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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 一个清华学生对何兆武先生的追忆

更新时间:2021-06-10 21:47:08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硕士毕业后的若干年间,我对清华校史、西南联大校史有点兴趣,看了不少资料。那一时期适值《吴宓日记》陆续出版,我比较关注其中关于西南联大的记述(主要是第7册和第8册),发现有不少关于日军空袭的记载,或为轰炸联大校舍,或为经常性的跑警报。我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觉得这种经验很新鲜,所以格外留意。几乎在同时,六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在1998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系统地阅读了一遍,发现会议记录卷和学生卷也有一些相关记载。2001年4月底,清华90周年校庆,黄延复先生等整理的《梅贻琦日记(1941—1946)》也出版了,因我和黄老师很熟,在第一时间得到赠书。这本书里也有一些关于空袭的记述,虽然不及《吴宓日记》详细生动,但梅贻琦作为西南联大常委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记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两本书正可相互参证。我的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一些日军空袭威胁下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画面。于是,我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写一篇关于日军空袭与西南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论文。我努力扩大搜集资料的范围,有惊喜也有失望。对于现有资料能否支撑起一篇论文,我心里底气不足。另外,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在当时的史学界有些不太“入流”,远非十几年后那么热门,如何从日常生活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切入历史的主流,对我这个学术新人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001年6月2日,我把想写这篇论文的初步想法电话告诉何先生,征求他的意见。因为何先生曾在西南联大读过本科和研究生,十分了解联大师生生活。何先生肯定了我的选题,说我要写的是西南联大生活的“活的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接着他将了解的情况大致跟我说了一些。我和他说起汪曾祺的散文《跑警报》,何先生告诉我,他在联大时就熟识汪曾祺,后来几十年没见面,某一年在某个场合偶然相见,两人都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他要我把论文初稿写出来后寄给他看,他可以帮我补充事实、纠正错误。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在7月22日左右写完初稿,马上给何先生寄了一份。7月27日早上8点整,我刚到办公室,忽然接到何先生打来的电话,心中颇为惊异。一则我这篇论文初稿寄出只有短短几天功夫,没想到何先生这么快就看了,我原打算再过几天,才打电话问问何先生。二则当时研究室是两个不同楼层的办公室使用同一个电话号码,我从来没有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何先生,估计何先生是从刘志琴先生那里问过我的电话号码吧。何先生电话中说:“首先,我要感谢你,你写了我的母校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接着他针对文章中提到的史实,一一做了仔细的补充、订正。

  

   我把6月2日和7月27日这两次何先生在电话中补充的事实写进了修改稿,每处都注明是“电话采访”何兆武先生。修改稿中引用何先生的“电话采访”内容共有五处之多,这些口述内容是我这篇论文的主要亮点之一。若不是何先生鼎力帮助和悉心指导,这篇论文也许会写不下去,至少不会是后来的那个样子。有些旧事,如果不是亲历者何先生介绍,我是不可能搞得那么清楚的。比如,何先生告诉我,联大校舍有两处,一处是昆明城东南部拓东路的工学院,一处是西北部的新校舍,两处校舍都在城郊,向外跑警报比较方便,青年学生体力好,跑上五六里路不感到困难,这是跑警报在联大成为风气的直接原因之一。我当时没有去过昆明,也没有看过当时的旧地图,文献中没有记述这种情况,不是亲历者怎么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得出这种认识?

  

   何先生看论文初稿看得很仔细,我引用了汪曾祺《跑警报》里面的一句话:“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何先生说“腻歪”这个词没见过,应该就是北京人常说的“腻味”,建议我把这句话改成用自己的叙述,不是直接引语,“腻歪”就可以改成一般人常见的“腻味”了。他还告诉我,引文中如有错字,应该要加方括号来改正。

  

   《日军空袭威胁下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一文,初稿完成于2001年7月,经过何先生的补充和订正,后来又在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论坛上得到一些批评意见,闻黎明先生和张振鹍先生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的定稿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这篇论文发表后反响很好,是我的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一篇。饮水思源,我这篇论文的写成和完善,第一要感谢的就是何先生。


《历史需要怎样的“理性”》

  

   2005年12月至2013年3月,我在中华读书报社兼职,主要职责是帮助编辑该报新创办的“书评周刊”第10版“社科”,我在中华读书报社与何先生的情谊得到了延续,其中也有几件难以忘怀的旧事。

  

   2005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先生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一书。我深知何先生在史学理论上的造诣,恰好当时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李洪岩先生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有专深的研究,于是我就约他为何先生这本书写一篇书评。他写的书评大概二千多字,篇幅不长。为了写这篇纪念性的文章,我把这篇刊发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22日的书评《历史需要怎样的“理性”》重温了一遍,仍然觉得其价值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减少。这篇书评的标题《历史需要怎样的“理性”》是“书评周刊”的执行主编王洪波改拟的。洪波告诉我,用设问句作为标题使文章有一个吸引读者的中心;给“理性”一词加上引号,是为了说明何先生的所谓“理性”和我们寻常理解的“理性”是不同的,——那是在对生命加以整体把握的前提下进行细密的思想考古,并非属于单纯的客观的认识论范畴。

  

   2006年8月,何先生口述的《上学记》出版,我很快就读了一遍。书中的许多故事,我在清华上学时已听过多次,这次更系统更全面的了解更是让我十分兴奋。我旋即约许纪霖教授写一篇书评,许老师当时没有空,便转而向我推荐他的博士生唐小兵来写。10月1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唐小兵的书评《何兆武:知人论世话当年》,这在当年刊发的关于《上学记》的书评里是比较早的。何先生过世当天,小兵又在这篇书评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后来的新情况新感受,重新刊发在《财经》杂志上。我很高兴地看到小兵在增补部分写道:“2009年我博士毕业留校,开设了一门面向全校同学选修的通识课“回忆录、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每一轮上课都会专门用一次课程的时间让同学们提前阅读《上学记》,认知和体悟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与校园文化,从而明白那个天才成群结队地产生的时代,何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在课堂上我们会自由而热烈地讨论这本薄薄的却能长久滋养人心的小书,带给我们的思想和智慧启迪,这构成了我与我的学生共同的校园课堂记忆。”

  

   《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将于2008年7月初迎来100期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次百期纪念座谈会,邀请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些新老朋友提提意见。我打电话向何兆武先生提出邀约,他一口答应了。那时何先生的记忆力有些衰退,近些年的人或事常会遗忘,早年的经历则清晰如昨。座谈会大概是6月下旬在北京海淀五道口的一家咖啡店举行的。那天下午李洪岩先生开车带我去接何先生,他觉得何先生可能有耳朵背、老年遗忘症等问题,便靠近何先生身边大声说:“何先生,我是李洪岩!”何先生点点头,说:“《历史需要怎样的‘理性’》。”我和洪岩先生相视一笑,马上明白了。何先生不仅没有忘记李洪岩先生,而且对他两年多前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书评记忆犹新。能发表一篇让何先生印象深刻的书评,作为作者和编者,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何先生那天参加座谈会和大家聊得很愉快,因种种原因,何先生的发言只刊出了一部分,以《能否呼吁编修民国史呢?》为题发表在7月2日这一期上。

  

   2011年9月14日,何先生迎来90大寿。十年前的这一天,清华校内有人张罗了一个庆祝何先生80大寿的座谈会,何先生屡辞不获,只好在那一天早早出门,在图书馆看了一天闲书来“躲寿”。十年后的9月14日,何先生2003年才结识的黄敏兰老师却写了一篇《可爱又可敬的何兆武先生——为何先生90华诞而作》,在当天的《中华读书报》上刊出。黄敏兰老师是我在近代史所的前辈同事,此前应我之约,为《中华读书报》写了不少文章,渐渐地她和报社的其他朋友也开始熟悉起来。她和何先生经常电话聊天,互寄作品切磋,她对何先生的学问和人品都极为钦佩。她是有心人,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9月14日是何先生的90大寿(最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发布的讣告,何先生生日写的是9月13日,但据《历史理性的重建》一书的责编、该书附录《何兆武学术年表》的编者岳秀坤先生告知,原打印稿上写的生日是9月13日,何先生本人亲手改为14日,自应以本人说法为准),便萌生了写文章庆贺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中华读书报社的大力支持,所以就有了生日当天刊文庆贺之举。何先生一向低调,不喜热闹,更不愿站在舞台的中央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不过,我想,黄敏兰老师和中华读书报社的这份生日礼物,大概会引得他会心一笑吧。

  

   我只是曾经在清华求学的普通学生,并非何先生学问的主要“传人”,但深受其教泽的浸润,获益之多,在我所有师长之中也算是非常突出的了。我在潘光旦学术思想研究和西南联大研究这两项工作中,曾得到何先生的热情帮助。这当然是何先生对于后学一贯的提携爱护。但我推想应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潘光旦曾是西南联大时期何先生的师长,日军空袭曾是他在西南联大经历的往事,这些青春时期的记忆在他的心底是永不磨灭的。他之所以愿意帮助我做这方面的研究,大概是因为他想在这个过程中重温他心心念念的精神家园,这一点相信所有读过《上学记》的读者都能感受到。在结束这篇怀念何先生的文章之时,我也要向五年前辞世的黄敏兰老师表示敬意。感谢她在何先生90寿辰之际写文章表彰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崇高品格。当然,也要感谢中华读书报的朋友玉成此事。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1年6月9日,第5版。

关于何兆武先生的生日,本网页版对《中华读书报》(纸质版)的说法有所修正,并已说明修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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