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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诚君:人民币国际化如何更好承担国际责任

更新时间:2021-06-09 10:58:49
作者: 周诚君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参加久负盛名的莫干山会议。刚才(刘)尚希院长做了很有见地的演讲,有些问题讲得很透彻、观点也很独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宏大蓝图。我想围绕今天会议的主题,讲一讲对相关问题学习研究的一些思考,也对尚希院长的部分观点和建议做一些评述或回应。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作

   去年9月份,我在“2020上海货币论坛”做了题为“关于当前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问题的思考”的主旨发言,对MMT理论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问题进行了讨论。作为一名长期研究货币问题的经济学者,我对MMT理论一直不太认可,因为其假设前提有重大缺陷。MMT理论认为货币是政府对市场开具的“借据”,政府理论上可以无限开具这样的借据。但实际上货币是所有市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对交易对手开具的借据。当全社会“借据”足够多时,产生了一个集中的借据交换和清算者,扮演这个角色的机构最后逐步推出了标准化的借据,这个机构演变为中央银行,标准化借据也演变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法定货币。不仅如此,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货币的性质。毫无疑问,对于持有人而言,货币是一种资产,不管是现金,还是存款货币,包括现在的数字货币,都属于资产。但是,货币放在财政手里和由央行发行时,两者的财产权利属性是不一样的。央行发行的货币本质上是一种负债,特别是在现代信用货币条件下,央行对所有货币持有者需承担无限法偿的义务和责任。而财政持有的货币是一种资产,而且是具有严格和完整所有权的资产,财政部门代表政府对这些货币资产具有完整的所有权,可以按其意愿去使用、支配。可见,两者是有本质差异的。

   还是在那次研讨会上,我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应对疫情方面确实要密切合作。我的一个观点是,为应对疫情、实施救助、推进复苏,需要大规模投入财政资源,但财政没钱,因此要帮助财政扩大篮子。央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美联储就是这么做的。在历史上,央行也曾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但关键要分清权利、责任、义务边界。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在合作实施救助过程中,有非常清晰的机制,联储怎么出钱、财政如何承担责任,出资比例,股权还是债权,谁优先、谁劣后,等等,都有准确、清晰的界定。这个机制也不是由美联储的经济学家或财政部的专家设计,而是请贝莱德、黑石这样的国际投行来设计,明确财产权利属性和责任义务边界,确立后续退出和清偿机制。我想,这恐怕是核心要义,也是这个框架有公信力的关键所在。我不想沿着这个思路再展开,我去年9月份的演讲内容也会在这个月的《比较》杂志正式发表,到现在我没有改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3月18日,中美高层在美国阿拉斯加进行了一次引起广泛关注的会晤。在两天后的3月20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我做了一个演讲,其主要观点和内容是,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是要去挑战美元、替代美元,而是与美元一道,承担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跃迁的国际责任。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首先是“特里芬难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就是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全球中央银行家都有广泛共识。对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作为储备货币所需承担的责任义务往往是不尽一致的。货币当局在提供国际储备和制定国内货币政策时,很难做到两全,难以兼顾国内目标和国际责任,特别是当两者出现明显矛盾情况下,货币当局往往首先要考虑国内目标。这也是经济学在上世纪60年代初提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以来,一直无法有效解决的命题。美联储也一样,当面临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责任和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出现明显矛盾和冲突时,我们看到,美联储的价值取向和目标选择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无限量宽、财政赤字货币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危机前的7000亿美元左右扩展到今天的超过7.6万亿美元。尚希院长说美国现在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对此有些担心。在我看来,这未必是可提前布局、运筹帷幄的“大棋”;即使美国真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可能也是一招“险棋”,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美元多大程度上还是可信的?美国、美联储是否还能对全球美元持有者承担无限法偿的义务和责任?特里芬难题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其次,是全球分工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交易、流通,基本的经济学框架是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经济学理论。资源在全球范围配置仍然需要依靠价值规律、靠价格信号来实现出清、达到均衡。过去,资源全球配置和国际产业分工主要通过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以美元汇率为核心的国际价格信号来进行。现在的问题在于,美联储在国际责任和国内目标两者之间无法兼顾,特里芬难题带来的挑战愈演愈烈、美元价格信号越来越扭曲失真,在此情况下,美元的未来将是什么样的?美元汇率多大程度上还反映市场供求均衡结果?还能否真正有效发挥全球资源配置的价格信号作用?

   不仅如此。如果全球供应链中心、生产中心、价值中心都还在美国,美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核心价格信号作用是有现实经济基础的。但是到了今天,全球供应链中心、生产中心、价值中心已经不仅仅是在美国了,而是相当一部分在中国、在欧洲。这时,单独依靠美元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扮演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的价格信号作用,其地位已大不如前了,其效果也越来越差了。事实上,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不管从数据上,还是从相关政策上,都可以看出这些重要的变化。

   去年10月份,欧元一度超过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结算货币。也是去年10月,我在广东调研,当地人民银行的同事告诉我,在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对外经济活动中,人民币结算占比超过了53%,成为第一大结算货币。截至2020年年底,人民币结算占所有中国跨境经济活动结算总额的比例超过了46%。

   昨天我和社科院李扬老师一起在天津参加一个高峰论坛,李扬院长说未来我们进行国际竞争需要大力倚仗人民币国际化,但他又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和效果颇为担忧,原因是目前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储备、贸易融资等领域的比例都非常低,大致都在2%左右。他很担心,这么低的比例怎么与美元竞争?应该说,他的这组数据来源于SWIFT,是基于逐笔业务统计数据,是有微观基础的,但又是严重低估的。为什么说它是低估的?因为统计口径差异太大了。在多数成熟市场国家,其国内交易结算报文都是用SWIFT,但我国国内几乎所有交易结算都不用SWIFT。因此SWIFT在按币种进行统计的时候,包括了这些国家的国内交易结算部分,但对于人民币结算,SWIFT只统计用SWIFT报文的跨境交易结算,少统计了我国国内交易结算这部分,实际上还少统计了通过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CIPS)和我国商业银行国际行内系统进行跨境结算的部分。可见,SWIFT统计数据可能是严重低估的,如果把国内巨额的人民币结算量也加上去,这个比例可能将有显著提高。

   再次,美国滥用长臂管辖和美元霸权。美国人搞长臂管辖,其实绝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而只针对中国,它对其隔壁邻居如墨西哥、对其倚仗的战略朋友如越南,甚至对传统上它密切往来的友好西方成熟市场国家如瑞士,有时也这么干。前不久,在陈元老行长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专门分析了美国搞长臂管辖的逻辑基础。应该说,美国人搞长臂管辖并非单纯出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而是有其逻辑和现实基础,基础之一就是美元的国际使用。在信用货币条件下,一方面,信用货币都是发行该货币的中央银行需承担无限法偿义务的负债,中央银行须对任何一个持有该货币的境外市场主体承担无限法偿责任。另一方面,对于国际货币,不管其发行流通使用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最终都要回到发行该货币的中央银行实现最终清算,完成最后的债权债务结清。因此,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市场主体及其行为如果使用美元,就须按“最小联系原则”遵守和服从美国的利益,每一分美元在美国境内外的持有、交易、结算、清算都要符合美国利益,否则你就不要使用美元。这是美国搞长臂管辖、把国内法延伸运用到域外的自身逻辑。应该说它也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但当美国人凭借美元的国际使用频频举起制裁大棒,过于强调美国利益、而忽视其所需承担的国际责任的时候,越来越多国家和市场主体就希望降低和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希望有更多的国际货币能够替代美元进行国际支付、国际清偿和国际结算。可以说,“天下苦美元已久矣”。这个时候,时机上非常好,还是要积极地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人民币的广泛使用。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双循环新格局、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对外转移。最近几年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这一现象比较明显,我把它归纳为成建制、大规模的产业对外转移,国内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行业、企业持续往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是非洲和南美国家和地区转移。在上述国家和地区,有很多中国产业园、工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十几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超过125平方公里。而且,这些中国产业园、工业园,大多不是政府推动,而是民营企业主动调整,“抱团出海”的结果。这是因为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持续升高,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要求如环保、安全生产等越来越严厉,一些传统产业在国内越来越没有比较优势,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出口时价格那么便宜、那么具有国际竞争力了。过去美国超市里的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现在看变化很大,越来越多地是“越南制造”、“孟加拉国制造”。

   实际上,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就是不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承接外部产业转移?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以后,日元开始持续对美元大幅升值,最后上涨了大约2.5倍。随着日元不停地升值,日本产业不断地对外转移,刚开始主要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之后随着比较优势的继续变迁,产业进一步转向“亚洲四小虎”国家和地区,接着进一步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大陆,最后形成了所谓东亚“雁形发展模式”。可见,产业的跨国转移,是经济发展变迁、比较优势格局变化和国际分工体系相应调整的自然结果,我们还是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和顺应这一过程,它甚至是当前国际形势和全球供应链深刻调整背景下,我国企业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要求,进行更高层面全球布局,更好推进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高端跃迁的主动行为。我想,这也是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非常开明,也很包容,20年、25年前,他们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强调“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只要在本地投资、生产,产生GDP,创造就业,形成税收,不管企业是谁的、从哪里来,他们都欢迎。而现在,他们强调“不求所在,但求所有”,不管企业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还是哈萨克斯坦,只要研发中心、利润中心和合并财务报表在本地就行。

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基本上都是用美元结算,发改委、商务部的对外投资审批单上,过去都是核批多少美元的对外投资金额。这两年中央银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与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商量合作,想办法推动这种大规模成建制的对外产业转移更多使用人民币来实现。这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汇兑成本,控制汇率风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推动人民币对外使用。通过这种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人民币在投资对象国沉淀下来,一方面用于向中国进口与产业转移相应的机器设备、生产线和相关服务,另一方面开放金融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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