质文化作为根基,故显得比较稳妥、踏实。至于文学研究者本就关注的学堂乐歌、国语运动、读诗会、口传性与书写性的张力等[3],这些年更是有很好的推进。另外,我对晚清唱片业及速记法的传入、无锡国专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三十年代朗诵诗运动的兴起、抗战中笳吹弦诵遍神州的大学校歌、文革中遍及城乡的高音喇叭、九十年代的古诗文诵读工程、世纪末崛起的未名湖诗歌节等具体而微的兼及制度、思潮、技术及审美的“声音”感兴趣。

  

   除文学史及学术史,我曾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四个角度,拓展“现代中国研究”[4]。从声音入手,谈论晚清以降的启蒙事业,可做的事情很多。我之所以专注于“演说”,除梁启超的“传播文明三利器”,更受鲁迅《无声的中国》的影响——后者在提倡白话文时,用了个形象的比喻:此乃“有声的中国”与“无声的中国”的对决[5]。接着梁启超、鲁迅的“话头”,我试图将“三利器”与“有声的中国”相勾连,阐述晚清以降的“演说”怎样深刻影响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演说可以是政治宣传,可以是社会动员,也可以是思想启蒙或学术普及——表面上只是演说内容的差异,实际上牵涉到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身段、听众反应以及传播效果等。此前我曾主编“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并撰写了若干专业论文。这一回希望深入技术层面,考察晚清以降的“演说”,是如何被鼓动及训练出来的。

  

   梁启超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第一号上,有“学生某”的《东京新感情》,其中“最得意二十一条”,包括“听朋侪演说,最得意”;“一动笔,一开口,觉新异议论、新异名词满肚,最得意”;“自由、民权等议论,倡言无碍,最得意”;“痛骂官场,最得意”等,很能显示那个时代的新风气。言论尺度有宽有窄,但关心国事的演说,戊戌后逐渐蔚然成风。从可以肆无忌惮谩骂清廷的日本东京,到天子脚下说话不能不多有禁忌的帝都北京,到处都留下了演说家矫健的身影。与此相适应,报章上也多有关于演说的报道,以及诸多成文的演说稿。

  

   敏感的小说家自然不甘落后,晚清小说中多有关于演说的描写。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借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驰骋想像:六十年后,中国人在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庆典,同时在上海开大博览会,不只展览商务、工艺,而且演示学问、宗教。“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6]借助于演说,“西学”迅速“东渐”,“群治”得以“改良”,这点没有人怀疑,只是对当下国人的演说水平,小说家大都不敢恭维。若李伯元《文明小史》(商务印书馆,1906)第二十回“演说坛忽生争竞,热闹场且赋归来”、吴蒙《学究新谈》(商务印书馆,1908)第二十七回“言语科独标新义,捐助款具见热心”、吴趼人《上海游骖录》(群学社,1908)第十回“因米贵牵连谈立宪,急避祸匆促走东洋”等,都对作为都市新景观的“演说”抱热讽冷嘲的态度[7]。

  

   正面描写演说场中的“声音”,以及讲者与听众如何互动,还有由演说引出的时代风云和人生百态,当时的报章(包括画报)[8],都曾做了很大努力。若想推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我选择吴趼人《新石头记》第十七回“味莼园两番演说,长发栈一夕清谈”:

  

   看官,须知这张园是宴游之地,人人可来,所以有许多冶游浪子与及马夫、妓女,都跑了进来,有些人还当是讲耶稣呢。笑言杂沓,那里还听得出来?只见一个扮外国装的,忽的一声,跳上台去,扬着手中的木杆儿,大声说道:“今日在这里是议事,不是谈笑!奉劝你们静点,不要在这个文明会场上,做出那野蛮举动出来。”说罢,忽的一声,又跳了下去。宝玉细认这个人时,却就是前回那黄黄脸儿的后生。见了他今天的装扮,方才知道他头回并非是在热丧里,是要留长了短头发,好剪那长头发的意思。以后又陆续有人上去说,可奈总听不清楚。宝玉不耐烦,正想走开,忽然听得一阵拍掌之声,连忙抬头看时,只见台上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宝玉吃了一惊,暗想:“近来居然有这种女子,真是难得!”因侧着耳朵去听,只听他说道:“一个人,生在一个国里面,就同头发生在头上一般。一个人要办起一国的大事来,自然办不到。就如拿着一根头发,要提起一个人来,那里提得起呢。要是整把头发拿在手里,自然就可以把一个人提起来了。所以要办一国的大事,也必得要合了全国四百兆人同心办去,那里有办不来的事!”众人听了一齐拍手以后人声更加嘈杂,竟然听不出了。说了一会下去,忽然又走上一个和尚来。宝玉暗想:“这个和尚一定有点妙谛,要说的天花乱坠的了。”留心要听时,无奈那些人见上去了一个和尚,都在那里惊奇道怪,甚至有捧腹狂笑的,那里还听得出一个字来。那和尚说完了,合十打了个问讯,便下去了。以后忽然上去一人,吼声如雷的大喊起来。看他满脸怒容,一面说一面拍桌子,就和骂人一般。把桌上的一个茶碗,也拍翻了,几乎把那桌子也拍了下来。旁边走过两个人,一人一面把桌子扶住了。他益发拍的利害。这个人的声音大,应该听的清楚了,谁知他声音大时,底下吵的声音也跟着他大了,仍是听不出来。这个人喊嚷过了,便有一个人上去,举起一只手道:“演说已毕。”于是众人纷纷散去,也有许多围在那签名处的。[9]

  

   比起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提及张园演说,“也有讲得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演二三十分钟的,也有讲四五句便跑下来的”[10],相对来说,吴趼人的描写更精微——虽也略带讥讽,但笔下多有温情。这与他本人热心演说,但又感叹国人演说能力欠佳大有关系。1901年3月24日,吴趼人参加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张园举行的第二次反对“俄约”的集会并发表演说,演说稿刊两天后的《中外日报》;1905年7月,吴趼人辞汉口《楚报》之职归沪,又积极参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并多次发表演说[11]。关于后者,吴趼人曾借为周桂笙《新庵译屑·演说》撰写评语,表达观感:

  

   乙巳六月以后,抵制美约事起,各社会之演说者无虚日。试往聆之,则今日之演说于此者,明日复演说于彼,屡易其地,而词无二致,如移置留声器然。[12]

  

   一句话,演说确实很重要,但国人还没掌握好此传播文明之利器。

  

   1904年9月发行的《白话》杂志第一期上,刊有秋瑾的《演说的好处》,谈及为何成立演说练习会:

  

   我国把演说看得很轻,以为口里说说,有什么大不了,何必是要去练习他;到了演说的地方,当作家常话,随便说说,无关正事,不足动人,这还可以算得演说么?然却怪不得,都因为从前不曾练习的缘故。[13]

  

   公众场合的演说,并非照搬家常聊天或友朋对话,而是包含某种特殊技巧,而这需要专门训练。据黄炎培追忆,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元培就着意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引领他们“成立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理由是“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14]。

  

上述周桂笙《演说》一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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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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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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