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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靖怡 席云舒:胡适、陈受颐往来书信考释

更新时间:2021-06-11 10:16:26
作者: 赵靖怡   席云舒  
无怪乎几经改革犹如隔靴搔痒。[20]但是,指责赖、区两位太史以及后来的几位“秀才讲师”,认为他们“把持”文学院、抵制变革,却有失公正。身为晚清进士,他们能够主动改革,最后甚至取消了经学科目,这份改革诚意无可置疑。只是当时香港、广东的大学跟北京大学的改革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改革者又如何能做出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决策呢?

   1933年,香港大学仰慕北方教育改革的成绩,决定北上“取经”。香港大学副校长William Hornell等人途径上海,首先问取了林语堂的意见,后又请林氏从中介绍,希望与胡适面谈此事。1933年11月4日林语堂致信胡适:“香港大学副校长Sir William Hornell此次北上,特来邀请一位精通国学之人为该校中文系主任,据闻待遇设备均甚佳。在沪时到弟宅商量,弟告以朱自清、陆侃如二位均合式。兹依氏之命,特为函绍介于先生,一切详情面谈可也。”此信手稿一同收藏在洪诺德图书馆的“陈受颐档案”中。

   一周后,11月12日,胡适终于与William Hornell会面,详谈了港大中文系改革的困难。为助港大中文系谋革新出路,胡适首先想到的帮手,就是广东人陈受颐。当夜,胡适即写信给陈受颐:

   受颐先生:

   今夜会见香港大学副校长Sir William Hornell。他说,他们登报聘的中文教授,至今未聘定。周辨明并未聘任。他甚盼寻得相当之人。我对他说,此事最好与你商量,因为你熟悉港粤方面的需要,又在北方两年,深知北方或南方有何人可聘。他甚盼能和你一谈。他住在福开森家中(崇文门内,喜雀胡同三号),你何时有暇,能否给我一个电话,我可以通知他?

   他是三次南下。[21]

   我看,此地最好是先请一位广东学者,如容肇祖或陈序经或容希白。此地薪俸每年£850,有房子住;又可用三人相助。

   但他们希望能通英文英语者,可出席于University Senate, to defend the Department and fight for its budget. 二容君似皆不行?

适之

廿二,十一,十二夜[22]

   此信手稿出自“陈受颐档案”,也被收录进《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中。据此信可知,香港大学为聘“相当之人”主持中文系,派出副校长自香江北上,沿途不仅拜访上海等地的学者,还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启事,待遇也颇优厚。这样郑重地一路走一路找,一直到了北京也未聘定。何以这样困难呢?不得不说,香港大学提出的要求确实不低,“相当之人”至少要达到这几条标准:精通国学,林语堂已在信中提及;南方人,最好是广东人,可通粤语,便于教学;擅长英文英语,[23]不仅利于翻译课教学,而且可以在校级会议上为中文学院争取经费,还要擅长行政管理。

   但既然应人所求,胡适便尽心谋划。他对港大的帮助分“三步走”:实地考察、指导建议、选荐人才。

   1934年5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E. R. Hughes来谈香港大学中文讲师事,我写一信与Sir William Hornell,荐陈受颐与容肇祖两兄去考察一次,然后作计划。”[24]此时距离香港大学上门求助已经过去了近半年。半年之间,中文讲师人选仍未确定。

   林语堂提名朱自清、陆侃如。其中朱自清生长于江浙,不通粤语,没有留学经历,英语也不甚好;陆侃如是江苏人,曾留学法国,语言能力也不合要求。胡适提名容肇祖、容希白(即容庚,原名容肇庚)或陈序经。三人都是广东人,能通粤语,但容氏兄弟的英文英语也嫌不足;陈序经虽然精通英语,但教育理念却很激进,主张全盘西化,此时香港大学甚至没能完全普及国语,让他去主持工作也不合适。

   举目四望,无人可聘,港大方面只能退而求其次,邀请北方教育家们南下考察,提一提改革建议。6月4日,胡适给Hornell和容肇祖发电报,告知考察团行动在即。[25]

   考察后,陈受颐和容肇祖提出了改革意见:“港大中文部应保持其原有过去之计划,教授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哲学……今后应该注重用历史与科学之见地研究经史。”[26]他们肯定了香港大学此前的课程设置,但批评“经史”教学缺乏“历史与科学之见地”——可见,尽管港大在名目上取消了经学科目,但是该校的经学风气仍未被根除。

   1935年1月,胡适赴香港大学接受法学荣誉博士学位,得以亲自考察当地教育情况。他在《南游杂忆》中这样记录:

   香港大学最有成绩的是医科和工科,这是外间人士所知道的。这里的文科比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国人士又不太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学,所以中国文字的教授全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

   我在香港时,很感觉港大当局确有改革文科中国文字教学的诚意,本地绅士如周寿臣、罗旭和诸先生也都赞成这件改革事业……

   香港的教育问题,不仅是港大的中文教学问题。我在香港曾和巢坤霖先生、罗仁伯先生细谈,才知道中小学的中文教学问题更是一个急待救济的问题。[27]

   由于“英国人士对中国文史太隔膜”、“中国人士不注意中文教学”,导致“港大中文教授全在旧式文人手里”、“港大在变动潮流之外”,从而呈现出“文科比较最弱”的现象——胡适的结论正与此前陈、容二人的建议相呼应。相对于港大的文科教育,所谓“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正是“用历史与科学之见地研究经史”。

   不仅如此,胡适还进一步认识到港大当局确有改革的诚意,本地绅士非但没有“不注意中文教学”,反而“都很赞成这件改革事业”;此外,高等教育的困境与中小学中文基础教育的落后也密不可分。

   经过陈、容、胡三人前后两次实地考察,已将香港大学及当地中文教学的基本情况摸清。他们不仅向港大提出课程、学制等改革建议,而且指出应该尽快在香港、广东地区推广白话国语,开展“普及的、义务的、强迫的教育”。[28]

   尽管如此,能够主持中文学院工作的人还是没有选定;但是南北双方都没有放弃寻觅人才,他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许地山身上。许地山,1893年生于台湾,落籍福建,长于广东,掌握广州话、漳州话、官话及英文。他不仅有汉学教育的根底,又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掌握英、德、法、希腊、梵文等多种语言。此外,他在漳州中小学、师范学校和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曾任教过,教学和行政管理经验丰富,最符合香港大学的要求。据《陈君葆日记》记载,许地山此前曾向香港大学毛遂自荐,但未得到校方重视。[29]

   1935年初,胡适在香港发表演讲,批评广东很多人思想守旧,反对语体文、提倡读经,他“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30]他的这次演讲,由于《大光报》记者的错误报道,引起了广东军阀陈济棠和中山大学教授古直等人的不满。不久,许地山在天津《益世报》发表谈话,称“广东方面的读经,我根本有点不敢赞成,尤其是中山大学国文系诸教授主张的读法”,[31]胡、许二人由此产生共识。1935年1月25日,港大中文学院Foster教授[32]拜访胡适,仍表示“渴望”陈受颐受聘,[33]但“当时广州方面十分担心香港大学聘请陈氏后,会成为中文研究的中心。陈氏听闻此事,自然不欲成为广州方面的眼中钉,因此最终不接受港大的聘任”。[34]5月10日,胡适致信William Hornell,推荐许地山和陆侃如为参考人选;[35]5月26日,他又邀请美籍教育家Holcombe与Forster教授同游西山,并留短笺请陈受颐同去,共商聘任之事,[36]此次出游似有成果。6月1日,胡适宴请Forster,许地山作陪。6月8日,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召开科务会议,“一致通过胡适的建议”,[37]决定聘请许地山为中文学院主任,8月正式入职。[38]

   1935年7月14日,胡适日记中记载:“港大决定先请许地山去作中国文学系教授,将来再请陆侃如去合作。此事由我与陈受颐二人主持计划,至今一年,始有此结果。”[39]南北教育家们精挑细选出来的许地山果然不负众望,他为港大中文系设计的课程多达30余门,且自1936年起一直被沿用至1941年底,因大学被日军侵占而被迫停课方止。

   值得指出的是,胡适和陈受颐在现代教育建设上的合作不仅限于香港大学和北大。“陈受颐档案”中,有一封1939年3月16日胡适致陈受颐信函,讨论了另一桩教育改革。此时陈受颐正在美国任教,而胡适已暂时脱离了学术界,在驻美大使任上做“过河卒子”。但是“过河卒子”仍不忘观察美国当地的学术圈。他说,“华侨国语运动,以弟所知,似嫌费时间太多。纽约之中华学校每周需十九点钟,这是要加在青年男女的美国学堂功课之上的钟点!这岂不等于虐待青年?倘元任兄与兄能求得一种时间最经济之教学法,定可嘉惠青年不少!”这样的教育理念无疑是更科学的,讲求的不是投入多少学时,而是把教育当作一门科学,研究出最“经济”的方法,以达成最好的教育效果。

  

二、1938—1940年:国事、家事和学术理想的撕扯


   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学者,他虽然有议政的兴趣,却没有参政的兴趣。然而,自30年代末期,战事吃紧,国难深重,他还是选择了牺牲学术生活,毅然承担了驻美大使的工作。胡适在1938—1942年间驻美大使任上的功绩,既有史料可供研究,如《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40]、《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41],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过专门论述,如莫高义的《书生大使:胡适使美研究》[42]、李传玺的《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43]、胡慧君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胡适——其战争观的变化及在美国演讲活动》[44]、李新宇的《胡适:被忽略的历史角色》[45]等。此外,在各种胡适人物评传中,他的出使经历——如开展百场演讲、促成桐油贷款、推动修改《中立法案》——都是浓墨重彩的章节,这在欧阳哲生的《欧阳哲生讲胡适》[46]、《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47]、耿云志的《胡适研究十论》[48]等著作中,都有精彩的论述。

   在胡适的出使经历中,最先遭遇、最难攻克的就是美国社会的孤立主义情绪。在胡、陈通信中,檀香山当地的孤立主义气氛也经常被提及。孤立主义是美国自建国起一直奉行的外交原则之一,即不参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冲突,也不与任何国家结盟,实行单边主义外交,以保护美国利益的最大化。30年代起,美国颁布了《中立法案》,又从立法层面强化了孤立主义政策。然而,一方面,有实力介入战事的美国对于非正义的侵略不闻不问,作壁上观,实质上是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另一方面,美国在政策层面主张孤立主义的时候,在经济利益上就更容易与日本亲和,这都很不利于中国抗战。

为扭转不利局面,胡适牺牲了自己的学术生活甚至健康,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通过大量的公开演讲、外交斡旋,不仅成功扭转了美国社会及政府的孤立主义论调,争取到了美、加等国广大民主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而且在实质上促使美国改变了对华、对日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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