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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回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老人

更新时间:2021-06-08 15:40:41
作者: 何兆武 (进入专栏)  

  

   回忆侯外庐先生

   1952年,我到西安的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在历史系里教了四年书。当时的校长是侯外庐先生,不过他是校长,我是三十刚出头的年轻教师,中间差了好几级,没有直接接触。1956年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优待知识分子。我还记得当时给每个教师发个优待证,比如进理发馆,人多的时候可以先给你理——其实这些都不太必要,不过我们过去一做什么就做得挺邪乎、挺极端的。

   在党的号召之下,科学院集中全国好几百个知名科学家,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定了很大规模的计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足足一大厚本,非常详细。各个研究所都在招兵买马,历史研究所请陈寅恪先生做所长,陈先生不就,于是请陈垣,还请了郭沫若。陈垣八十多岁了,只能是挂名,郭沫若以中科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历史所所长,也是挂名。于是又调了两个副所长来,一是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另一位就是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侯先生同时兼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室主任。当时大家确实想按《十二年科技规划》发展,所以各个所都不断地往里调人,经人介绍,我从西北大学调入中科院历史所,成为侯先生的助手之一。

   侯先生年轻时就服膺马克思主义,2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时上李大钊的课,深受其影响,从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留学法国专门攻读马克思理论,并着手翻译《资本论》。就我所知,他是最早翻译《资本论》的人。侯先生的外文并不怎么好,不过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和许多人不同。现在有一种偏差,以为外语通就“一通百通”,不过我不迷信外语学院。翻译的事情,第一重要的是了解专业——不要说外文,中文也一样。比如学古代汉语的,让他写篇文章谈谈人民币升不升值,他能写吗?语言不能代替具体专业的知识,这和中文好不好没有关系。

   侯先生从法国回来后,知道已经有人在译《资本论》了,于是就停手,并把自己的译文递给对方。侯先生的风格非常之高,其实他译也没有问题,一部经典著作可以有不同的翻译。比如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国外有好几十种译本,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再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接触过好几种不同的英译本,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句子非常长,看起来很别扭,但真实再现了原著销魂夺魄的写作精神,有的译得非常漂亮,却总有点远离原文表达意境的味道。侯先生的中文大家觉得很别扭,不过《资本论》的原文就不是很流利的,所以对有些“评论家”不顾原文风格一味要求文风流畅,我总觉得不太合适。

   回国以后,侯先生在哈尔滨的法政大学教过一阵书,后来又在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任教。平大法商学院的历史是这样的:民国初年,北京一下子成立了许多专科大学,有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女子大学等等,总得有八九个。国民党北伐以后,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就把北京所有这些专科学校合并成一个“北平大学”,分别叫作“平大工学院”、“平大农学院”等等,但实际上还是独立的。当时的很多名牌学校,包括北大、清华,教师都是正经八百的学院派,或者说“资产阶级的学院派”,倒是那些差一点的,特别是一些私立大学,政治上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真正成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场所。比如中国大学,那还是民国初年孙中山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就在现在教育部的地方(原郑王府),陈伯达就在那里教书。平大虽然是公立的,但因为原来都是专科大学,水平差一些,不同思想的教师也比较容易进,所以那里就成了左派的天下。特别是法商学院,那里左派教师集中,学生多是左派,所以法商学院也是最闹事的。

   侯先生来北京,就在平大法商学院教课,虽然不能非常公开,但实际上就是教马列主义。1932年12月那次抓了三个教授,除了侯先生,还有北大的许德珩、北师大的马哲民,罪名好像是“危害民国”,还判了刑,闹了很大一阵,当时叫做“许侯马事件”,侯先生是在第二年8月才被释放。当时有个传统,凡是名人被抓都会有人出来保,包括杨开慧,蔡元培等好几个国民党的元老都打电报给湖南省长何键,要求保她。但何键很狡猾,收到电报就先把人给枪毙了,然后回复说:可惜电报收晚了云云。不过过去确实有这个传统,侯先生他们也被保了出来。

   抗战时,侯先生到了重庆,是左派文化领导人之一。抗战初期,苏联援华是最多的,包括飞机、军火、空军志愿者等等,远远超过美国,所以国民党也拉拢苏联,特别派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到莫斯科去。孙科当时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回重庆后办了一个中苏文化协会,侯先生在里边负责编《中苏文化》。1941年新四军被解散,当时中共的政策是让所有人潜伏到下层去,广交朋友,暂时隐蔽。那时候我在西南联大作学生,学校里忽然跑了一大批人,平常比较出头露面的都纷纷离开,总有七八十个的样子,差不多占了学生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左右,比如跑到云南乡下等等,免得被抓。侯先生还在重庆继续办杂志,因为挂了孙科的名字,也是对左派进步杂志的一个保护。抗战初期,郭沫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是左派的文化领袖,他们经常有活动。有一次开座谈会,张申府提出来要马克思、罗素、孔子三结合,侯先生当场批了他一阵,我们都是在《中苏文化》上知道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压制得更利害了,对共产党下了讨伐令,一部分“送回延安”,一部分就给抓起来,许多进步人士无法立足,先后辗转去了香港,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等等一些名人。侯先生在香港从事左派文化活动,在达德学院(一个规模不大的左派学校)里教书,一直到1948年东北解放,香港的左派人士纷纷回到解放区,侯先生取道东北回了北京,在母校师大做历史系主任。

   解放前,侯先生就出了几本关于历史研究的书,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等等,还有就是《中国思想通史》(共五卷),找了几个人一起合作,不过第四卷没有写成,那也是内容最多的一卷,后来拆成了上下两册。解放后,侯先生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是唯一的民意机关,郭沫若、侯外庐等与党组织的关系长期隔绝,解放初期的身份是民主人士,直到“反右”以后才公开党籍。1950年,侯先生被调到西北大学做了几年校长,一直想要继续把这套书完成,直到1955年任历史所副所长,思想史研究室完全由侯先生负责,实际上也是专门为他成立的,专门安排几个年轻人做助手,特别是《中国思想通史》最后两卷太长了,从宋一直到清,基本上就是大家在侯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是迄今为止最大部头的,也是最早的一部最完备的中国思想通史。

   不过当时有个特点,大家都不务正业,本来一年365天可以真正搞出点什么,但政治运动一来就压倒一切,正常工作经常被打乱。“反右”一反就是一年,天天批右派,接着就是“大跃进”,大家都去大炼钢铁,本来所里招研究生要求读经典著作、学两种外国文,要做论文,可哪有时间呢?再后来是下乡搞“三史”(家史、村史、社史),1959年我们就到河北卢龙县去修县史。三年困难时期稍微好一点,可能是大家吃不饱,都没劲儿闹了,不过杂事依然很多。比如国庆天安门大游行,扎花车一个月,排队练习齐步走一个月,而且年年如此,一直到林彪出事那年才停下来。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之多,反而成了最主要的任务。侯先生自己是比较主张搞业务的,可是总被各种政治任务打断,动不动就全室的人都走空了,所以时常他也流露出不满意,说:“上级的任务,该顶就是要顶。”记得有一次纪念辛亥革命多少周年,组织大家写文章,侯先生说:“这个文章我们写不了,这得让党中央去写。”

   侯外庐先生首先是一个学者,主要的兴趣在学术上,虽然挂了副所长的名义,实际上主要就负责我们研究室,一心只想完成他的那套《中国思想通史》,其他活动很少过问。历史所也算比较照顾他,对我们室的干预是最少的,所以到文革时候也成了一条罪状,说侯先生搞“独立王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党内民主人士”。而且侯先生有个特点,比较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凡事一定要从马克思原典里找根据,有点儿原教旨主义的味道,这是他从年轻时起一贯的路数,我给他做助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工作就是帮他找德文原典。从优点一方面说,这证明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从缺点一方面说,就有点书呆子气了。政治是讲现实的,而不是纯逻辑的,真实的政治有它的“灵活性”,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按林彪的话就是要“活学活用”,可是侯先生往往把政治上的事情当学问来研究。比如上面让批吴晗,那是政治的需要,批就是了,可侯先生一定要找原典,查一查马克思对清官、赃官是怎么定义的。再比如,上面号召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但马克思并没有提过要搞人民公社,所以侯先生从来不大就这方面写文章,不能“与时俱进”,甚至扯后腿,这也是他吃亏的地方。

   刚解放的时候,史学界有“四老”之称,指四位老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另外还有一种“五老”的说法,就是再加一个吕振羽。抗日战争时期,吕振羽做过刘少奇的秘书,但后来也是最早出问题的,1963年把他抓起来,再往后就不提了,只剩下“四老”。不过这四位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文革中无一幸免,都没能逃过这一关。翦伯赞自杀了,侯外庐瘫痪了,范文澜做了五次检讨,不顾“实事求是”的原则,竟然嘱咐帮他做检讨的助手说:“说得越过分越好。”郭沫若没有被大规模的明批,实际上他的压力也很大,一个儿子被打死、一个儿子自杀,而且他公开做自我检讨,说:“现在看起来,我以前写的书都该一把火烧掉。”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否定过头了,他是在否定自己,还是否定自己的事业?难道他真那么想?

   侯先生是历史所第一个挨整的,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有一次把他整得很厉害,说他是叛徒。当时定个叛徒很简单,凡被国民党抓起来过的都被视为叛徒,因为当年国民党抓人,有些找不出证据的也给放出来,只要写个悔罪书,表示要信仰三民主义等等,或者有的人还写:“本人一时糊涂,误入歧途……”这都是无奈之举,不然怎么能让你出来呢?但解放后都成了罪状。而且有一件事情,现在说起来都当笑话了。有一次抄侯先生家,本来准备下午去,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让中央戏曲学院的红卫兵抢先一步,把好东西都抄走了,结果我们所的这帮人去了以后什么都没捞到。这种活动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不过因为我们室的王恩宇是红卫兵的头儿,我听见他给戏曲学院打电话,说:“我向你们提出最严重的抗议,你们趁火打劫!”第二天侯先生来上班,我看见会计室的女同志借给他五十块钱,说是生活费,据说他家里已被洗劫一空,连打火机都给抄走了。

   侯先生本来身体很好,我想他再工作十年也没有问题。1968年,有一次斗了他一整天,结果脑溢血,回去就瘫痪了,虽然后来活到八十四岁,可他最后那七八年躺在床上不能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废人了。70年代初我们从干校回来,那时我还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记得有一次去医院看病,碰到所里一位老先生,大概是胡厚宣,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好,就是腰疼,他说:“我看你的样子还好,可是你看侯先生,人都垮了。”我回答说:“我跟侯先生不一样,侯先生是‘百万富豪’,一破产精神上受不了。我就有一块钱,拿走就算了,无所谓。”

历史所差不多两百人,侯先生是第一个挨整的,只有他一个是反革命,所以压力很大。可是等我被揪出来的时候,全所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反革命,也就不稀罕了。好比一个担子四五十人挑,那比一个人挑,重量上要差很多。而且,侯先生是老马克思主义者、老革命,又是社会活动家、政协代表、历史所所长、国际知名学者,这么多桂冠,一下子破产了,突然变成反革命,让他出来扫厕所,既是一种惩罚,又是一种侮辱。我好比是从一个台阶上摔下来,爬起来还能接着走,可他是从高楼上掉下来的,那怎么受得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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