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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新唐书》怎样评价唐代史学

更新时间:2021-06-11 06:46:08
作者: 瞿林东  

   内容提要:《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的评价多有失实乃至错误之处,以其与《旧唐书》相关叙事及评价相比较,前者对后者的删改,十分明显地表明,《新唐书》著者对唐代史学持贬损乃至否定的倾向。而《新唐书》卷132后论则集中地反映出《新唐书》的这一基本倾向,它不仅把唐代史学说得毫无可取之处,而且还用曲解刘知幾《史通》和污蔑韩愈《顺宗实录》的手段,以“证成”己说,致使后人读来轻则产生困惑、重则导致误解。因此,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予以辨析、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关 键 词:《新唐书》/评价/唐代/史学/辨析/

  

   作者简介:瞿林东(1937- ),男,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研究(北京 100875)。

  

  

  

   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刘昫等撰成《旧唐书》200卷;105年后,即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宋祁等撰成《新唐书》。这是两部优秀的唐史著作,二者不可偏废。但通观二书,在表述和评价唐代史学方面,表面上看来似无太大差异,但仔细推敲则可发现,《新唐书》对唐代史学颇有微辞,而且有的论点是带有全局性的评价,有必要提出来予以讨论和辨析。

  

   一、《新唐书》卷132后论说明了什么

  

   欧阳修、宋祁等所著《新唐书》卷132记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吴兢、韦述、蒋乂、柳芳、沈既济等有关事迹,同时附录相关后人传记,其时限跨度从唐玄宗至唐懿宗约150年。值得关注的是,著者在本卷后论中对唐代史学所作的评价:

  

   赞曰:唐兴,史官秉笔众矣。然垂三百年,业巨事丛,简策挐繁,其间巨盗再兴,图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虽论著之人,随世裒掇,而疏舛残余,本末颠倒。故圣主贤臣,叛人佞子,善恶汩汩,有所未尽,可为永忾者矣。又旧史之文,猥酿不纲,浅则入俚,简则及漏。宁当时儒者有所讳而不得骋耶?或因浅仍俗不足于文也?亦有待于后取当而行远耶?何知幾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游、夏不能措辞于《春秋》,果可信已![1](P4542)

  

   这一则只有200余字的评论,从整体到个案把唐代史学都说到了,也可以说都否定了。概括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唐代近300年史学,由于种种原因,所保存下来的只是“疏舛残余,本末颠倒”的文字,以致善恶不清都慢慢消失了,令人感到永远的遗恨。

  

   第二,旧史之文,非“俚”即“漏”,难以卒读。而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一是当时史家“有所讳”而不能发挥其才智;二是当时史家“因浅仍俗”,缺乏应有的文采;三是有待于后人的才识“取当而行远”。

  

   第三,进而举出代表人物,以论其所非:一则是刘知幾撰《史通》,“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一则是韩愈主修《顺宗实录》,弄得“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这两人,刘知幾是史学上的名家,韩愈是文学上的巨擘,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但前者应受到质疑,后者难免遭到贬斥。

  

   总之,在《新唐书》看来,唐代近300年的史学活动及其论著似无可取之处,致使后人“可为永忾者矣”!

  

   唐代史学果然如此不堪吗?当然不是。我们来看《旧唐书》著者是怎样评价相关问题的。《旧唐书》卷102记述马怀素、褚无量、刘子玄、徐坚、元行冲、吴兢、韦述等学人与史家及附传有关人物的事迹,其后论这样写道:

  

   史臣曰:前代文学之士,气壹矣,然以道义偶乖,遭遇斯难。马怀素、褚无量好古嗜学,博识多闻,遇好文之君,隆师资之礼,儒者之荣,可谓际会矣。刘、徐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盖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行冲彷徨于极笔,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

  

   赞曰:学者如市,博通甚难;文士措翰,典丽惟艰。马、褚、兢、述,徐、元、子玄,文学之书,胡宁比焉![2](P3185-3186)

  

   在上述评论中,著者首先指出所述学人与史家,在气概与学识上并无什么差别,只是由于各自的际遇不同,所以有的人才干和仕途都很光辉,而有的人虽才学俱佳却仕途不畅,再说这些人的职责与“趋时”毫无关系,其人生遭际不顺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些评论的话语中,包含着理解、赞美和同情。以此与《新唐书》的评价相比,在唐代史学的是非得失上明显地存在很大差异。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新唐书》在评价刘知幾时,为什么要把韩愈撰《顺宗实录》一事牵扯进来作为陪衬?这不论是在作史方法还是在文字表述上,都不合乎逻辑。看来著者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唐代史学之弊。

  

   当然,《新唐书》作者并不是最早否定《史通》的人,早在唐代,《史通》就开始经历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命运。正面评价的当以刘知幾同时代人徐坚为代表,而唐末人柳璨所著《柳氏释史》即《柳氏析微》则是负面评价的代表。《旧唐书·刘子玄传》记:“时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备论史策之体。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2](P3171)这段记述,对《史通》内容的概括是准确的,而徐坚的评价也是中肯的。至于徐坚,《旧唐书》本传称:“坚多识典故,前后修撰格式、氏族及国史等,凡七入书府,时论美之。”又称:“坚父子以词学著闻,议者方之汉世班氏。”[2](P3176)以班彪、班同作比喻,表明了徐坚的学识和在当时的影响力。而《旧唐书·柳璨传》记:“璨以刘子玄所撰《史通》讥驳经史过当,璨记子玄之失,别为十卷,号《柳氏释史》,学者伏其优瞻。”[2](P4669-4670)①《新唐书》作者显然是吸收了《旧唐书·柳璨传》这一评价,同时不仅把“讥驳经史过当”改为“工诃古人”,而且又加上了“拙于用己”的贬词,这样不仅“论定”了刘知幾的“工诃古人”,同时又否定了刘知幾的才识。

  

   需要指出的是,《旧唐书·刘子玄传》在记述刘知幾《史通》内容时,明确表述为“备论史策之体”[2](P3171),而《新唐书·刘子玄传》则径自改为“讥评今古”[1](P4521)。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动:前者是概括《史通》的学术内涵,后者则鲜明地表达了传记作者的否定性判断。这种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改动,违背了历史撰述的原则,也表明了作者否定刘知幾《史通》的真实意图。

  

   二、否定刘知幾《史通》与韩愈《顺宗实录》目的何在

  

   上文讲到,《新唐书》卷132后论中提到的两个具体的人和事:一是刘知幾的《史通》;二是韩愈主修的《顺宗实录》。讲唐代史学,不能不讲刘知幾;讲唐代文学,不能不讲韩愈。《新唐书》所举,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故有必要予以澄清。

  

   第一,所谓“何知幾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

  

   刘知幾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个写出有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同时也是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的史学家,他的渊博的知识、锋利的笔触和率直的言辞,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因而受到学人的关注,以致引起非议,可谓情理中之事。这一点,刘知幾是有预感的。他在《史通·自叙》篇写道:“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3](P271)这表明,刘知幾对《史通》的命运,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自叙》中对“往哲”(不是全部)用了“多讥”字,对于“前贤”(也不是全部)用了“述非”,这当然不同于“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做法,但这也绝不是刻意诃求“往哲”,也不是无端地“喜述前非”,而是在其史学理论框架和史学批评中进行论述的。在这种撰述要求面前,前此的所有史学家的思想、方法、论著等等,都在被赞扬、被批判、被批评的范围之内,否则不足以总结出理论所得,不足以真正明瞭史学上的是非得失。清人黄叔琳说得好,“观其议论,如老吏断狱,难更平反”[3](《别本序三首》,P2)。足见其发论的郑重和严谨。

  

   至于说刘知幾“拙于用己”,那就更没有根据。如果刘知幾是只会写高头文章而不能身体力行的史学家,他何必坚持辞去荣耀的史臣之职,又何必上书宰相大谈史馆作史有“五不可”,更没有必要去同他人谈论“史才三长”的问题。以上这些,恰恰表现刘知幾与“拙于用己”无涉,而是一位有崇高理想的史学家。

  

   由此可知,在有关批评、贬斥刘知幾及其《史通》的言论中,所谓“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的说法,是对刘知幾及其《史通》的严重曲解,它既否定了《史通》的学术价值,又否定了刘知幾的学术人格,故不得不予以辨析。当然,在有关肯定刘知幾及其《史通》的言论中,也有最有分量并经得学术史检验的评价,那就是上文引证的刘知幾同时代学人徐坚说的那句经典性的评论,明清以来的学术史,证明徐坚之言乃是真知灼见。

  

   第二,所谓“韩愈为《顺宗实录》”“卒窜定无完篇”。

  

   为什么在刘知幾等的传记中,《新唐书》著者偏偏要牵扯出韩愈《顺宗实录》?这当是《新唐书》著者刻意为之。所谓“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本是一桩学术公案,而《旧唐书·韩愈传》的模糊记载则使人对这一桩公案产生困惑:

  

   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係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2](P4204)

  

   这段记述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所谓“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问题;二是关于《顺宗实录》“改修”问题;三是“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问题。对这些因模糊记载而造成的困惑,笔者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已作较详细的辨析,并论证韦处厚所撰《顺宗实录》(按:当称《先帝实录》)是在韩愈撰《顺宗实录》之前,因未得到监修宰相认可,不可能流传于世,《旧唐书》所记实误[4](P316-328),此不重述。《新唐书》卷132后论所谓“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云云,当是源于《旧唐书·韩愈传》的这段文字而又有所夸大。退而言之,倘如《旧唐书·韩愈传》所言,那也只是叙事的“繁简”“取舍”问题,何至于“卒窜定无完篇”!

  

其实,只须读一读《旧唐书·路随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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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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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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