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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盛凯:“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内政治逻辑

更新时间:2021-06-05 20:24:22
作者: 莫盛凯  
(45)这时的雅典既没有组织提洛同盟,也还没建立起支撑其帝国霸业的庞大海上舰队,只有零星的成功反抗。在公元前481年波斯入侵时,雅典还一度被迫毁弃家园逃到海岛上。与此同时,斯巴达则因其军事威名被授予了领导希腊世界反抗波斯入侵的军事指挥权,从而由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变成了名义上的“希腊同盟(the Hellenic league)”盟主。对于斯巴达人在反抗波斯战争中的领导权,雅典尽管有过异议,但也一直是服从的。(46)因此,将斯巴达视为彼时希腊世界的既有强权也无不妥。

   (一)从雅典崛起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国内强硬派的崛起

   希波战争开启了雅典城邦的伟大复兴。在斯巴达失守温泉关后,雅典海上霸业的缔造者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带领雅典人离开家园逃到萨拉米斯(Salamis)岛上背水一战,最后取得了对波斯舰队的决定性胜利。(47)连同次年斯巴达率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Plataes)取得的陆上大捷,两次大捷共同奠定了希腊的胜局。随着希腊本土威胁的解除,以保守著称的斯巴达的战斗意志出现了动摇,不愿意将解放事业扩展到爱琴海和亚洲的爱奥尼亚人(Ionian)中去,反而主张海外的希腊人迁居希腊本土,由此导致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公开分歧。(48)希腊联军主帅、斯巴达国王列奥提西达斯(Leotychidas)解散了联军,带领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回撤。不愿放弃的爱奥尼亚与赫勒斯滂(Hellespont)的希腊城邦军队在雅典的领导下围攻塞斯托斯(Sestus),攻陷塞斯托斯标志着雅典帝国的肇始,(49)同时也是修昔底德“五十年危机”的叙事起点。可见,正是斯巴达不愿将自己的影响力和责任扩展到爱琴海及其沿岸导致了雅典崛起。(50)

   雅典人不顾斯巴达反对,故意拖延时间以便重筑城墙,并在城墙竣工之时由地米斯托克利发表了要求与斯巴达地位平等的“独立宣言”,此事标志着雅典强硬派的正式登场。(51)修昔底德曾表示他的著作旨在揭示一些能够垂诸永远的道理,因为他相信只要人之为人,未来必将是过去之重演。(52)无论从人性还是现世类比的角度,都不难想象地米斯托克利的强硬言行会在斯巴达内部触发反弹。正是地米斯托克利的大胆言论逆转了斯巴达国内温和派与强硬派间的力量对比,导致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率军重返爱琴海,夺回先前放弃的领导地位。此时强硬派在雅典内部还不是主流,不仅没能抵制斯巴达的盟主归来,还在本国拥有30艘舰队的情况下服从了斯巴达20艘舰队的指挥,参与了斯巴达领导进攻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军事行动。(53)然而时隔不久,波桑尼阿斯就因专横、暴虐、通敌、受贿等指控被召回国内,改由多尔西斯(Dorcis)率一支更小规模的军队替代。(54)斯巴达新统帅的领导遭到其他盟邦的抵制,多尔西斯旋即率军回国,斯巴达对爱奥尼亚解放事业的兴趣及其海上霸业也就此而终。(55)卡根相信这一切背后起作用的是斯巴达国内两股势力的较量和消长。(56)在斯巴达退出后,雅典在爱奥尼亚盟邦的请求下建立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提洛同盟,从而使希腊世界正式形成“双雄并立(dual hegemony)”的局面。

   斯巴达国内对于自身国力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政策立场。温和派既担心希洛人(Helots)反叛和邻近敌国亚哥斯(Agos)的虎视眈眈,更担心军队和将帅会受到与斯巴达清贫、单调而又纪律严明的军事社会不同的外部世界的诱惑腐蚀,从而伤及斯巴达政治制度的根本,因此对雅典崛起有着更温和的态度。(57)强硬派则对斯巴达的军事威名有着更强的信心,也对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荣誉和地位有着更敏感的执着。强硬派认为雅典的崛起即便没有直接威胁斯巴达的利益,也影响了斯巴达作为唯一霸主的荣耀。(58)受制于自身实力和国内、周边困局的羁绊,强硬派要求与雅典全面争夺爱琴海解放事业领导权的策略在斯巴达国内不被接受;但若按照温和派的策略选择全面弃守,斯巴达国内多数人又心有不甘。于是斯巴达的对外政策在两派间摇摆,由此产生了“进攻性锁国”的矛盾现象。(59)公元前475年,斯巴达国内两派一度达成妥协:在海上,彻底放任雅典力量的增长;在陆上,保持自身在希腊本土的优势地位,试图以陆军力量维系其作为希腊同盟盟主的威望。(60)

   为落实妥协后的政策,斯巴达以色萨利(Thessaly)统治者阿鲁德(Aleuadae)家族勾结波斯为借口,由列奥提西达斯率军讨伐并大获全胜。正当斯巴达有望趁势收服整个色萨利时,列奥提西达斯因收受阿鲁德家族贿赂被召回受审,使得刚由胜利得来的声望化为乌有。不甘心的斯巴达强硬派又计划将没有参加过抗击波斯战争的城邦从希腊重要宗教组织中驱逐以显示自身权威,但地米斯托克利代表雅典进行的干涉挫败了斯巴达的计划,也加剧了斯巴达强硬派对雅典的仇恨。(61)斯巴达开始支持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塞蒙(Cimon)等雅典温和派,(62)地米斯托克利于公元前473年遭陶片放逐。随着塞蒙权力的巩固,斯巴达与雅典的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63)

   然而,斯巴达的麻烦并未结束。地米斯托克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城邦间游走,帮助亚哥斯和伊利斯(Elis)的新生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张,严重打击了斯巴达在其势力范围的威望。(64)泰耶阿(Tegea)和位于阿卡迪亚(Arcadia)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开始造反,斯巴达不得不依靠战场上的胜利才稳住了局面。事后,斯巴达以希腊同盟盟主的身份要求审判地米斯托克利。雅典的塞蒙政权没有利用斯巴达四面楚歌的形势,反而同意交出地米斯托克利,还派出官员与斯巴达人一同前往抓捕,最终迫使地米斯托克利远遁波斯。雅典的合作态度与斯巴达的军事胜利使后者得以恢复霸主地位,(65)双方的关系也因此重归于好。不难看出,如果地米斯托克利继续主政,那么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可能将大大提前。(66)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遭遇空前大地震,人口损失惨重,希洛人借机造反。直到公元前462年斯巴达仍没有完全剿灭希洛人的叛乱,斯巴达不得不向希腊同盟求援,并希望借助雅典人擅长的包围战术。主政的塞蒙说服了不愿施以援手的雅典强硬派后,亲自带领四千重装步兵驰援。然而,斯巴达人在各路援兵抵达后单独要求雅典军队离开,这种侮辱性的举动直接导致亲斯巴达的塞蒙政权垮台和对斯巴达强硬势力的上台。塞蒙本希望通过雪中送炭的出征促进雅典和斯巴达间的友谊,结果却被两国各自的强硬派利用而导致两个城邦的断交。(67)实际上,早在大地震发生前,斯巴达的强硬派就已在国内政治中占据上风,还对因反叛提洛同盟而遭雅典围城的萨索斯(Thasos)做了出兵承诺。大地震的发生似乎给了温和派翻转形势的机会,即通过展示雅典善意来影响斯巴达国内的政治形势,却未曾想雅典士兵的到来反而给了斯巴达强硬派反制的口实。

   斯巴达和雅典在关系融洽时尽可如愿处置各自盟邦,盟邦即便不满也别无出路;而在两个盟主关系恶化时,心怀怨望的盟邦就可寻求另一同盟的盟主支持。(68)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和麦加拉(Megarian)因边界纠纷爆发战争,面临败局的麦加拉自知无法匹敌科林斯在同盟中的地位,也难以获得斯巴达的帮助和公正对待,径自转投雅典。之前遭遇斯巴达羞辱的雅典迅速接纳了麦加拉,并派兵驻防科林斯湾港口培加(Pegae),在麦加拉和尼萨亚(Nisaea)之间修起了城墙,直接把势力投射到了科林斯湾,截断了斯巴达入侵雅典所在的阿提卡(Attica)半岛的陆上通道。同时,雅典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宿敌亚哥斯加强了联系并取得了据点,还将遭斯巴达驱逐的希洛人接收安置在科林斯湾口新近夺取的要地诺帕克都(Naupactus)。随着科林斯、厄基那和埃彼道鲁斯(Epidaurus)三个盟国相继与雅典发生冲突,斯巴达如再不应战,其霸主地位将岌岌可危。(69)于是,斯巴达带领盟邦攻打麦加拉,雅典随即出兵协防,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此爆发。

   (二)休战:强硬派受挫与两个现状国家的形成

   从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46年,雅典和斯巴达在希腊中部拉锯了15年。斯巴达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非但没能在战场上取得速胜,反而陷入了长达4年的拉锯,也导致强硬派在国内政局中失势。在公元前457年代价高昂的塔纳格拉(Tanagra)战役后,斯巴达和雅典一度签订了为期四个月的停战协议,斯巴达寄望于塞蒙回到雅典重建友好的温和派政府。然而两个月后,雅典在希腊中部恩诺斐塔(Oenophyta)和福基斯(Phocis)等地的接连胜利助长了国内强硬派的胃口。雅典不仅转瞬成了希腊中部的新霸主,其海上力量也开始不断袭扰斯巴达本土,战场上的无力使得斯巴达的强硬派愈加尴尬。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雅典则开启了远征埃及的海陆两线作战,直到公元前454年远征军在埃及全军覆没,斯巴达才终于等到形势的反转。远征埃及失败的消息传来后,提洛同盟盟邦和希腊中部新征服地区接连反叛,甚至雅典的后院粮仓优比亚(Euboea)也动荡起来。随着麦加拉重投伯罗奔尼撒同盟,斯巴达军队得以再度兵临阿提卡。残酷的战争现实打掉了斯巴达强硬派自视霸主而无法容纳雅典兴盛的傲慢,也迫使雅典正式放弃已经失去的希腊中部。两国缔结了《三十年和约》,从而恢复了战前的陆海二元分治格局。由于在进逼阿提卡后,温和派国王未充分利用雅典困境就轻易罢战议和,这使斯巴达强硬派得以利用民众的惋惜心理迅速再起。(70)

   在触碰到力量的极限后,雅典的领导人伯里克利(Pericles)从一个对斯巴达的强硬派变成了谨守分际的温和派。他扬弃了地米斯托克利海洋路线中与斯巴达对抗的政策,而专注于雅典帝国的巩固。(71)提洛同盟成员主要分布在爱琴海沿岸,位于雅典城的东方和北方。根据《三十年和约》,雅典退出了一度获得的位于希腊中部的势力范围,在西向扩张上采取了高度的自我约束。当然这并不代表雅典没有过西向的野心,除了陆上毗邻的希腊本土,雅典甚至对于意大利南部富庶的西西里岛也心存觊觎。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还与西西里的一些城邦签立过盟约,这些雄心壮志在其后筹划的西西里远征中再次得以印证。

   《三十年和约》签订后,雅典、斯巴达乃至一再生事的科林斯似乎都开始学会自我克制,两大同盟之间一度形成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始于雅典在意大利南部图利(Thurii)建城过程中显示出的高度自制。公元前444年—公元前443年,西西里岛上的锡巴里斯(Sybaris)人遣使到斯巴达和雅典请求帮助建图利城,斯巴达一如既往地不愿在边远地区招惹事端而予以拒绝,但雅典却接受了。不知是因雅典政策惯性导致的国内压力,还是伯里克利有意释放信号,雅典既接受了锡巴里斯人的请求,又着意将此事塑造成一项欢迎斯巴达参与的泛希腊事业。在建城两年后,图利与邻近的斯巴达殖民地发生战争,雅典始终没有插手,坐视图利战败。雅典是图利建城的支持者,后者的战败沉重打击了前者在意大利南部的影响力,并且一直未能恢复。与日后在东部势力范围内建立安菲波里(Amphipolis)城的独断行为相比,雅典在图利的克制就更加明显了。重要的是,斯巴达和科林斯也读懂了伯里克利的信号。

雅典人很快收获了回报。公元前440年,同为提洛同盟成员的萨摩斯(Samos)和米利都(Miletus)因争夺城镇爆发了战争。与希腊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不同,提洛同盟禁止成员间相互开战,两个盟邦间无视盟约的行为使盟主雅典的威望受到挑战。萨摩斯是同盟中保有独立海军的三个城邦之一,力量较为强大。作为完全自治的城邦,萨摩斯不向雅典纳贡。而米利都因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两次反叛,被雅典剥夺了独立海上力量而沦为纳贡城邦,其政权被改造成与雅典一致的民主政体,这与萨摩斯的寡头政体形成鲜明对比。如果雅典不能捍卫战败后前来控诉的米利都人,必将影响同盟里绝大多数自愿或被迫解除了武装的纳贡城邦的信心,进而动摇整个同盟的安定。于是,当萨摩斯拒绝仲裁后,伯里克利迅速击败了萨摩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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