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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我的高考1977

更新时间:2021-06-08 07:06:18
作者: 刘跃进  

   1977年12月10日,我在北京远郊密云山区参加高考。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就是北京地区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那天,试卷展开,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感觉那题目好像专为我准备的,一年来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我代表全体下乡知青在动员会上的宣誓,下乡头一天的不眠之夜,第一天干活的情形,“龙口夺粮”的日日夜夜,还有复习高考的点点滴滴、分分秒秒,一年来的希望,一年来的苦恼,一年来的欢乐,瞬间都涌向笔端……

  

   这年初春,乍暖还寒,北京三里屯第二中学租用两辆大公交,把我们送到密云山区。一大早出发,大概走了五六个小时才到达塘子公社。前焦家坞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栋早已等候在那里,他简单地向大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就陪我们到了前焦家坞大队。进村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傍晚时分。大队党支部书记辛守臣迎接我们,介绍了一下大队的情况,宣布了分配名单,把我们一行80多人分散到11个生产小队中。知青宿舍还没有盖好,先暂时住到老乡家里。那天晚上,我和好几位同学睡在老乡家的大炕上,全身爬满虱子,瘙痒难耐,没有睡踏实。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在知青宿舍前合影,前排中为本文作者

  

   我们是在临行前几天才确知要到塘子公社插队。任务下达后,很多人忧心忡忡,不愿意离开城里。我则异于是,很高兴有机会到广阔天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离校时,我到派出所办理户口转移手续,看到介绍信写着自己的身份是非城市户口时,内心还是狠狠地紧缩了一下,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勇敢地走下去。

  

   临别之际,母亲伤心落泪,她不仅担心我的未来,更叫她难受的是,我父亲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把祖辈传下来的农民身份转为城市户口,到我这儿,又变回了农民。他们一辈子的奋斗结果,现在归零了。

  

   第二天一大早,就得下地干活。我们从小在城里长大,读书期间虽然有过学工、学农、学军的经历,但毕竟还是学生,人家还有所照顾。而今不一样了,学生装已经脱下,要和当地农民一样干活,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城里学生,就会照顾你。日出时分,所有社员一早就集中到麦场上,由小队长派活。我们春天来到农村,起圈、撒肥、春耕、播种、间苗、除草是最主要的活儿。生产小队长派活的依据就是你的劳动技能、身体状况。间苗锄地、跟车撒肥,是比较轻松的活儿,通常派给女社员。即使这样,女知青也受不了。每人一垄,一蹲就是半天。老乡很快就干完,收工回家。女知青哪里蹲得住啊,最后干脆跪下来干,裤子都磨破了,膝盖处斑斑血迹。

  

   男社员多是脏活累活。譬如起圈,两脚踩进泥乎乎的猪圈里,用大方铁锹往外铲肥,身上全是猪粪。我下乡的目标比较明确,所以干劲十足。那年5月,我们在潮白河边上的黄狼峪山坡上开垦条田,手磨出五六个血泡,就用手绢包起来,继续干活。壮体力通常10分。知青通常6到8分之间。我表现不错,很快就被定为9分,在知青里是最高的。我们大队算是比较富裕的,分值9毛钱,如果天天出工,每月可以挣20多元钱。一年以后,我离开农村时,扣除头年口粮,还剩下70多元,便是我全年的纯收入,给父母、妹妹买点衣物,也就所剩无几了。

  

   后来,大队盖了三排砖房,知青集中在一起住。一个房间三到四人不等,队里还派了一位管理员负责我们的食宿。我们的管理员个头很高,黝黑的脸庞,沟壑纵横。他总是弓着腰,出门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我们都叫他“老管”。他的主要任务是做饭。同寝室的王志刚擅长做饭,也派过去当二厨子。我们的主食只有窝头,青菜加咸菜,还有漂了几片油花的酱油汤,很少见到油腥。只有农忙的时候,才能吃到白面馒头。那时,我一顿能吃五六个馒头。我们小队的李志华饭量不大,常把省下来的饭票给我。在农村,这样互助的事很多,在孤单劳累中还可以感受到一丝温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们实在太馋了,有一次胡小力就偷了一只鸡。王志刚借职务便利,从食堂顺了一点佐料,深更半夜,我们用洗脸盆把这只鸡给炖了。

  

   不久,我被选为大队团总支副书记,团总支书记刘建新和我年龄相仿,给人的感觉很憨厚。另外一位副书记是女同志,叫宋立君。她和刘建新一样,都是返乡青年。三人组成了一个团支部,经常在大队广播室碰头商量工作。宋立君脸上略有雀斑,总是很严肃的样子,说起话来一本正经,有点像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女班长谢慧敏,让我敬而远之。广播室的女播音员很招人喜欢。下乡的第一天,就听到她甜美的嗓音,不免很好奇。她爱穿红衣服,个头不高,圆圆的脸蛋,红扑扑地放着光,笑声爽朗,充满青春活力。中学时,男女同学不敢单独说话,怕人笑话。到农村后,逐渐打破禁忌,开始有了接触,相互照顾,难免产生各种复杂的情愫。那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首《知识青年怀念毛主席》的诗歌,她在广播站作了配乐朗诵,令我很感动,我有事没事,总是找机会和她说话。母亲来乡下看我,很敏锐地发现了“敌情”,严肃地跟我说,与女生要保持距离,决不能在农村谈恋爱。母亲的提醒让我一激灵,好像感觉到问题的严肃性。从此我便克制自己,尽量少往广播室跑。多年后,听李春波唱《小芳》,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位穿着红衣服、爱说爱笑的女播音员。可惜,她叫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

  

   再后来,我又被选为知青先进代表,到公社参加大会,事实上成为了这里北京知青的领袖。此前,北京密云二中的部分知青在这里插队,他们常常抱团欺负我们这些后来者。见此状况,我们合计着也要抱团争夺地盘。经过几次比较“血腥”的群殴,我们人多势众,最终占据上风。以后的日子,波澜不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时光平淡无奇。

  

   过去把农村想得很美好,真正当了农民,才感到落差太大。春天已经够累,到了夏天,特别是6月中下旬,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十天内将小麦全部收割完毕,运到麦场上脱粒。我们管这叫“龙口夺粮”。那些天,通常凌晨两点出工,晚上八点多才收工,有时通宵干活,非常紧张。刚下乡那会儿,我还趴在炕头写一点文字,个把月以后就坚持不住了,一天下来,累得一点劲儿都没有。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面前,理想啊,抱负啊,其实都不如待在家里吃一顿好饭。

  

   我常常躺在地头,望着蓝天遐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城呢?因为渴望回城,就拼命干活表现自己。越是这样,文学的梦想就离我越远。那年“三夏”最高潮时,我刚吃过晚饭,正准备下地抢收小麦,大喇叭突然喊我的名字,我踏着月光来到大队部,会议室里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栋、团总支副书记宋立君,还有几位不认识的干部模样的人,看样子,就等我一人了。

  

   刚落座,刘栋就说:“跃进,交给你一个任务,后天是‘七一’,你写篇稿子,全大队要印发,公社要用。这几位就是公社来的……”

  

   只有一天时间,怎么写呢?刘栋看出我的心思,说:“明天不用出工了,集中写稿子。”

  

   我理解领导的好意,但我想,作为一名团干部,在这样一个“龙口夺粮”的关键时刻,是不能落在别人后头的;而这又是一个表现自己写作能力的机会,我必须接受任务。于是我当即向领导表示:照常出工,不能耽误工作,一定完成写作任务。

  

   这天夜战回来,已经是凌晨两点,我借着微弱的灯光,趴在炕沿上起草文字。第二天午休片刻,继续写作,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文章的题目叫《以实际行动向“七一”献礼》。那时,我几乎是一种无我的状态,不知疲倦。即使脱皮掉肉,也心甘情愿。“七一”过后,精神略有松弛,身体就垮了下来。躺在炕头,我想到了那些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真叫人羡慕。在商店里当售货员也是我向往的工作,每天打酱油、卖杂货,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该是多么惬意。经过“三夏”磨练,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劳动改造,争取到工农兵学员的资格。至于文学的梦想,早已像天边的游云,渐渐散去。

  

   那年七八月间,盛传要恢复高考,当然还有很多政策限制,说报考者必须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我们刚刚下乡,自然没有希望。9月,得到正式消息,应届毕业生都可以报考。20多年后,我整理资料,看到罗建华采写的《刘西尧:小平同志重启“高考之门”——教育部老部长刘西尧回忆恢复高考》(《长江日报·长江周末》1998年2月6日),知道实际情况和当时的传言差不太多。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77年8月4日召开科教界座谈会,有代表正式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会议,正式决定恢复高考。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决定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不再由群众推荐。当然,所有这些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是那年秋天才明确自己可以以同等学力身份报名考试。屈指算来,距离考试已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了。

  

   10月下旬,我借口到县里开会,悄悄地翻墙头、走小路,就像小偷一样,偷偷地溜回家中寻找复习材料,还抽空拜见了来北京改稿的复旦大学王继权、潘旭澜老师,略微知道了一点高考的知识。他们回到上海,还寄给我一些复习材料,嘱咐我如何复习,怎么答题。20多年以后,我曾多次去复旦大学看望王、潘两位老师。而今,这两位老师业已离世多年。抚今忆昔,叫人感念不已。

  

   初秋时节,休整农田,主要任务就是推土方,每人有固定的土方,完不成扣工分。扣工分倒无所谓,关键是怕影响名誉,影响未来分配。所以,我白天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到各生产小队参加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活动,每天晚上几乎要到10点以后才开始复习,困了就和衣而睡,凌晨三四点用凉水冲冲脸,继续复习。从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是我最为艰苦的时期。后来,为了找地方复习,我便把知青点值夜班的任务包下来,一天到晚,没有按时睡过觉,困了就眯一会儿,每天的睡眠不足3小时。

  

   北京的高考,统一安排在1977年12月10日开始。

  

   那两天,密云山区,晴空万里,但寒冷异常。考试那天,东方刚泛起一抹鱼肚白,我就从被窝里爬起来,独自漫步在寂静的西陶,想让自己清醒一点,再突击一把。不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那样孤寂;还有那条白练似的水库大坝,有些凄冷。辽阔的麦田里,麦苗在寒风中战栗着。就像临战前的寂静,远处不时传来几声寒鸦的啼叫,也会叫人莫名惊悚。在空旷的原野,我大声地背诵着备考的题目,寒风不时把我噎得喘不上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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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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