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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 陈甜: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更新时间:2021-06-11 06:49:43
作者: 夏春涛   陈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勇立时代潮头,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百折不挠接续奋斗,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立下无数丰功伟绩,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领路人。一百年峥嵘岁月,见证了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创造辉煌的光辉历程,续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本刊约请多位学者撰文,从不同角度研究、解读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为树立正确党史观鼓与呼,以期深化相关研究和思考,对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所推进。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一百年来,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披荆斩棘不懈奋斗,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在艰难险阻中杀出重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走出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条新路,引领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苦难走向辉煌,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百年砥砺奋进,一百载春华秋实,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领路人。

  

   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自鸦片战争起,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处境,作了各种探索与抗争,但均告失败。维新思想家谭嗣同怆然慨叹“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向何处去?惟有中国共产党作了科学解答,给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正因如此,党的诞生才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其他方案都行不通,如有人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等改良方案,虽具有积极意义,但终究治标不治本。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成为“人民公敌”。帝国主义是使中国坠入半殖民地深渊的罪魁祸首。胡适提出“五鬼闹中华”说,主张通过教育治理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绝口不提帝国主义侵略,被陶行知讥讽为“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辩证的态度看待西方:既睁眼看世界、积极学西方,又奋起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因为老师总是欺辱学生。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一文便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疾呼把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坚信中华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有个光明前途。地主阶级(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三大敌人,后来被喻作“三座大山”。惟有中国共产党看清这一历史逻辑、得出正确结论,指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即先革命、再搞建设。

  

   中国革命怎样才能取得胜利?这没有现成答案,靠党自己来摸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着重论述如何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依靠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发起的。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产业工人在五四运动前夕仅有200万人左右,照搬欧洲经验肯定行不通。党起初在理论上不成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缺乏独立自主性,以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犯了“城市中心论”等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经过艰辛探索与深入思考,集中全党智慧,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创新带动实践创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路。毛泽东力挽狂澜,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赢得全党和人民群众的爱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百姓从心底唱出的领袖颂歌。红太阳就是这样升起来的。

  

   面对势力强大的中外敌人,党百折不挠一往无前,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壮大,成立时仅有50余名党员,1949年9月已有448万余名党员。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党带领人民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感叹说:“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彻底结束了旧中国饱受屈辱的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终结了中华民族仰人鼻息的局面,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实现了国家高度统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而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必要前提。

  

   二、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走怎样的道路搞建设?党按照既定策略,选择了社会主义。

  

   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内忧”主要表现为民生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尖锐。人口众多、一穷二白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倘若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必会加剧两极分化现象,酿成更为剧烈的社会对抗与动荡。孙中山先生羡慕西方国家之强盛,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弊端深感忧虑。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慨叹“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认为中国不能走这条老路,须另辟新途,故而后来提出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在创立之初就向往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按照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党的既定策略,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通过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绝非易事,面临复杂形势和严峻考验。旧中国留下的是个烂摊子,民生凋敝,社会混乱,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时,民主革命的任务仍未全部完成,拥有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实行土地改革,旧的土地制度严重束缚着生产力发展。城市中为数不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工商业者属于私有制。党必须顺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尽快学会管理城市、发展经济。军事斗争尚未结束,在乘胜进军、解放全国的同时,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得剿匪、镇压反革命,边建设边打仗。从国际环境看,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乃至出兵朝鲜、封锁台湾海峡,公然对我进行武装挑衅。党中央为保家卫国,毅然决定抗美援朝。“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党带领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同时推进各项民主改革。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总体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并创下不少奇迹。譬如,早在清末就酝酿修建的成渝铁路已搁置近半个世纪,新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于1952年7月建成通车。

  

   1953年,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契机,党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特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逐步实现”意味着采用循序渐进的和平方式,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小私有制。“相当长”指多久?党起初设想需要三个五年计划、15年时间,加上此前经济恢复时期的3年,合计18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快速推进,这个过渡期大为缩短,实际仅用7年。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通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创造性地全面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新中国迅速增长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1956年9月,与七大间隔11年,中共八大召开。大会郑重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改造作了高度评价,将之与新中国成立一并称为我国在这11年内经历的“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辛亥革命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大翻身、中国人民大解放,我国这才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社会,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又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人民在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延续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被消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标志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正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从制度层面落实了中国今后走什么路的问题,确立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优势,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为我国今后避免出现大的阶级对抗性的纷扰动荡提供了制度保障。

  

   近几十年来,我国在发展中出现贫富对比悬殊现象,但没有引发大的民生问题;西方不遗余力地对我实施“西化”战略,但一再碰壁。这都与我们当年积攒的家底很厚实、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理念深入人心有关。时至今日,无论我国发生怎样的沧桑巨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没有变,被列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公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按劳分配是我国分配制度的主体,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些都鲜明体现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制度设计的意义极为重大深远。

  

   三、奋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共八大郑重宣布: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新中国由此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反映了全党上下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目标时,明确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他说,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但在冷战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新中国起始就遭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以致在工业布局上不得不考虑备战。中苏关系破裂后,又骤然面临苏联施加的巨大压力,包括核讹诈。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新中国处处被人卡脖子,与外国接触的空间有限,能够借助的外力有限,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关键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课题,只能靠自己来摸索。

  

新中国起初一边倒地学苏联,后来意识到照抄照搬行不通。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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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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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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