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冯焕珍:大学应当提供什么样的人文教育

更新时间:2021-06-12 14:47:39
作者: 冯焕珍 (进入专栏)  

   大学应当提供什么样的人文教育

   ——从《大学人文读本》之旨趣谈起

   一、引言

   大学,作为养成人才、传承文明的精神家园,其重要性殆无庸置疑。虽然这个精神家园究竟应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和内涵,她在社会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她所养成的人才究竟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质素和能力等等问题,迄今依旧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大学无一例外都特别注重人文素养的蕴涵。如果我们将大学比喻为一个人,那么不妨这样说:一所大学是否具有人文内涵,就像一个人是否具有教养,其魅力自不可同日而语;而一所大学之人文内涵是深厚还肤薄,亦如一个人之教养是高雅还是粗劣,其形象相差同样不可以道理计。一句话,大学必涵泳于人文之渊薮,而究心于知识之高地,方堪成为人类的良心,此所以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基于此,我首先要至诚赞叹夏中义先生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以下简称《读本》)[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上、中、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了。中国的大学虽然古已有之,[荀子三为祭酒的先秦“稷下学宫”就可称为我国最古老的官办高等学府,(参白奚:《稷下学研究》,第6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而汉代则已用“太学”(“太”即“大”)一名称呼我国当时的最高学府。]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的生命历程仅百余年而已。[1895年由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我国的现代大学主要是依德国十九世纪以来的大学理念创办的,故特别注重其“发展知识”的功能。虽然,像20世纪初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抗战之际的西南联大等大学等高等学府,在人文素养深博的蔡元培(1868——1940)、梅贻奇()等教育家的主持下,仍能人文教育与专门教育并重,将治下的大学建设成国人精神的灯塔,培养出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大家。但此后,大学的人文内涵却先后被两个方面的力量持续不断地加以剥落。先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想驱使下,大学中举凡具有人文因素的东西都成为封资修的余孽而被扫荡殆尽,大多数在大学中从事文史哲教学工作的教师甚至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当国人好容易从精神革命的战场败下阵来,睁眼看到的却是百孔千疮、百废待举的国家,于是我们不得不迅速跳进市场经济的大海以求自存和发展。这样,本来亟待充实人文内涵的大学非但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反而立刻变成了以向社会输送其所需人才为主要办学目的的培训中心,或教育家所称的“服务站”了。[我并不反对大学具有社会“服务站”的功能,所反对者是大学像时装表演台一样随时尚进退。]至此,我国大学的人文内涵被剥落净尽,而所谓大学人文精神也彻底衰落了。此时此刻,夏中义等先生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编辑此书,的确独具慧眼。

   夏中义先生在《读本》的《总序》中论及编辑该书旨趣时说:“若着眼于建设性,《读本》旨在为当下中国大学生的‘精神成人’提供优质的思想资源;若着眼于补尝性,则无庸讳言,中国高校人文教育缺失久矣”,[《读本》上册《人与自我》,第1页。]“《读本》是在尝试‘大人文视野’整合”。[前揭书,第4页。]这样的努力即使不能誉为春风化雨,也可称为雪中送炭。首先,这一事业已将前几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从书斋中延伸出来,真正化为一种种亲切的、切实可行的文化实践;其次,这种文化实践又促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大学的追求不仅仅满足于充当社会职业的“服务站”,如果中国的大学要将自己建设为社会良心和精神灯塔,究竟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人文教育?

   二、人文和人文教育

   何为人文?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因为它基于对人与文本身的理解,而古今中外关于人的定义不知凡几,真是言人人殊。本来不应该卷进来饶舌,但因本文主要讨论人文教育,势所不免,于是,我就从我国古人的相关理解入手,再结合当今人们熟知的人文主义思想,加以简要论述。

   人,就其生物学意义而言,实在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列子·皇帝》就说:“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食者,谓之人。”而当我们过此以观人时,就与“文”密不可分了。“文”,最初指文身的行为,所谓“文,错画也”(许慎:《说文解字》)。朱芳圃先生说:“文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前丿、、……即刻画之文饰也。”[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卷中,此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32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胸前”《诂林》误写作“胸即”。]盖先民们与我们一样有美善的追求,或因觉人人赤身裸体实在既单调乏味,又不雅观,故“剪发文身,错臂左衽”(司马迁:《史记·越世家》),[颜师古注:“错臂亦文身,谓以丹青错划其臂。”]以为装饰。[装饰本身就是文的古义之一,《广雅·释诂二》云:“文,饰也。”]由之引申,则一切能增加人之美善的礼乐制度皆可称为“文”,郑玄()注《礼记·乐记》“以进为文”一语中的文字时即说:“犹美也,善也。”而人在文的装扮下,就从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天地间最为美善的动物:“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

   经过上述简单考察,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古人关于“人文”的定义了。《易经·贲卦》爻辞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义谓人文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所依靠的美善装饰,人类只有依赖人文才能成为文明的人。

   为何人文可助人走向文明呢?在古人看来,根本原因在于人文乃是天道之体现,朱熹说:“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朱熹:《论语·子罕注》)天道乃是天然的道理,即宇宙人生的究竟真理,而礼乐制度(这里的礼乐制度实际上包括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则是此一究竟真理在人类社会的体现。这么说,礼乐制度之美善根植于天道之真,只有本于天道的礼乐制度才可以称为人文。这样的人文是广义的人文,它涵盖了今天人们习知的人文、社会和科学三大类知识。

   天道不变,但“化成天下”的人文的内涵代有不同,原因在于人们对天道的认识难以穷尽,人对它的觉解增加一分,则从它那里获得的人文内涵就深厚一分。处于今天,反观我们古人的人文遗产,最值得注意者有如下几端:(一)以万物平等为最高真实的真理观;[今人每将儒家之“天人合一”、道家之“万物与我为一”和佛家的“万法一如”等思想视为一种境界,其实这是对三家思想的莫大误解,殊不知在儒、道、佛三家思想系统中,这些句子恰恰是对真实的陈述,而不是对境界的描述。或问:一般人何以不能见此真实?答:因为这是需要人变化气质之后才能看到的真理,而一般人所说真理是由人的五官直接感觉得的真理。](二)以动态的、过程的(非结构的)、辩证的(非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为主的思维方式;(三)在此基础上开展出来的宗教、哲学、伦理学、美学、艺术和科学(如中医学)的思想系统。

   西方的“人文”一开始并不是指我们称为人文主义的思潮,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就说:“‘人文主义’一词本身不论在古代世界或者文艺复兴时期都还没有出现。它是迟至1808年才由一个德国教育家F.J.尼特哈麦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最初用德文humanismus杜撰的,后来由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首先用于文艺复兴。”[(英)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人文”在文艺复兴时期指的传授与经院哲学和神学不同的学问的教师及其传授的学问,“他们所教的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名称是studiahumanitatis,,我们译为‘thehumanities’(人文学),在十五世纪指的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这一套科目。”[前揭书,第6页。]其目的则在反对神学、肯定人学,贬斥神性、张扬人性。后来,神学以及垄断神学解释权的教会在人文思想的反抗下归于衰落,人文思想就一变而成为充满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所谓人文主义。[据布洛克研究,人文主义有以下三个特点:一、“人文主义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它的确认为,这是所有男女可以依据的唯一东西,这是对蒙田的‘我是谁’问题的唯一答复”;二、“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三、“它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它一方面认为,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或者性的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作辩解”。(布洛克前揭书,第233-235页。)从这三个特点中,我们看不到人文主义具有丝毫重视其他生命的价值的痕迹,更不用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传统中人文学的内涵也是随着人对宇宙人生的真理和价值之认识的不断加深而不断丰富的。到今天,经过几代人对人文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弊端的反省,已大大扩展其内涵,远非传统的人文主义所能涵盖。这主要表现在对健康宗教的接纳和对生态价值的尊重。关于前一方面,还是布洛克阐述得简明扼要,他基于西方语境说:“在我看来,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不仅不同尼布尔的基督教西安市主义、施维策尔的‘尊重生命’和布伯尔的‘我和你’这三种非常不同的宗教哲学是完全相容的,而且是它们的必要成分。我认为任何形式的人文主义若与相信宇宙存在一个比我们自己伟大的力量并可以指望它给我们帮助这一信仰相结合,我们的处境就会比——用伯特朗·罗素的话来说——听任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杂一个冷漠或敌意的宇宙中保持这些价值观这样的处境要强得多。”[布洛克前揭书,第248页。]而关于后一方面,我们在环境伦理学家那里得到了最好的答案:“不论是逻辑、公正、仁慈,还是生物学、生态学、心理学、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宗教或其他理论都不允许我们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划定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不允许我们把所有的道德关心都给予人而丝毫都不给予非人类存在物,尽管它们允许我们有区别地对待人,就像它们要求我们有区别地对待非人类动物那样。我们从人的优越性中推导出来的不仅仅是特权,还有责任。说人体现了最高层次的价值,这也就是在高度评价文化之善,就是把人评价为宏观宇宙中的微观宇宙。在这个独特的地球上,人所拥有的是一种与其环境相适应的独特性。只有当人认识到,他不是价值的惟一聚集地(locus)时,他才能使自己成为价值觉醒的最高表现。”[(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第10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在这种新的人文理念下,传统人文主义所张扬的理性以及自由、平等、民主等人文价值都需要得到重新理解。

   无疑,我们谈论的大学人文教育意义上的人文,其内涵自然来自学科明确分化之后的西方,其范围仅仅指人文、社会和科学三类知识中的第一类知识,类似于中国传统人文的礼乐文化。这样的人文,旨在型塑人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意义和价值的觉解,人的丰厚蕴涵、独特自我、高尚人格、高雅品德,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良性关系。

因此,我以为所谓人文教育就是以古今中外一切经典人文遗产作为教育内容,以培养上述意义上的人为教育目的的教育。这种教育与时下方兴未艾的素质教育有所不同,而类似19世纪英国学者纽曼所谓“博雅教育”。[参JohnH.CardinalNewman,TheIdeaofaUniversity,N.Y.:ImagesBooks,1959.]关于两者的差异,金耀基先生有过言简意赅的归纳:“博雅教育是相对于职业或实用教育而言,其目的在培育‘统一的人格’(unifiedpersonality);而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其目的在达到‘统一的知识’(unifiedbodyofknowledge)。”[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98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