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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伟:从媒介技术角度重新理解西方历史书写的秩序

更新时间:2021-06-08 07:35:22
作者: 顾晓伟  
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一方面,从希罗多德强调“历史”和“原因”这些关键词,我们可知,西方史学传统中强调探究的科学精神以及以人为尺度的人文精神之连续性。现代西方的history就源自古希腊语的historia,其词根是histor,最早见于《伊利亚特》,指能够从诉讼双方的讼词中调查出真相并作出判断的人。希罗多德多次使用historia和historein这两个语词,前者最初强调的是实地观察,用目击证据来强调某件事情并为之担保作证。后者的意思是“询问”“探究”。正如柯林武德所言,“正是使用了这个名词及其含义,才使得希罗多德成为了历史学之父。传说的笔录之转化为历史科学,并不是希腊思想中所固有的;它是公元前5世纪的发明,而希罗多德则是它的发明人”。

  

   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在“序言”中还提到,他的《历史》主要是“保存”历史记忆,以便克服口头表达的生理局限,使之具有“纪念碑性”,这恰恰需要通过书写文字这一行动来完成。从媒介技术的角度看,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时代的历史书写之独特性,不能用印刷时代的标准加以衡量。诸多研究者都指出,尽管希罗多德使用了一些档案、铭文和时人著述,但他书写历史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口耳相传的城邦记忆、面对面的口述见证和亲身的实地考察。与近代历史学家坐在档案馆和图书馆“考证”文献材料和“探究”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古典时期的历史学家更像是进行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亲身去观察各种历史事件,或者与目击者进行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历史》记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的民族习俗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内容来自希罗多德亲身观察和道听途说,而书写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则是来自城邦口耳相传的公共记忆。

  

   由此可见,希罗多德正是依靠口传文化的特征来设想历史学的证据和撰史原则,并以此确立历史书写的秩序。在口头文化的视域下,希罗多德确立了“听觉”的优先性:“有闻必录”。在探询希腊与波斯之间爆发战争的原因时,希罗多德说道,“根据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最初引起了争端的是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说法不同,根据波斯人的说法……然而在谈到伊奥的事件的时候,腓尼基人的说法和波斯人的说法不同……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述”。这种表述方式是贯穿整部《历史》的“套语”。希罗多德特别提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当然,希罗多德并不是传说和故事的简单记录者,他也能够依照希腊城邦的法庭诉讼和广场论辩的社会风俗,对目击者的证词进行批判性的拷问,从而加入自己的理性判断,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关于潘恩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神,人们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他认为是可信的说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自己关于他们的意见。”“以上所述都是我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下面我再根据我所听到的记述一下埃及的历年事件,这上面再加上一些我自己看到的东西。”

  

   在历史表现的方式上,希罗多德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不是现代意义上同行评议的专业期刊或出版著作,而是希腊的“民主广场”。希罗多德“呈现”历史的方式具有很强的“表演”(performative)意味,与荷马史诗一样,希罗多德也是用爱奥尼亚方言写作,都是在向听众展示,书写历史的首要目的是“朗读”,而非“阅读”。这就暗示他曾经在希腊广场上“朗诵”过他的作品,而且有一群听众围绕着他“聆听”作品。据说,修昔底德少年时,也曾随父亲一起在广场上聆听希罗多德朗诵其作品,并为之感动流涕。同样,借助对口头媒介的阐释,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修昔底德作为一位标榜“求真”的史家,为何还要在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量创作“演说词”。到了罗马史学,像李维和塔西佗这样的历史学家首先是卓越的修辞学家,其次才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总体而言,在历史书写的技术没有充分完善之前,古典史学的“历史表现”具有很强的口传文化的特征,是一个从“听”到“听”的转换过程,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或确定性的获得,都源自这个“听觉”的共同体。古典史学既受惠于此,同时也受限于此。换句话说,处于印刷文明的现代人,或许只有当我们闭上眼睛,才能真正地体验和沉浸到口传的世界之中。在口传文化时代,由于媒介技术的限制,任何“书写”都不可避免地运用了大量戏剧化、修辞学的叙事手法。东西方的古典史学都具有“无韵之离骚”的特征,这有别于印刷文化时代学院派历史学的方法。

  

   三、印刷文化的历史书写秩序

  

   人类是在各种劳作中制造工具的动物。自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以来,西方的知识精英相继发明了各种新工具、新方法和新科学,加速了人类身心的自由延展。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记忆工程的进化创造了先决条件。

  

   生活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敏锐地将印刷术的发明看作人类文明进程上的第八个时代,“印刷术无限地(而且花费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作的印数。从此,凡是懂得阅读的人就都有能力可以有书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得到书;而且这种读书的便利又扩大并且传播了进行教育的愿望和手段。”如果说蒸汽机的发明确立了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印刷技术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也可以说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真正“引擎”。“专制主义枉然任命那些从事对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对青年在哲学或科学方面的教育的讲席,除了有利于这种双重暴政的学说而外,其他的一律都不得传播;但是印刷术却仍然能够散布出一道独立而纯洁的光明。每个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从书上接受到那种教育,他们是不可能普遍地都被腐蚀的;只要还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业在那里可以发行它的印张,这就够了。”

  

   在《古登堡星系:印刷人的诞生》一书中,麦克卢汉细致刻画了印刷文化所引发的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本书是要追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表音文字,然后是印刷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体验形式、精神面貌以及表达方式。”夏蒂埃也提到,正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一场“阅读革命”,“转变的重点是身体、生理行为在读书中的转变。从大声朗读到默读行为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转变”。从口传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也即从“听觉共同体”向“视觉共同体”的加速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就如火车取代了马车一般,人类的听觉系统不断衰落,逐渐被视觉系统所取代,眼部的加速运动彻底取代了大声朗读。“从字母的发明开始,就时刻存在着一种驱动力量,推动着西方世界走向感官的分离、机能的分离、行动的分离、情感和政治形态的分离,以及社会任务的分离。”感官的分离也意味着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视觉使人处在观察对象之外,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声音却汹涌进入听者的身体。……视觉是解剖性的感知,和它相比,声觉是一体化的感知。典型的视觉理想是清晰和分明,是分解(笛卡尔主张清晰和分明,他强化了视觉在感知系统里的地位)。与此相对,听觉的理想是和谐,是聚合。”在视觉的知识共同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感知就不再是一体化的“倾听”,而是清晰和分明的“观察”。

  

   借助对印刷媒介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印刷文化时代的历史书写秩序。印刷文化的现代史学,历史书写的原则和秩序是由一个从“看”到“看”的“视觉共同体”系统操作的,书面表达及其理性的逻辑学成为需要强化训练的技能。

  

   如果说希罗多德是古典史学之父,兰克就是现代史学的开创者。从媒介技术的角度,我们很容易理解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断裂性特征。1824年,兰克出版了《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一书。次年,他获得柏林大学的历史教职,开启了全球性的现代史学之兰克时代。兰克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史学之父,就在于他敏锐地感知和体认到了口传文化向印刷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的“前言”中,兰克提到,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它只是想说出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事情的本来面目)。“对这样一种新研究,资料从何而来?作为本书基础的资料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叙述。他种材料只在下述情况下方可引用:它们可以从上述材料直接推衍出的、或是材料具有某种第一手的性质。这些材料必须页页核定过。……历史书的写作,至少在理论上,不可能有写文学书那样的自由去发挥自己的材料。我不敢说,伟大的希腊和罗马大师们的著作具有这样的品质。对事实进行精确的陈述,虽然可能会枯燥及不具备逻辑必然性,但它无疑是最高原则。”

  

   一方面,兰克为了确立历史学科的自主性,声称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不仅要与古代的教化哲学分离,而且要与自由想象的诗性文学划清界限。历史学不再是西塞罗所言的“历史乃生活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由此将历史学从口传文化中的修辞学传统中解救出来,并确立历史书写的最高原则就是通过考证第一手资料来“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虽然兰克关于拉丁与日耳曼民族统一过程的叙述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播,但兰克却依靠“如实直书”的宣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使得历史研究成为一项被竞相模仿和追逐的全球性事业,历史学的现代学科制度也逐渐全球化。

  

另一方面,以往很多学者都是在历史学的科学化大背景中来解读兰克史学的成就,就如自然科学家在大自然当中收集资料和分析数据,近代的历史学家也倾向于在历史遗迹中或档案馆里发现真实的过去。从印刷媒介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近代以来历史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从抄本时代向印刷时代的过渡,一个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了,使得人类的记忆工程变得更加便捷、更加精确,其成本也更加低廉。在这一时期,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建立,就为业余史家向职业史家的过渡奠定了先决的技术条件。对勘希罗多德和兰克的“历史书写”,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一书的前半部分都是叙述亲身旅行的见闻,但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一部分已被现代的新闻记者所取代。作为大学建制的职业历史学者不用进入“现场”进行研究,而是专心致志地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进行文字的视觉“旅行”,进而与他的研究对象拉开了一段距离。就如兰克所言,他获取这些第一手资料已经不再是目击者的证词了,而是保存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的日记、信函和外交报告,而这些保存文献的机构恰恰在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之后才慢慢形成。正是媒介技术造成的感官比率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使得兰克式的职业史学家们都必然要“页页核定”(纸质文献)和“精确陈述”(历史事实)。与希罗多德的实地“游记”形成鲜明对照的乃是兰克的文献“批判”,即作为《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一书附录的《近代史家批判》。在“前言”中,兰克说道,“写作本书,我有三个意图:其一是为我在论述罗曼人和日耳曼人历史时所采取的运用史料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辩护;其二是告诉那些想要全面了解近代历史开端的人,从哪些书中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哪些书中找不到;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纯粹学术性的意图,就是尽我所能,为近代历史搜集一些未掺假的资料,对现存有关近代历史的较早著作的性质和价值做认真细致的鉴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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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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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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