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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一种可能的智慧民主

更新时间:2021-06-11 08:55:13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因此超越了传统政治力量(国家和宗教)的约束而获得无法被控制的最大自由,并且赋予殖民主义以新形式和新方法而占领世界每个角落。在这个意义上,GSP已从初始时的经济权力转变为新型政治权力。

   这种新权力用于控制世界的手段看起来并非侵犯性的,反而是在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然而正是这种令人无法拒绝的全面服务导致了所有人对这种系统权力的依赖性。不仅在经济学上,也在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它所提供的全面服务已经成为每个人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系统权力的贴心服务,同时也被其操纵和控制,甚至接受系统权力为所有人准备好的现成意见来代替自己劳心费神的思考。可以说,GSP通过全面服务而使人们集体弱智化并且剥夺了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行为的独立性,从而达到统治一切的目标。如果说,在文明初期,武力和知识是权力的首要工具,那么在现今时代,服务已成为全球系统化权力获取统治优势的新工具。这非常可能导向一种新专制主义,而它悖论性地基于并得助于反专制的自由市场和民主。

   世界正在目睹新专制主义的诞生,此种新专制正在借助源自民主而与民主共享基因的“代主”来摧毁民主。现代民主一直以为民主的敌人只是传统模式的专制,殊不知民主更危险的敌人来自隐藏于民主内部的“代主”。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为自身准备了掘墓人。同理,民主的威胁也来自自身。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的终结。当代人乐于夸大其词地宣布各种终结,例如福山过于心急地宣布过历史的终结,是为失败的预告。有一个无法证明然而往往如此的事实是,历史上长期存在或反复出现的任何一种制度、思想或方法论,都不会永远消失,而是化为文明的基因而不断重现,或通过变异而持续存在于现实中。这个有趣现象的原因或可能是,那些古老的制度、思想或方法论都承载着人类应对生活基本问题的实践智慧,而智慧永远有用。这意味着,包括民主和专制在内的多种制度基因都不可能完全消失。与历史终结论的思路相反,事实是,凡是创造了历史的事情都不会终结。

   这里的问题是,民主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新概念的民主,从“意见为本的民主”(opinion-based democracy)转变为“知识为本的民主”(knowledge-based democracy),这样才有望恢复民主的理性。这里构想的智慧民主就是试图把理性智慧加以制度化,使之成为民主的制度装备,使得民主制度能够“自动地”运行智慧,相当于使民主自带智慧。

   三、民主不能解释善

   要建立新概念的民主就不能回避基本问题。首先需要一个备忘。近数十年来,左倾自由主义愿意把民主看作是一种价值。对民主的价值化定义似乎是对民主的积极肯定,但其实是对民主的贬值。价值是主观的,民主的价值化就是对民主的主观化,如果民主只是一种主观价值,就不是一个客观问题了,而只是一种缺乏共度标准的政治偏好。事实上,民主是一种制度,主要成分是用于实现公共选择的方法或技术。只有实事求是地理解到民主是一种技术性的制度,才能够在客观上或在可共度标准下来分析民主的得失。不过民主选择的结果却含有价值,比如其选择结果或更有利于平等,或强调公平,或保护自由,诸如此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民主本身不是价值,而是在一组给定条件和规则下用于实现公共选择的函数运算,即一种运作功能。只有认识到民主是一种功能或一种工具,才能在技术上去改进民主,而如果把民主看作是价值,就会遮蔽民主的技术性问题,也就无从改进民主,反而堵死了民主的可改善前途。把民主神圣化的当代意识形态适得其反地成为反民主的一个主要方式。

   民主的根本难题在于,民主虽然能够产生公共选择,却不能保证产生善的公共选择,甚至不能保证产生有利于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公共选择。“善”是个一般化的概念,包括一切好事,因此也是个模糊概念,仁者见仁,因时而异。比如说,在古希腊,民主要实现的善是自由,但不是现代才有的“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而是对公共事务有发言权和参与权的“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现代民主(大约二战前)要实现的善是基于法治和个人权利的普遍选举权所产生的程序合法的公共选择;后现代民主(大概在1968年之后)追求的善则强调平等,并且不断扩大平等的概念,从权利平等推进到机会平等,进而发展到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性取向平等和结果平等,甚至扩张到每个人的价值平等和每个人被同等承认的平等,几乎在价值上取消了贤愚之别、能力之别、自然差别、生理差别、知识差别、劳动差别等一切差别,即把一切事实差别(difference)都看作是价值歧视(discrimination)。可以看出,民主的当代演化路径从每个人的保护性平等即“消极平等”演变到人人的进取性平等即“积极平等”。这里的“消极平等”和“积极平等”概念参照了以赛亚·伯林关于消极性和积极性的标准。消极平等的要点在于保护性,即抵抗政府或集体权力加于个人的不平等;积极平等的要点在于进取性,即迫使政府或社会承认每个人想要的平等。假如每个人都获得皆大欢喜的好事,当然最好,可问题是,就人类的能力而言,根本不可能满足所有好事,而且人们对好事的理解各异又互相冲突。

   显然,民主无法绕过资源稀缺的基本事实。既然只能实现某些目标,所以民主只能采取多数决胜规则。假如试图实现所有人想象的一切善,必定适得其反地产生民主的悖论或民主的死局,即以民主的方式摧毁民主。如果现实主义地看问题,就必须承认,民主既不能解释善,也不可能实现互相冲突的各种善。就是说,民主无法超越资源问题、财政问题或数学问题。因此,民主的目标只能约束为保证社会内部的互相最小伤害和最大兼容度。这就需要智慧,而不仅仅需要意见,意见只会产生无解难题。然而,任何一种现行民主都无法保证其公共选择是理性而明智的、惠及所有人或至少对任何人无害。这意味着,民主甚至无法达到“帕累托改善”,而“帕累托改善”是一个好社会不能再低的最低要求了。“帕累托改善”意味着,一个社会里至少有一个人的利益获得改善,而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因此受损。容易看出,事实上大多数人不会对“帕累托改善”感到满意。在理论上存在着优于“帕累托改善”的指标,比如我论证的“孔子改善”,但这是现行民主不可能做到的,除非建立新民主。目前运行最好的民主也只能做到忠实于人民意见的加总(aggregation of opinions)。这是一个基于统计学的公共选择制度,其统计学本质注定了民主只有反映民意的能力,却没有解决民意冲突的能力,更缺乏做出智慧选择的能力,更遑论那些被操纵或被破坏的民主已经变成权力游戏甚至陷入社会动乱。

   民主的有效性前提是共同体的共识,或者说,民主的有效性与共同体的共识度是重叠的。如果一个共同体缺乏基本共识,民主就无效率。所谓基本共识并无标准定义,通常以共同体的共同命运为标志,主要包括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共同危机以及共同价值观。如果具有基本共识,就意味着排除了社会分裂的条件,于是民主要处理的问题就仅限于为了达到共同目标的策略性或技术性争议,而在策略性或技术性方案上的分歧不至于导致共同体的严重冲突和分裂。因为,这些分歧只是关于如何实现共同目标的不同意见,而不是选择何种生活、何种制度或何种信仰的根本斗争。所以说,在共识边界内的民主一般总是有效的,而缺乏共识基础的民主几乎总是无效的。

   在共同体内部,共识本是自然而然的意识。但自现代以来,共识越来越不自然了。在当代社会,共识虽残存但趋于式微。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现代的每个人都成为利益的唯一结算单位和价值判断的终端,只要失去高于个人的目标和价值观,就注定失去共识,而民主也随之发生质变,由基于共识而对差异策略做出公共选择变成了对冲突的利益或对立的价值观进行公共选择。这意味着,共识从民主的前提变成了民主所要选择的对象。这个质变注定民主要出事,事实上民主已经出事了。一旦“大是大非”从默认的前提变成了抉择问题,民主就变成斗争。可问题是,既然民主不能解释真理、善或公正,也就不可能通过民主来形成价值共识。

   在人文或社会领域,几乎不存在与数学或科学真理等价有效的普遍真理。这说明,在人文社会问题上,无论是偏见还是共识,都缺乏普遍必然的有效性。给定命题p(人需要空气、水和食物才能生存),这是科学真理,那么根据p,可能推出q(一个社会应该无差别地保证每一个人的空气、水和食物的基本量),也可能推出r(一个社会只能优先保证一部分人更优质的空气、水和食物),等等。但p无法证明q或r的正当性(相当于休谟定理),就是说,必然p仅能推出可能q或可能r,即□p→◇q∨◇r。于是,如要论证q或r之类命题的正当性,就要另外引入包含“应该”的价值观,比如“无论能力差异,人人应该获得平等的利益”或“有更大能力的人应该多得利益”。价值观的分歧普遍存在,却无处求助于真理,于是只能求助于共识。可是共识不是真理,而是真理的代用品。古代人一直以共识代替真理,所以古代人只发现了“义利之争”,却很少遭遇“多义之争”。但在当代,价值观的严重分裂导致了无共识的社会,而现代民主没有能力建构共识,因此不仅陷于后真相状态,还陷入后共识状态,连真理的替代品也没有了。

   长期以来,民主被假定为“证成”(justify)一种制度或公共选择的合法性根据。但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民主不仅无法证成一种事物的合法性,甚至无法证成自身的合法性。于是,证成性变成了一个需要被证明的事情而形成了“对证成性的证成”问题。如果拒绝“对证成性的证成”,“证成”的断言就自动证成了自身的专制主义。只有数学问题的唯一解才有资格声称“证毕”,而价值问题并不存在唯一解,不能声称与“证毕”等价的“证成”,否则就是反自由的专制主义。只要承认他者有着同样的思想权力,任何一种价值主张就永远在“求证”中而不可能“证成”。正因为存在着意见分歧,所以民主只能在各种意见中遵循多数原则做出选择,这是胜出,却不等于“证成”。

   既然在价值领域缺乏真理,那么,最接近正当性的情况就是所有人的全体同意(unanimity),即共识的最大值。不过,全体同意是极其罕见的。可以考虑宪法的情况,在理论上,宪法应当建立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然而事实是,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宪法基于全体公民的一致同意。这意味着,甚至连宪法的合法性也从来没有达到完全的证成性,何况其他。恐怕只有当全社会具有共同利益或面对共同危机的时候才会有“全体一致”的政治运气,此时民主才能够达到合法性的最大值。相反,当处于不良条件下,比如(1)缺少法治,(2)利益的零和博弈状态,(3)缺乏共识,(4)文明的冲突,在这些情况下,民主就勉为其难乃至失效。

   在哲学上,即使是全体一致的共识,也不足以解释善或真理。所有人都想错了,并非不可能发生。共识的最大值也就是正当性的最大值。这说明,正当性的最大值也不是善或真理的证明。因此不能忘记,只有当回避了真理和善,共识才成为最高标准,而只有当共识不复存在,个人的偏好才成为至上理由,至此也就没有任何标准了。民主将“什么是善”或“什么是真”的问题留给人们以不确定且不一致的偏好加总去决定,这既是政治冒险也是文明的冒险。在今天,如何让智慧回归政治,就因此成为关键问题。其实,让智慧与政治合为一体,这是始自柏拉图的古老想象。在当代语境里,当然不再需要“哲学王”,但智慧与政治如何结合的问题从未解决。就民主而言,问题是,民主至今还不够智慧,因此我们有理由想象一种智慧民主,即一种自带智能的民主。

   四、一人双票

民主的技术设计关键在于投票制度。在这里可以忽略孔多塞与阿罗讨论的投票悖论。虽然投票悖论严格证明了民主不可能完美,不可能完全达到公正公平,但完美的事情本来就仅存于逻辑、数学或纯粹概念里,从未见于现实,因此可以忽略。当然不是说完美的概念无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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