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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这个世界会更好吗?

更新时间:2021-06-09 11:43:37
作者: 卢周来 (进入专栏)  
目的在于更好理解世界;但尽量克制自己上网,以免“信息多使我变愚蠢并失去预测能力”。

   但“数字原生代”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生下来就被网络束缚,思维的形成过程就依附于网络。抱着手机长大的这一代人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会把未来的世界塑造成什么样子,目前仍然未知。不过,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曾担心,全球化及知识与技能的扁平化,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伟大的物理学家了。那么,互联网时代带来的知识碎片化与思维肤浅化,以后的世代,还能不能产生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以及从孔夫子到梁启超式的思想人物,也许要存疑了!

   二

   当然,乐观的进步主义者肯定不会同意我们的担心,甚至会嘲讽这种担心。其中,就有我一位科学家朋友。

   他是这样对我说的:在没有计算器的时代,有人能够背出圆周率后面六万多位数,我们视为奇人;在没有数据库的时代,有人能背诵一万多本书,我们也视为奇人。但在计算器与互联网数据库面前,我们还需要这样的奇人吗?

   他又说,印刷术刚面世时,人们怀念口口相传的史诗时代;电视机刚面世时,人们又怀念纸质阅读时代;互联网现在无处不在,人们又想回到图书馆时代。而历史总是要往前走的。

   在嘲讽了我一通后,他终于承认,互联网的确可能带来个体知识与思想的退化。但他又认为,这一由互联网带来的问题,仍然可以由互联网自身来予以解决。

   他是这样畅想的:互联网将与人一起进化。未来的人,不需要像我们这代人那样,学习并把各种知识储存于大脑,而是依靠网络强大的存储能力。然后,在研究问题或解决问题时,知识不是从大脑的内颞叶中开启,而是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互联网海量储存中开启的;思想也不需要某个个体或某些个体有多么深刻甚至垄断,而是将网络上所有的该领域的思想汇聚和拼接起来,并通过网络社会的筛选,成为大家共有的思想成果。

   以盲人摸象为例。在前信息时代,摸到大象脚的盲人,认为大象像一根柱子;摸到大象鼻子的盲人,认为大象像一节卷筒;摸到大象耳朵的盲人,认为大象像一把扇子,摸到大象身子的盲人,认为大象像一堵墙。大象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无法说服谁。但互联网时代不一样了:互联网可以把不同盲人从不同角度得到的影像拼接在一起,使我们很快得出大象完整的样子。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也是群体智慧的力量。

   说到兴奋处,他对我说,你看,每个个体的观点也许是片面的,但片面的观点汇聚在一起,不就构成了完整的世界观吗?这难道不是我们向往的未来世界吗?

   总之,在他眼中,未来个体的人与网络将互相嵌入,群体知识与群体智慧却替代个体知识与个体智慧。

   然而,我对于他所畅想的总是半信半疑。其中,他认为未来互联网作为所有人的外脑,将替代个体去储存知识与信息,我是赞同的;但对于思想能否通过网络汇聚与筛选机制,成为众人之共识,则抱以深深的怀疑态度。

   因为中间逻辑链条较长,我还是从个人经验入手谈起吧。

   我有两位学者圈的朋友。世纪之交那几年,经济学家杨帆本着弥合学界分歧的目的,组织了不少次小型研讨与交流会,那两位朋友也是会上常客,两人观点有较大差异,但还能形成对话,并且彼此之间有基本的尊重。十多年前,两人都在新浪上开了微博,一开始两人还相互关注,但对某些事件的看法差异越来越大,且文字上有暗批对方的意味。再发展到后来,只要是对方观点就必然反对,且已涉及到人身攻击;2016年年中,进一步演变到双方的粉丝团相互“约架”。而到了现在,双方早已用形同陌路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蔑视。

   发生这样的事,其中当然有宏大的背景。新世纪以来的二十余年,如山峦起伏,如江河蜿蜒,人与人之间观点差异的扩大,不过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映射而已。这方面的分析文字累若堆土,不劳也不需要我再加一铲。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也恰是这二十余年,人类社会迎来了一个互联网尤其是近十年的手机移动互联时代,那么,这一时代的到来,在塑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一开始是非常乐观的。在互联网刚刚出现时,虽然我那位科学家朋友科幻般的想法还未出现,但大家几乎都有好的预期。在最简单的层面,互联网不仅架起了信息互联互通的桥梁,同时还让每个普通人都有了自己表达的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可以直接穿越任何种族的、地域性的限制,使每个人成为公共空间平等的对话者。当然,也因为互联网上的对话是去人格化,而且人们在电子世界分享信息时的多元与无私,因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使世界更平,将使人类更好理解彼此。由此推论,也会使学界与思想界更容易化解分歧达成共识。

   然而,至少从我这两位学者圈朋友的情况看,互联网高速普及的二十年,恰是他们之间意见分歧越来越扩大的二十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行为经济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小实验:实验中,一群大学生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穿着写有“忏悔”两字的大背心广告牌在校园里走上几圈。自然,有一些学生同意,也有一些学生拒绝。而有意思的是,同意的学生认为,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会与他们一样同意穿;而那些不同意的学生同样认为,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会与他们一样持不同意态度。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观念、价值和嗜好投射向他人,过高估计与自己持同样立场的人数,这在行为经济学上被称为“错误共识效应”。这被认为是人的一种本能。

   “错误共识效应”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从主观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获得认可的期望。通过自我认定自己的观念属于主流观念,符合进步理念和时代要求,为自己找到心理支撑。特别是当我们对某个观念有了情绪投入或自尊心此前曾遭遇过伤害,潜意识里就更倾向于自我夸大某一观念的社会支持度。

   在“错误共识效应”的驱动下,我们在选择自己的交往圈时往往有偏见:即优先甚至是专门选择那些我们“同道”中人进行交往。于是,就形成了“圈子”。一些行为经济学家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圈子害死人”。“倾向‘神创论’者构成自己的圈子;持自由主义倾向者也只与持同样倾向者交往;甚至喜爱法国菜的,他们构成一个倾向于贬低其他口味的松散团体。”他们在一起相互支持,“即使是人数少也会吹口哨来自我打气”。也正因为我们找来围绕在身边的人都恰是支持我们理念的人,而这些人又因为与我们观念相同被我们认为正派、公允,代表主流力量,于是我们误认为全世界的主流都在支持我们。也就是说,“找圈子”的行为,进一步放大了我们的“错误共识效应”。

   但是,在前互联网时代,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有选择性交往,毕竟受到地域与时间的限制,想寻找自己同道中人,非常不容易。有研究认为,如果单纯通过物理性接触,每个人至多同时能够维持与一百五十人的交往。

   随着网络时代特别是新媒体在近十年内的兴起,极大降低了我们寻找“同道者”的成本。尤其是“微博粉丝圈”,既能满足我们选择性交往需要,而且交易成本又极低。“粉丝”本身,就意味着有选择性与排他性。一般来说,我只有认同谁、喜欢谁,才去“粉”对方或互“粉”。一旦“粉丝圈”形成后,一个观点出来后,一呼百应,让人更是感觉“我的就是对的”,“反对我的就是错的”。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算法的发展,在趋利本能的驱使下,各新媒体网站都根据访问者偏好,通过算法为用户精准推荐其想要交往的人及想要听到的观点。这更是为不同偏好的人走向“拉帮结派”并互相封闭甚至攻讦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便利。于是,与互联网进化同步,“错误共识效应”也在不断指数级放大。

   再回到我这两位学者朋友。他们也是凡人,也会陷入“错误共识效应”,况且,他们本身就比一般人自负,自尊心很强,特别看重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免高估自己思想与观点的支持度。在前互联网时代,他们要在现实世界通过面对面接触寻找支持者不易,加之学术思想界总体氛围较为包容,因此他们还能够和平共处,偶尔还能听听对方意见。但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先是BBS之类论坛的兴起,后又是微博在引导舆论场。这两位学者在虚拟世界轻松就发展起自己的粉丝群,且粉丝群均以数十万计,这些粉丝对各自拥戴的学者也是“众星捧月”,而对方则是“森严壁垒”,两位学者俨然成为各自带领百万雄兵讨伐对方的统帅,“错误共识效应”被空前放大:都认为对方代表着谬误与偏见,而自己代表着正义与公理,都以为自己的思想观点更受到世界的拥戴。于是,当年还能够坐在一个研讨会场,至多也只是正常学术之争,在互联网世界的放大下,发展成为视对方为恶人甚至“人民公敌”!

   实际上,互联网扩大观点分歧、推动思想极端化,除了因放大“错误共识效应”之外,还因其放大了另外一个效应,即“贴标签效应”。

   行为经济学家曾在高年级男学生夏令营环境下进行过这样的试验。试验者把学生安排到两个宿舍,把其中一个宿舍命名为“老鹰”,另一个宿舍命名为“响尾蛇”。结果,“敌对”意识很快就在两个宿舍的学生中间萌发了:学生们都竞相贬低对方的素质和表现。实验人员顺着两组学生思路,有意引入一些竞争性活动,如辩论或拔河比赛,两天过后,两组学生已经发展到相互辱骂对方;再过几天,竟然发生了两组学生之间相互威胁直至午餐时打架斗殴事件。因此,研究者认为,要让人群彼此产生敌意,只需要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分成两组,然后贴上有竞争性或对立意味的“标签”。

   学术界相互攻讦的不良生态,固然与学者们观点不同、思想差异有关,但也与媒体随便“贴标签”脱不了干系。一些媒体人拿着放大镜,从某些人或某个人复杂多元的思想中,找出他们认为有“新闻眼”的那部分,然后称某些人为新某派,称某些人为某某主义,虚构或放大被他们人为划分成两个阵营中学者的观念冲突。于是,不少被贴上“标签”的学者,也开始自觉不自觉变得具有“主体意识”,似乎自己真成了某个学术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并开始对被贴上不同“标签”的“阵营”搞党同伐异。

   互联网的出现,强化了“标签”。与传统媒体相比较,互联网上的论坛以及依附互联网的新媒体平台比如公众号,本身就是野蛮生长,没有自律意识,为了吸引流量,在“贴标签”上更是简单粗暴。以前是各大网站的BBS有意挑起观念之争,后有新媒体平台有意将学人划分进不同阵营,怎么热闹怎么来,架吵得越大越好。于是,原本只是“一条缝”的差异,通过互联网,被放大成“一条江”!

   我那两个学人朋友亦受此害。前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就将他们分列入“新某派”与“新某某主义”,这种标签化已经使他们及他们的“粉丝”之间很难调和。互联网时代对标签的强化,逐渐使得原本不同的学术观点之争,被脱离文本的意气之争取代;本来通过理性的学术争论还有获得共识的可能,现在是越争论彼此离得越远,最后发展到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

   不幸的是,我这两位学界朋友思想由分歧走向对立并非个案。不仅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包括在一度被认为包容性非常强的美国,学界与思想界都越来越走向极化的趋势。换言之,片面的观点不仅没有因互联网的叠加而完善,反而更加走向片面与极端。最后的结果,带来的是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

   马修·根茨科和杰西·夏皮罗,是两位在美国以研究媒体问题著称的经济学家。他们注意到,美国两党政治在这十年间越来越不可调和,这也是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得以粉墨登场的一个基本社会背景。这期间,互联网的负面影响难辞其咎。他们认为,互联网通过扩大“错误共识效应”以及“贴标签效应”,使得原本呈现“正态分布”且“连续性”好的社会偏好,迅速向“左”与“右”两个极端龟缩,折中的政治立场在这种环境下根本站不住脚,只能靠边站,最终造成了群体极化。

有这样一些数据可供对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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