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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 张海冰 朱长征:“跛脚”的大湾区,更失衡还是更平衡?

更新时间:2021-06-07 20:55:07
作者: 滕泰 (进入专栏)   张海冰   朱长征  

  

   近几年,大湾区内部的东岸、北岸增长极已经从产业聚集阶段发展到产业扩散阶段,从产业扩散效应来看,最近几年港深增长极和广佛增长极对东莞、惠州的产业扩散效应已经十分明显;从大湾区要素流向看,各种资金、技术、人才等可流动生产要素都在沿着最佳交通路线寻找边际产出更高的机会,有些生产要素流向已出现逆转。

  

   此时的大湾区西岸城市,如何认识和发掘这些若隐若现的新区位优势呢?

  

   从交通条件变化看。2012年广珠城际铁路开通后,广州往来中山、珠海之间的高铁只须半小时至1小时,城际大巴或自驾车也1小时可达。珠江东西两岸之间,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虎门二桥)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开通运营;原计划2024年建成的深中大桥有望提前建成通车,深圳宝安区与中山市半小时可达;未来深珠通道打通后,除了公路,人们还可以乘坐铁路一站往来大湾区东西两岸……东向深圳、香港,北联广州、佛山的交通打通后,向西岸城市的产业转移和要素扩散将更加便利。

  

   从不可移动的要素吸引力看,虽然较低的房价和房租是大湾区西岸城市的一大优势,但这未必能成为其吸引高端生产要素的主要竞争手段。事实上,如果把制造业对地租敏感度表示为10分,那么居民对住房价格的敏感度最多8分,而服务业对房价、房租的敏感度也许只有5分。因此,无论处于纽约、香港、上海还是深圳,服务业企业总部,绝不会因为房租价格因素而搬出上述城市,只有“较低的房租+较高的工资”,才能吸引人才的流入。相比而言,目前珠江西岸城市的服务业工资还是太低了,这也是过去几年珠海很多大学毕业生不愿意留在珠海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推动高素质人才的工资待遇提高,才能留住人才、聚集人才,进而聚集高端产业。

  

   从高级生产要素和产业聚集效应来看,正如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所指出,到了发展以研发、设计为核心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和以创新创意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新阶段以后,美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生活条件、较低的生活成本、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较低的人口密度和居住成本等因素,必然在吸引高级产业和高级要素方面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显然,无论从交通条件变化,土地等不可移动要素的成本价格优势,还是高级要素和产业的聚集效应来看,珠海、中山、江门、澳门等大湾区西岸城市都悄然站在了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充分认识上述变化带来的新地理区位优势?如何挖掘产业扩散和要素流动带来的新产业和要素比较优势?如何吸引技术、资金、企业家也来这里寻求更高的要素回报、形成新的产业生态群和要素聚集地?大湾区西岸城市需要从区位战略、产业选择、深化改革等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未来更“跛脚”,还是成为最具潜力的新增长极?

  

   按照牛顿第一定律,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和影响,事物一定会沿着它既有的惯性发展。事实上大湾区的大部分企业家和老百姓仍然更看好香港、深圳、东莞,而对西岸城市的未来表示漠然、怀疑、信心不足。长此以往,大湾区跛脚的畸形状态不仅难以改变,还将会更加严重,最终影响到大湾区增长极的健康协调发展。消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严重失衡的“跛脚”现象,提升大湾区增长极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作用,需要新理念、新战略:

  

   首先,北向扎根,东向借力,南向支持

  

   四十年风水轮流转,大湾区西岸又到了作出战略选择的历史关头。倾四十年之力,已形成了新的交通区位优势;历经四十年等待,拥有了高级生产要素优势,大湾区西岸产业协同方向,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来源并不在南向,而是已有的深圳-香港、广州-佛山两个增长极。如果依然将眼光囿于南向,就可能再次错过战略调整的窗口期。

  

   从西岸城市的区位和产业优势来看,中山的翠亨新区和珠海的唐家湾,既拥有一桥直通深圳的交通便利,又有人才和发展新产业的优势,都是对接深圳-香港增长极或广州-佛山增长极的重点高新技术开发区,应该给予重点支持。

  

   大湾区西岸城市只有“北向扎根,东向借力”,才能更好地南向支持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化,为“一国两制”实践探索做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产业错位发展,避免与东岸、北岸竞争,打造大湾区西岸特色软产业群。

  

   实事求是地说,大湾区西岸城市不仅在制造业供应链的完备程度上不及东岸的深圳、东莞或北岸的广州、佛山,在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产业集群方面,与上海、北京、合肥、南京、成都等地相比也已经失去先机。因此该地区在产业选择上既不应当继续邯郸学步,模仿广、佛、深、莞的优势产业,也不应当再拷贝其他城市规划中通用的“产业模板”。相反,不但要刻意避免与东岸、北岸城市形成竞争,而且还应该主动错位发展,支持北岸、东岸的优势产业,并与其形成互补关系,共同构成大湾区完整的产业生态群。

  

   按照这样的原则选择的产业,仍然可以找到若干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并助力大湾区形成数万亿级消费中心和全球要素的强大引力场。

  

   比如,以通用航空产业、智能驾驶、无人机、无人船等为代表的新产业,可以为东岸、北岸的新产业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孕育着万亿的市场机会;以智能制造、软件开发为特色的软产业集群不但与东岸北岸的高端制造业形成互补,也有数千亿产值的规模;以生物医药、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为代表的软产业,不但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还可以弥补大湾区的产业短板,更好地支持北岸、东岸增长极的发展;以珠海情侣路、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百岛旅游资源为特色的旅游和会展产业,不但不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竞争,而且与澳门等地互补,有利于大湾区打造形成万亿级的消费中心,助力大湾区形成全球要素的强大引力场。

  

   最后,可比照浦东开发,设立“大湾区西岸经济新区”,扩大横琴粤澳合作区实验成果,助力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今天的大湾区西岸,无论从新地理区位优势、新要素比较优势、周边的产业集群,还是与东岸、北岸的差距来看,都像极了1990年代的浦东。历史证明,在90年代初期的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浦东开发向全国和外界发出了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加快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其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当前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亟需一个像90年代浦东开发那样的战略行动来探索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近几年,横琴在探索“粤澳深度合作”方面做出了很多深度改革探索,如高水平开放规则体系,高效便捷的要素跨境流动制度,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的自主决策权,项目、产业、人才引进的合作机制,以及提升市场互联互通水平等等。如果把上述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探索成果扩大到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让大湾区西岸扛起当年浦东开发开放、敢想敢干的大旗,不但可产生的政治影响和国际影响足够大,还可以为新时期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出丰富的改革硕果。

  

   因此,建议进一步扩大横琴粤澳合作区实验成果,比照浦东开发,设立“大湾区西岸经济新区”,为促进大湾区的平衡发展、提升大湾区增长极的动能、为中国经济构建发展新格局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朱长征为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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