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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涛:“印太战略”框架下澳大利亚对美政策研究——安全焦虑与“中等强国”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1-06-09 10:49:27
作者: 邱涛  

  

   摘要:澳大利亚由于其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和远离西方世界,其战略文化中存在明显的安全焦虑和中等强国抱负。在“印太战略”背景下,这两个因素驱动着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其试图通过紧密地追随美国实现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美国的安全保证,维持它在该地区的“中等强国”地位。美国为筑牢遏制中国崛起的“南锚”,也极力拉拢澳大利亚,赋予其所谓特殊的盟国地位。但是,“印太战略”框架下的澳美同盟具有极大的非对称性,澳大利亚面临较高的被“连累”与“抛弃”的风险,而收益与日本和印度相比却相对较低。

   关键词:澳大利亚 “印太战略” 安全焦虑 “中等强国”

  

   “印太”(Indo-Pacific)作为地理学概念早已存在。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霍夫(Karl Ernst Haushofer)提出“Indopazifischen Raum”(印太空间)概念,可视为“印太”概念首次被纳入地缘政治理论视野。澳大利亚作为太平洋与印度洋交会处的国家,其学者和官员高度重视“印度洋太平洋”概念并不令人意外。20 世纪 60 年代,他们在研讨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问题时就开始使用“印太”一词。“印太”概念提出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未引起学界和政界的重视,但是,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后,随着中国、东南亚和印度的崛起,“印太”概念开始在学术界风靡起来,并引起政界的高度关注。澳大利亚 2012 年版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白皮书和 2013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201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甚至将“印太”术语写入其中。从对外政策的表现看,澳大利亚虽不是“印太”一词的发明者,但却是“印太”概念最积极的阐释者和倡导者,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多位高官和包括洛伊外交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在内的重要智库在传播和阐释“印太”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旨在维持霸权的美国“印太战略”、实现国家“正常化”的日本印太战略和实现崛起的印度印太战略不同.澳大利亚的“印太战略”有着鲜明的安全焦虑和“中等强国”雄心,其“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对美政策也是围绕上述两点展开的。

   一、澳大利亚的安全焦虑

   澳大利亚虽然经济繁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 5.5 万美元,但其在安全方面却存在严重的焦虑感。严重的安全焦虑迫使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总是选择与最强者为伍。这与日本有些相似。但是,两国在追随强国的原因上有所不同,日本是由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造成的“位置意识”引起的,而澳大利亚却是由强烈的安全焦虑造成的。澳大利亚的安全焦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广人稀造成的安全焦虑。澳大利亚版图辽阔,有 769 万平方公里,是一个洲际规模的国家,但其人口数量规模小,截至 2020 年 12 月,人口总数还不到 2580 万。澳大利亚 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基本靠海运。版图规模与人口总量严重不成比例。人口少的直接后果是现役兵员有限,可动员的国防后备力量也较弱,军队总规模不到 6 万人。地广人稀是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导致澳大利亚人普遍希望寻求强国保护的政治心理。基于这一点,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基姆·比兹利(Kim Christian Beazley)曾经直白地指出∶“凭借澳美同盟获得的军事优势,澳大利亚能以地球上 1% 的人口守住 20%的土地;如果没有了澳美同盟,澳大利亚人就别想独立自主地混下去,所以澳美军事同盟必须一直坚守。”

   第二,地缘政治上远离欧美中心区,孤悬于西方世界之外,造成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澳 大利亚 历 史 学 家杰 弗 里 ·布莱尼将 之称 为“the tyranny of distance”,意即远离国际政治中心这一现实决定了澳大利亚的历史和政策选择。一般而言,对西方大国来说,澳大利亚的安全问题与他们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如果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面临挑战,从理论上讲,这些西方国家不会为其安全付出重大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澳大利亚在 1939 年就与英国并肩作战,但是当澳大利亚面临日本入侵本土的威胁时,英国不仅不提供帮助,还不允许跟随英国参战的澳大利亚部队回防本土。英国的这一政策给澳大利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从地理上看,澳大利亚是岛屿型国家,无险可守。如果某个海上强国击溃澳大利亚海军,澳大利亚的本土安全就会受到极大威胁,其数量有限的军队根本无力在庞大的陆地上阻击对手。

   由于上述原因,澳大利亚在独立之时,“不安全感”已深深地嵌入到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文化中。1905 年,日本击败沙皇俄国时,澳大利亚就开始担心日本南下扩张。在他们看来,当时仅有数百万人口的澳大利亚根本无法抵御日本的侵略。考虑到远离母国英国,澳大利亚的有识之士认为必须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倡导“本土防御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防务论”仍然占了上风,绝大多数澳大利亚军队被投入到欧洲战场。

   由于存在严重的安全焦虑,澳大利亚在历史上总是以“输诚”的方式追随盟友,换取盟友的安全保护。作为面临巨大安全压力的国家,为化解未来难测的安全问题,极力向可为其提供保护的强国输诚;而其盟国一方面享受特权,让有求与它的国家分担防务责任和成本,另一方面又极力防止被保护国将其拉下水。这种状态是战略研究中典型的“抛弃/连 累情结”(Abandonment/Entrapment Complex)。在英帝国称霸世界时,澳大利亚紧紧追随英国。加拿大、爱尔兰、南非等英联邦成员在 20 世纪 20 年代纷纷脱离英国外交轨道,在外国设立自己的外交使团时,澳大利亚却依然选择留在英帝国外交框架之内。美国多次寻求与澳大利亚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外交使团,但均遭澳大利亚政府的回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在太平洋的军队抵挡不住日本的军队、节节败退。此时的澳大利亚政治精英已认识到需要找到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帮助其保护国家安全,这个国家便是美国。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之职的约翰 ·科廷(John Curtin)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未来的任务”一文,指出必须因时转换联盟。

   在文中,科廷称∶“……我要明确指出,我们要摆脱与英国传统来缘关系带来的痛楚,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我们知道英国的困难,我们知道她面对随时可能的入侵,我们知道分散力量的危险,可是我们更知道舍弃了澳大利亚英国依然可以坚持下去……”“。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陷落后,英国放弃协防澳大利亚,把力量集中在欧洲战场。2 月 19 日,澳大利亚北部的军事重镇达尔文港遭到日本猛烈轰炸,澳大利亚内户洞开,整个国家陷入慌乱。不久,日本占领了距离澳大利亚仅 200 公里左右的新几内亚的全部港口,澳大利亚本土安全面临极度危险。在国家安全最危难的时候,总理约翰。科廷请求英国驰援,并抽回保卫英国的澳大利亚军队。英国不仅没有为澳大利亚提供支援,还极力阻止在为英国作战的澳大利亚第 6师、第 7 师和第 9 师回防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极力要求下,英国政府不得不把澳大利亚的第6师和第 7 师抽调出来,不过不是去防卫澳大利亚,而是调往英属缅甸,保卫其殖民地,第 9 师仍留在北非作战。就在这关键时期,美国把在菲律宾战败的麦克阿瑟将军派往澳大利亚,并任命其为西南太平洋盟军最高司合,支援澳军作战。麦克阿瑟虽是”败将“,但他的到来仍被澳大利亚人视为是美国对其提供的强大支持,让澳大利亚人深为感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美国独立时,深受英国史观影响的澳大利亚视美国独立为叛逆,对于美国文明,澳大利亚人也认为不如欧洲文明”正统“。科廷对英国的背信弃义深感失望,对美国的援助感恩戴德。在这种背景下,他发表了转换联盟的着名演讲,称”母须迟疑,本人在此宣告,澳大利亚从今以后向美国看齐,对大英帝国不再存在任何血统关系或情感之束缚“。

   转投美国后,澳大利亚对美国外交亦步亦趋,鲜有自己的独立性。朝鲜战争时期,澳大利亚追随美国赴朝参战。在解释参战原因时,澳大利亚外长佩西·斯宾德(Percy Spender)称,”只有与太平洋上最强大的美国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才能保卫澳大利亚的安全“。澳大利亚前总理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在解释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越南战争时,也是从安全角 度进行分析的∶”我不能理解在本地区澳大利亚除了从美国的友情和强力,还能从何处获取安全 ?‘

   由于对安全的焦虑,澳大利亚极力博取美国欢心,这种“交好”甚至到了“巴结”的程度。在 2003 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前,澳大利亚政府主动请缨,要求参战,生怕美 国将其 落下。 时任 美 国国防部长 的拉 姆斯 菲尔 德(Donald Rumsfield)甚至对澳大利亚的主动示好感到盛情难却,觉得“应该接受盟友迫切要求帮助(美国)的热忱”。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华德(John W. Howard)在伦敦访问时为澳政府的这一政策做辩解时称,“无论在何时何地,澳大利亚都有坚定的与美国站在一起的决心,这有助于建立两个国家长久而密切的关系。”这句话的潜台词实际上是有助于强化美国保护澳大利亚的意愿。与之前的政策一样,美国 2010 年提出重返亚太和 2013 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尽管澳大利亚经济与中国有相当高的相互依存度,但澳政府却迅速跟进,积极与美国进行战略对接。近年来,随着南海局势的升温,部分澳大利亚的反华媒体不仅质疑中国对南海声索的合法性,更对中国实现主权声索的方式抱怀疑态度,认为中国直接威胁了所谓“基干规则的国际秩 序”,从而间接影响至了澳大利亚的独立 基于上述判断,澳大利亚愈加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并重新对其所在的地区进行“定义”,即以“印太”取代“亚太”。如果说“亚太”主要是基于经济考虑,那么“印太”则是基于战略关切。换句话说,当前澳大利亚主要从安全角度而非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地区事务。

   二、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梦想

   “中等强国”(middle power)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引入外交领域的。何谓中等强国,学术界的衡量标准有所不同。关于中等强国,一般从领土与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外交能力、国家领导层效能、国际影响力和心理认同等七个方面的指标进行界定,但是,拥有中等强国的能力并不一定是政治上的“中等强国”。布鲁斯·吉莱(Bruce Gilley)和安德鲁·奥尼尔(Andrew O’Neil)认为,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才能算得上“中等强国”;一是积极参与国际调停,二是推动国际政治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三是坚持通过国际机制解决国际政治问题。丹尼斯·斯泰尔(Denis Stairs)与上述二人的观点有些类似,认为当拥有中等强国能力的国家提出多元国际政治主张、没有国内冲突以及不充当大国代理人时,其中等强国的身份和定位才能够被认可。马尼肯(James Manicaom)和里斯夫(Jeffrey Reeves)则进一步提出了界定中等强国的三个标准,即“国力排行”(position)、“身份认同”(identity)和“行为表现”(behavior)。

中等强国的兴起得益于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实践。在旧金山会议上,澳大利亚外长赫伯特·伊瓦特(H.V.Evatt)使用了“中等强国”术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争霸的国际格局为中等强国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环境。担任澳大利亚外长之职长达 9 年的伊瓦特充分利用国际契机,奉行“中等强国”外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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