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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伟:从媒介技术角度重新理解西方历史书写的秩序

更新时间:2021-06-08 07:35:22
作者: 顾晓伟  

   摘要:基于“媒介即信息”的洞见,历史书写可以看作记忆感官的延伸,媒介技术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历史书写的内容通过口头、甲骨、石碑、竹简、羊皮纸、手抄本、印刷书籍、电脑和手机等介质呈现出来,历史书写的秩序必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口传文化的古典史学,历史书写的秩序是由一个从“听”到“听”的听觉共同体系统所操纵的,口头表达及其雄辩的修辞学被凸显为一种必要的技能;印刷文化的现代史学,眼部读写取代了大声朗读,历史书写的秩序则是由一个从“看”到“看”的视觉共同体系统把持的,书面表达及其理性的逻辑学成为一种需要强化训练的技能。赛博文化的当代史学,人工智能化的“算法”和数字阅读终端将成为历史书写秩序的最终裁决者,在“印刷人”向“智能人”的变局中,算法工程师与历史学家将携手共进或逐渐合一,历史学的生态将在赛博空间上重新“部落化”。人工智能的介入,并不意味着历史学者群体的消亡。人脑总是先于电脑,只要保持一颗敏锐而健全的心灵,人类就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继续焕发历史书写的无限生机。

  

   关键词:历史书写的秩序 媒介技术 口传文化 印刷文化 赛博文化

  

   作者简介:顾晓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广州510275)。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亲身经历的最重大的一次技术革命事件,社会经济形态随之发生巨大变革,深刻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加速的历史进程中,也激发了人们不断反思这种新技术到底给人类带来什么。

  

   具体到人文社科领域,“大数据”和“数字人文”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通过中国知网的可视化数据分析工具,以“大数据”作为篇名关键词(截至2020年12月7日),可以检索到9万多篇论文,大致从2012年开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以“大数据史学”为主题关键词,也能检索出70多篇论文。从主题分布来看,“大数据史学”与“数字史学”“计量史学”“经济史研究”“地理信息系统”这些主题紧密相连。历史学界关于“大数据史学”或“数字史学”的讨论,大致可以总结出两种研究思路,一是在方法论层面,有些学者把“大数据”技术看作一种工具,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的作用一样,“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历史学者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加速历史知识的生产和迭代。据说,司马迁写作《史记》用了2万多片竹简,需要一辆大货车才能装完,然而,现在有了“数据库”储存技术,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的生产效率会提高多少量级。二是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把“数字化”当作一种新的尺度,这将在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历史学形态。例如,周兵提出“数字转向”概念,认为数字化的史学是继新文化史转向之后的另一个“新史学”。王旭东长期从事“信息史学”的相关研究,并尝试建构一个学科体系,“从信息的角度来重新认知历史;以信息化应用技术和手段提供的表达方式或方法用于历史内容的表述,据此建构一个全新的历史学阐释学体系,也就形成‘历史学的信息转向’”。就此而言,历史本质上就是“信息”,历史学者就像一台“电脑”,其工作就是在处理历史信息。很多学者大致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数字史学”是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史学”。

  

   尽管在“新史学”的术语表述及其内涵上,现有讨论还存在“e—考据”、“网络史学”(Network History)、“数字史学”(Digital History)、“大数据史学”(Big Data History)、“信息史学”(Informational Historiography)等不同且有分歧的概念。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总结出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家族相似”,套用流行术语,可以把这种新史学理解为“互联网+历史学”的形式。而且,有些学者使用“数字史学的转向”或“信息史学的转向”,这提示我们,大数据时代将是一个给历史学形态带来一系列巨大变化的革命性时代。从媒介技术的角度来看,数字化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形态截然不同于近代以来印刷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形态。书籍史和阅读史之所以能够成为近几十年来热门的历史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电子媒介的刺激和影响。由此,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也能够梳理出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过渡的“大变局”。有了这个长时段的纵深感,我们就能够冷静地观照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也能够有效克服“数字人文”可能会变成学术泡沫的陷阱。

  

   一、媒介技术与历史书写秩序的变革

  

   历史在加速,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差异感也激发我们通过“媒介”这扇窗口,反过来观照以往历史书写的技术性要素。西方史学史研究主要依据“古代、中世纪、近代”这样的时间框架来划分。从媒介技术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构思西方史学史的时代分期,将其分为口传文化的古典史学、印刷文化的近代史学、赛博文化的当代史学。

  

   任何历史分期都预设一定的标准和价值观念,这样的分期模式旨在重新理解西方历史书写的秩序。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总结了传播学理论中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带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如书名所示,麦克卢汉将“媒介”看作人的延伸。比如,马车可以看作人用脚走路的一种延伸,而文字的发明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书写则可以看作记忆感官的一种延伸。某种意义上,人们创造的所有工具或媒介都是人的身体的一种延伸,反过来说,一旦技术内嵌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它也会改造或异化人。第二,“媒介即信息”(Medium is the message)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麦克卢汉是在强调形式的重要性。例如,内容相同的一门课程,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传播的效力不同,对个人或社会的影响也就不同。换而言之,同样内容的一句话,我们是用口头形式来表达,还是用书面形式来书写,这句话所产生的效应也是不一样的。

  

   在此基础上,麦克卢汉进而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媒介技术作为人的身体感官的一种延伸或外化,反过来也引发了感官平衡比率的改变。比如,当我们通过口头媒介传播历史记忆,感官主要是听觉。通常来说,远古时代的知识精英一般都是听觉特别发达,据说“绝地通天”的巫师就是“翻白眼”的人,荷马的本义就是盲人。然而,当我们通过书面媒介传播历史记忆时,感官则主要是视觉。现代知识分子的标配则是“戴眼镜”。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标准,但至少可以说,在从口头媒介向书面媒介过渡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听觉与视觉平衡比率的变革,进而引发思维方式的革新。

  

   基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洞见,我们可以将历史书写看作记忆感官的延伸,媒介技术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历史书写的内容通过口头、甲骨、石碑、竹简、羊皮纸、手抄本、印刷书籍、电脑和手机等介质呈现出来,历史书写的标准和秩序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法国新文化史家夏蒂埃所说,“这些变革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行使权力的方式,改变了培养智力的技术”。

  

   二、口传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

  

   在口传文化时代,人们主要通过口耳传递信息和记忆,对于被书面文字浸染的现代人而言,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口语文化的世界,正如远古时代的人很难想象印刷文化的世界。“口语文化不知文字为何物,甚至不知道可能会出现文字;对完全被文字濡染的人来说,要想象何为原生口语文化是十分困难的。”

  

   在考察诸民族历史发展的普遍进程时,维柯曾依照古埃及人的方法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与此相适应,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时代的语言。“它们就是象形符号的或神的语言,象征的或比喻的语言(即英雄的语言)和书写的或凡俗的语言(即人的语言)。”在神的时代,语言“表现于无声的宗教动作和神圣礼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便是这种神的语言,在没有发音的语言之前,这种语言就是必要的语言。“他们既然不能凭逻辑抽象功能来达到这种一致性,于是就凭想象的描绘;他们把一切属于某一类的分种归结到这种诗性的共相里。”例如,古人把祭司的一切活动都归结到想象的天帝约夫。到了人的时代,语言从“无声的动作”变成了“发音的语言”,其书写形式则是齐头并进的字母。“土俗语言是由文字组成的,这些文字仿佛就是过去英雄的语言所使用的殊相(个别具体事物)的总类。”比如,英雄时代的“血在我心中沸腾”就变成了“我发怒”这个文字。在某种意义上,维柯已经从媒介技术(语言)的角度来考察口传文化的特征,并敏锐地指出一切民族的历史都有神话故事性的起源,古人的智慧都是按照诗性想象的逻辑来规划的。以此史学原则,我们不能按照印刷时代的“作者”概念来认识“荷马史诗的作者”,否则就犯了时代误置的谬误。

  

   在口传文化时代,“人的一切感觉都是在时间里发生的,但声音和时间的关系特殊,不像其他的感觉那样被时间记录下来。声音的存在仅仅体现在它走向不存在的过程中。……我说‘永恒’(permanence)这个词的过程中,说到第二个音节‘-nence’的时候,第一二个音节‘perma-’已经荡然无存,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里,语词受到语音的限制和约束,这不仅决定着人们的表达方式,而且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口传文化的时代里,由于没有现代录音技术,人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人们能够记住的东西。“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思考者的身体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傍……为了有效地保存和再现仔细说出来的思想,你必须要用有助于记忆的模式来思考问题,而且这种思维模式必须有利于迅速用口语再现。在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你的语言必然有很强的节奏感和平衡的模式,必然有重复和对仗的形式,必然有头韵和准押韵的特征。”由此可见,在口耳相传时代,历史记忆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朗朗上口的诗歌和神话传说,这样才能有效克服人具身感知声音的限度,使得人类记忆的传承更加久远。

  

   借助于对口头媒介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口传文化时代的历史书写秩序。口传文化的古典史学,历史书写的原则和秩序是由一个从“听”到“听”的“听觉共同体”系统操作的,口头表达及其雄辩的修辞学被凸显为一种必要的技能。

  

   就西方史学发展而言,在口传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过程中,诞生了第一位西方史家希罗多德。现在所知的《历史》原本并不分卷,在希腊神话里,记忆女神司掌记忆、语言和文字,并和宙斯结合生下九位缪斯女神,后来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校注者就以九位缪斯女神为标题将其编辑为九卷,因此又称为《缪斯书》。《历史》的大部分内容是游记,叙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的民族习俗和风土人情;其余部分的内容是探讨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洲际战争史。

  

在《历史》序言中,希罗多德开宗明义地提到,“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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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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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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