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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从学术史的路径进入思想史的风景

更新时间:2021-06-10 14:59:40
作者: 渠敬东 (进入专栏)  
就是用“一部分的快乐的可能性交换来一定的安全”。可安全的代价,就是人“被剥夺了满足力比多的可能性”,被“挫败”了。不过,压抑与反抗是同步的,这种紧张关系表现为人的性驱力因文明化而产生的社会化自我控制,即自我(ego)驱力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斗争,人以无意识的“反常”来反抗意识中的“正常”,被文明意识定了性的“变态”和“疾病”,却成了生命得以拯救的一线契机。

   官能症,即诸种症状性的表达,诸如幻觉、呕吐、噩梦等,连同“正常人”的梦、笑话与口误等,都成了身体在无意识层面的表达。意识的自我审查,统统要将此革除掉,就像今天的那些学科评审机制将各种非常态的奇思异想都排除在外一样。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所有这些无法通过正常意识得到表达的病症,恰恰是一种正常的灵魂机制,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是官能症的患者,都有获得解救的机会。思想又何尝不是呢?一旦被学科体制安置到安全的空间里,最后便都变成了“病症”,变成了一种创伤性的经验。

   精神分析简直就是现代科学的隐喻,其常规化的时刻,就是被压抑的时刻,恰恰是这个时刻,也是其可能得以升华的时刻。孙飞宇指出,升华学说,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人从爱欲到神圣的解救之路,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即是“最初性的驱力在某种不再是性的成就而是有着更高的社会或伦理价值成就中发现了其满足感”。这是一种个体灵魂的“生长机制”,不过,这里所说的个体,并不是自足的,假若没有精神分析师,患者便找不到升华的途径,而没有患者,精神分析师的灵魂也是无法得到成长的空间的。

   卢梭说过,人类若不从婴儿降生为始,便会永远处于文明社会的堕落中,而不再有重返自然状态的机缘。同样,在弗洛伊德看来,在人的身上一直存在回归原始状态的保守性,即“重返事物早期状态的需要”。从希腊神话和哲学,直到《圣经》故事,皆强调人的原初性乃为两性合一的整合人。而且,人的生命驱力与死亡驱力最紧密地联系起来,远远超出现代人所设想的那种自我保存的动力。生与死的交织,不是由从个体到全体的现世的安全筹划可以把握的,而是将个体与群体、原始与现实、童年与成人、凡俗与神圣错综复杂地交叠结合起来。

   同卢梭一样,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是神圣的,没有两性分化,并没有受到成人的那种性别意识的压抑。儿童的纯洁无瑕的形象,与欧洲文明中关于神圣的想象直接叠合在一起,其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圣子”。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诞生状态,也说明了这种神圣性状态。但让儿童进入到社会之际,情况便全然不同了。《从灵魂到心理》中指出:

   这个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的后代,终究会成长为一个叫作俄狄浦斯的王子。不过,当对于快乐的满足从多形态性反常(polymorphously perversion)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殖性的时候,即有了社会性,有了圣俗两分,有了(生殖器)中心和规训的时候,也就是人获得压抑/抑制之际。这一成长的过程漫长而充满了复杂的斗争,儿童必须在这一过程里,学会如何理性化地处理自己的冲动、快感和身体。这同时也是弗洛伊德眼中人类社会的成长史。

   从儿童到成人的生命过程,与人类从史前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的进程是相互叠合的。儿童时期那种分散的快乐原则,逐渐被社会性的规范原则所遮蔽,强大的“超我”系统覆盖在了灵魂之上,羞愧、忏悔与自律成了保全生命的法则。不过,就像巫术的幽灵总是徘徊在宗教和教化时代里一样,所谓成年,也并不意味着童年期的消失;俄狄浦斯终究只是一位王子,他只有弑杀和取代了自己的父亲,才能解除压抑。但也恰在此时,“所有官能症的根源”都依此情结而生成了:“违反律令的欲望,仍然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与服从当中。”

   孙飞宇借用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的说法,敏锐地指出:在俄狄浦斯的寓言中,“弗洛伊德建立了一种个体借以渴求其自身限制的辩证法”。“一方面,作为俄狄浦斯情结驱动力的反律法主义式的情感,带来了自责与罪恶感;另一方面,自责与罪恶感所带来的对于自由的摒弃,则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被感受为抑制,或者被社会客体化为律法或禁忌。弗洛伊德终于构建起了他自己关于压迫与反抗的灵魂政治经济学。”而精神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将这一系列病原性的无意识重新暴露在意识之中,建立一种从儿童的神圣性到被压抑的情结所带来的无意识反抗,从一种对童年记忆之“由来”的揭示,再到对人类历史之原始整全性的溯源,并在意识中得以彻底敞开,这样一种涅槃般的灵魂新生的完整链条。

   由此,精神分析的工作需要广泛铺开:既要回到人类的历史的童年,又要回到个人的童年的历史,既要回到患者的压抑和反抗的历史,又要回到治者的同样的历史,既要回到治者与患者双方之间移情展开的历史,又要回到思想本身被科学文明所遮蔽并与之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的思想,也像黑格尔那样,做出了类似于“真理即全体”的探索和尝试。

   巫术时代乱伦禁忌中的触摸恐惧症,俄狄浦斯悲剧中的灵魂矛盾,从犹太教(父亲宗教)的“割礼”(儿子宗教)到基督教的“圣餐”,再到新教(个体宗教)之理性化的除魔进程,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所经历的灵魂压制和无意识抗争的种种征象,乃至一种思想在一套成熟的学科体制中所遭受的吊诡的命运,都是同构的。那些依照所谓的常识被我们视作偶然的神话、寓言和故事,一个人的口误、梦话和臆念,甚至无意识言说中的双关、感叹和静默,也都同样与人类的多重历史有着本质的关联。只有寻找人类的与个人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历史的全部关联,我们才能发现灵魂的隐秘机制,才能重返一种真正神圣的真理之中,让灵魂获得“拯救”。

   由此看来,思想永远存在于整全历史和世界的关联里,所有人的历史与一个人的历史是同样的历史,患者的历史与治者的历史是同样的历史,思想发生的历史存在于每个人的历史之中,若没有了像平常人的那种压抑与挣扎、快乐与痛苦、沉想与呓语,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学问也无法寻得自己的根基。

  

   (《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孙飞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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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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