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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和理论逻辑

更新时间:2021-06-08 15:33:36
作者: 刘伟 (进入专栏)  

  

   摘要: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方面,这一学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系统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理论结晶;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作出的历史回应,是对马克思主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这一学说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明确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凝练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一学说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升华为系统性的理论,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并构建出系统性的学说体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不仅创造性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题,而且反复强调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强调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认识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工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的历史观和基本原则,以此为前提展开了一系列学术范畴的创新和凝练,形成了重要的开拓性理论成果。同时,根据理论上的内在逻辑要求,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并把这种理论逻辑转变为实践逻辑。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本文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提出、理论基石和基本原则、学术范畴的创新和凝练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内涵和时代背景

   (一)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是理论上的深刻变革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上的创造

   从一般范畴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运动直至灭亡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预测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资本论》的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也明确指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典作家将其称为“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如后来的学者所说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也有一般性地称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这种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对应,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普遍历史各类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则被称之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不过由于在马克思经典作家时代,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还未产生,因而在理论上不可能形成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所以经典作家指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待创造。“十月革命”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演进中的建立,需要并且逐渐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有了进一步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但在范畴上怎样概括,是称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还是称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一方面表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身的不成熟,同时也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自信。

   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是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首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标志着我们党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成熟。党的十三大报告特别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不再保留“有”字),表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直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在思想演进逻辑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最充分的运用和最深刻的证明,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当中具有枢纽性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全部探索的主题,在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思想解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讨论开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认识)和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讨论开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的新判断)的全面深入的运用,其中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运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早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邓小平就敏锐地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直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与这一历史实践进程相一致,政治经济学理论从“初稿”演进为“系统化的学说”,而这个“系统化的学说”的经典表达便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说在理论上,一方面是对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系统总结和升华,另一方面又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明确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基于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是对时代发展的历史性回应

   这三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中的重大创新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前提,都在于要回答不同历史时代提出的不同发展命题,即如何实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果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面临的时代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面临的时代问题是如何实现“富起来”,实现了从贫困向小康的经济发展,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那么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面临的时代问题便是如何实现“强起来”,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基础上,乘势而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把我们国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从发展基础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新水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发展时代起点上,不仅具有新的发展机遇和目标,而且必然面对新的矛盾和挑战。从发展条件来看,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进入新常态,约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会发生系统性变化。就需求侧变化而言,与以往相比较,由于经济成长水平的提升和体制改革推动的市场约束力度加强,需求膨胀经济短缺的格局已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的“羊群效应”总体消失,依靠产出规模扩张为主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已不具市场需求条件。就供给侧变化而言,包括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技术进步等各方面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系统性地大幅上升,国民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为主的经济增长已不具竞争性和可持续性。就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而言,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生的深刻改变,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1.8%,上升为2020年18%左右(自2010年起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进出口货物贸易、工业制造业产值规模等多项重要经济指标上均已跃升为世界前茅,因而世界经济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增强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严重受挫,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加剧,中国经济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世界市场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口需求拉动增长的动能大幅减弱,因而要求构建新的发展格局,以重塑竞争新优势。上述各方面约束条件的变化,要求必须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张带动经济规模扩张式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否则,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会严重受挫。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纲领要求的目标实现进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后,首先要从现在的上中等收入水平进一步发展至高收入阶段。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目前已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七十个左右国家,在发展史上从进入上中等收入到达到高收入起点水平(以1986年的人均6000美元为起点)平均用了12—13年时间,如果要达到超出高收入阶段起点水平20%—30%以上,以防止经济波动致使经济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稳健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需要的时间还要再长些。中国经济按人均GDP水平为标志,是在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到2020年年均人均GDP已达1.1万美元,距离高收入阶段的起点(2019年为12000多美元以上)还有一定差距,距离超出起点线水平20%—30%的15000美元以上差距仍较明显。“十四五”面临的重要经济发展任务便是稳健地跨越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水平,即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之后,再用十年时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就人均GDP而言要达到或接近3万美元(当代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要求GDP总量按不变价格较2020年翻一番,未来十五年内,年均增长率要达到4.73%以上。事实上,若不根本转变发展方式,这一发展目标很难实现。如何实现新动能的转变,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只有很好回答这一我们面临的时代性问题,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才可能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世界居领先地位。就人均GDP水平而言,应当赶上发达国家(包括中等发达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全部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同时,根本改变人类现代化的格局,占世界总人口18%以上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将根本改变现代化人口格局,同时极大提升世界现代化的程度(现阶段发达国家总人口占世界10%)。特别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将拓宽现代化的实现道路,根本改变以往的现代化实现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具体实现上述目标?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

   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

   (一)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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