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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革命的诗性:浪漫主义的唯我论

更新时间:2021-06-10 14:49:18
作者: 张一兵 (进入专栏)  

  

   在法国情境主义国际的先锋艺术运动中,有一位典型的诗人革命家——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之所以史上留名,是因为他写下了在巴黎红色五月风暴中遭左翼学生热捧的《日常生活的革命》 一书。他的一句“让想象力夺权”成为那场“蔷薇花革命”的标志性口号。从哲学学理上看,瓦纳格姆显然是一位典型的唯心主义唯我论者,这使得他在思想史的断裂处显得滑稽可笑,有些像尊崇“唯一者”的施蒂纳。但在《日常生活的革命》这本书中,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瓦纳格姆信心满满地宣告,他的这本书“在当今逐步衰落的世界中,标示了一个全新纪元的突现(l'émergence)”,并且“作为改变时代的一本书,它还能在未来变革的田地里布下变化的胚芽”。在同年出版的《景观社会》中,德波也没有这样高调。这是诗人独有的自傲。这里,诗性话语中的“衰落的世界”,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景观支配下生成的人的物性苟生,而未来变革突现的新纪元,则是对革命情境构序和塑形起来的全新诗性日常生活生存场境的憧憬。

   平庸日常生活中的非总体的人

   在《日常生活的革命》中,瓦纳格姆的理论出发点是个人主观性,即有着真实个人意志的“我”。这当然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逻辑构序起点。他明确说 :“我对主观意志(volonté subjective)特别重视,我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指责我。” 这个个人主观性,从哲学上极为深刻地映射了从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一直到情境主义国际那种先锋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只是艺术家们都无暇进行形而上学的概括。1991 年,瓦纳格姆在《日常生活的革命》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为自己的哲学立场作了辩护。他并不掩饰自己的准唯心主义观点,他坦诚自己是自觉“选择了激进的立场(parti pris de radicalité),突出了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moi)”。其实,瓦纳格姆的这种观点在情境主义国际中也是受到垢病的,人们常常戏称他为“肚脐凝视者(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个作为价值悬设应该在场的本真性的“我”,并没有在这个资产阶级的现实世界中出现,因为,在这里没有“我”可以在场的诗意地活着(vivre),而只有平庸日常生活中的苟生(survivre)。这倒是一个轮廓清晰的新人本主义逻辑构式 :第一,应该在场的本真性的个人“活着”理想化生存状态 ;第二,这种应该在场的“活着”异化为平庸日常生活中的“苟生”;第三,革命浪漫主义摒弃苟生复归“活着”的诗意救赎。还应该指认,瓦纳格姆这里的诗意(poésie)还是停留在诗歌创作的主观意向层面,并没有转换到列斐伏尔的诗性创制(poiesis)上来。另外笔者注意到,在列斐伏尔著名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论著中使用了与瓦纳格姆“苟生”一语接近的“资本主义的幸存”(La survie du capitalisme)。我们应该知道,瓦纳格姆是一个诗人,所以在哲学家批判性地使用异化和物化的地方,他会使用隐喻性的苟生。这也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德波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作为瓦纳格姆浪漫主义构境起点的个人主体情境。在施蒂纳、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之后,直接让第一人称“我”出场的学术文本并不多见。然而,瓦纳格姆却这样做了 :

   在我(me)继续前进的过程中,我最终会在哪一个拐角处迷失自我呢?以保护我为名,将我与自身分隔开的又是怎样的屏障呢?在组成我的碎片(émiettement)中,又如何重新找回自我呢?我正在迈向一个我未知的地方,一个永远不能把握自我的不确定的地方。所有事情的发生就像是我的脚步走在我的前面,好像思想与情感正在想象着创造一种心理景致(paysage mental),而心理景致实际上又塑造着思想和情感,这样,思想和情感正好贴合心理景致的轮廓。一种荒谬的力量——由于它符合世界的合理性(rationalité du monde),并且看上去无可争辩,所以就更加荒谬——迫使我不断跳跃,以落到我的双脚从未离开过的地面。在这种无用的朝向自我的跳跃中,我的在场(présent)被人偷走了 ;我常常与现在的我错位地生活着,按死亡的时间节奏(rythme du tempsmort)生活着。

   显然,瓦纳格姆在挪用弗洛伊德的个人主体心理结构的观点,但又不想简单照搬,可是被他挪用和异轨后的心理结构造成了自己构序线索上的混乱。这里,可以迷失的“自我”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本我”(Es),而“超我”(über-Ich)则具体化为“屏障”“碎片”“世界的合理性”“错位”和“死亡的时间节奏”,而没有了本真性在场的伪“我”则顶替了弗洛伊德关系性的“自我”(Ich)。在瓦纳格姆这里的理论构境中,存在着一个新人本主义的逻辑预设,即应该在真实在场的诗意活着的“自我”与落入平庸日常生活中“按死亡的时间节奏”苟生的伪“我”的对立。在诗的构境中,出现了这样一幅苟生人的日常生活情境 :伪我的双脚走在自我的前面,我以为不断跳跃的双脚在走向自我,可是这种无用的跳跃却偷走了自我的真实在场,一种错位的心理景致中,伪我在场则自我缺席。这就是苟生的秘密。诗学的此-彼构式,往往是难懂的。瓦纳格姆说,用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即他的思考焦点是这种本应在场的真实个人主体意志如何落入日常生活的平庸性(banales)苟生的。一是需要留心瓦纳格姆此处使用的心理景致(paysage)一词,“paysage”的法文原意为风景,但心理风景并非外部的景色,而是在主观心理场境中出现的特定可感情境,其实也就是精神构境。它是蕴含一定的情感和思想构式的精神场境,反过来又塑形情感和思想。二是这种主观“肿大”起来的精神个体,也正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批判认识论逻辑的起点。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情境主义国际的思想倾向。对此,马克里尼曾这样评论道 :“情境主义国际对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阅读,将他们推向了比卢卡奇的‘主-客体’马克思主义更远的地方——就是直接把个体的主体放在革命计划的中心。这种大胆的理论,激励了很多当时的哲学年轻人,鲍德里亚说‘所有的人都热情奔向他们的激进的主体性的概念!’” 马克里尼的分析是深刻的。他不仅准确指认了青年卢卡奇隐性主体哲学的“主-客辩证法”,而且透视了情境主义国际通过尼采和克尔凯郭尔而凸显的个人主体为本的新人本主义构式。

   其次,就是对这种资产阶级平庸日常生活的超越。瓦纳格姆认为,关于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平庸性的解构,“自从有人类生活的时代起,自从人们阅读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时起,该说的都说了”。洛特雷阿蒙有些像是现代诗歌中的尼采,他的《马尔多罗之歌》以前所未有的渎神的反叛,打破了传统认知所依托的固有本体论关联构架,一句对少年美如“像一台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相遇”的指证,让毫无关联的三件物品来形容不可能的断裂式的美,击穿了平庸象征的隐喻映射链。洛特雷阿蒙与德波就读同一所中学(Lycée Louis Bartho),前者对超现实主义和情境主义国际的影响巨大。德波等人在讨论异轨时,多次援引洛特雷阿蒙。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也引述了这一奇异的诗境。在瓦纳格姆看来:“人们只有在摆弄平庸、驾驭平庸、将平庸打入幻想、将平庸推向主体快乐的过程中才能摆脱平庸。” 显然,个人主体的快乐是可以透视平庸、驾驭平庸和摆脱平庸的根本,而不快乐的人就是处于平庸而不知平庸的苟生中的人。然而问题在于,这个可以超越平庸的快乐的人,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存在的,因为这只是瓦纳格姆的主观想象。一个在雇佣关系中被盘剥的劳动者,即便是他特别想快乐,但这是不可能的 ;即便出现了“幸福的快乐”,那也只会是景观设置的应该笑的商业机关。

   其三,苟生中的人是非总体存在的人。这又是一个价值批判。在瓦纳格姆看来,“苟生的人,就是被等级权力机制(mécanismes du pouvoir hiérarchisé)撕成碎片的人,被互相影响的结合物(combinaison d'interférences)束缚着的人,被压迫技术(techniques oppressives)的混乱弄晕了的人”。可以看出,列斐伏尔那个总体性的人是这里瓦纳格姆快乐的人的逻辑模板,而这个所谓本真性的总体人在三个层面上被肢解 :一是资产阶级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的等级,却又以资本所构序的市场中自然发生的经济等级权力再一次将苟生人撕成雇佣关系中的碎片 ;二是人虽然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原子化法人主体,却仍然臣服于通过市场交换关系建立起来的“相互影响”的中介,具体到这里,应该是消费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相互引诱和攀比的苟生人 ;三是中世纪的直接压迫消失了,但是成为隐性工具理性的新型压迫却让苟生人陷入混乱。这一分析是具有透视感的。

   那么,从什么地方去透视这种非总体性人的平庸苟生呢?瓦纳格姆的答案是 :不同于马克思所关注的宏大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日常生活(vie quotidienne)。这同样是列斐伏尔和德波共同关注的领域。他说,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庸人就像“动画片中的某些角色(personnages),一阵疯狂的奔跑突然将他们带到虚无之上,而他们自己却毫无感觉,结果是他们想象的力量让他们在这般高度上飘荡,然而等他们有朝一日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立刻坠落到平地”。诗人的长处在于感性,十分深刻的道理,他总会找到生动形象的例子来隐喻和旁证。这里瓦纳格姆的喻境讲的是动画片《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汤姆追逐杰瑞的过程中,汤姆经常会在已经冲出屋顶或悬崖后继续在空中奔跑很久,发现自己悬在空中时才在格式塔心理场断裂中突然掉下。齐泽克和哈维都用过这个例子来形容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中的“虚无之上”的金融资本,这是极为深的批判性隐喻构境。苟生中的庸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像汤姆在断崖虚空之上的痛苦挣扎,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随时会掉入虚无深渊,可悲的是,庸人们还会将平庸的深渊当作天堂。瓦纳格姆说,人类原本生活在上帝的废墟(ruines de Dieu)上,这时也坠入了他自身现实的废墟(ruinesde sa réalité)之中。上帝的废墟,指的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当资产阶级打倒上帝之后,人在上帝的废墟上将自己的正身放置到了神的空位上,可是,人并不知道,当他杀死上帝的时候也杀死了自己,他看不到资产阶级的世界本质是一种存在的废墟。“现实的废墟”,正是指资产阶级日常生活本身的异化深渊,只是庸人们将苟生视作幸福。这种“幸福生活”,正是资产阶级新型社会治理(police)的核心要诀。如同列斐伏尔所指认的那样,熟知的日常生活的本质恰恰是身在其中的我们所不能透视的。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苟生的庸人不知道日常生活脚下的深渊,更不知道日常生活本应呈现的活着的本质,不仅如此,今天的哲学家们同样以蔑视的眼光拒斥日常生活,他们不能理解,“在一个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中显示出的真理,要比所有哲学中显示的还要多”。

   从表面上看,由启蒙开启的资产阶级释放人欲的日常生活是建立在封建专制的废墟(“上帝的废墟”)之上的,似乎它是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成果。然而,在诗人瓦纳格姆眼里,这一切却成了新的牢狱(“现实的废墟”)。

   从爆裂了的古老神话中产生的细小碎片(fragments)在慢慢坠落,向四周布撒着神圣物的灰尘,布撒着令活着的精神和意志硅化(silicose)的灰尘。对人的束缚变得不再隐秘,更为粗俗,不再有威力,但数量繁多。那种俯首听命不再出自教士的魔术,而是产生于众多的小型催眠术(petiteshypnoses):新闻、文化、都市主义(urbanisme)、广告等,都是一些服务于现有秩序和未来秩序的导向性暗示(suggestions conditionnantes)。

这还是浪漫主义的诗境。古老的神性图景背后的外部强暴性专制的确被炸碎了,可是资产阶级在天赋人权的神圣幌子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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