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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追忆章开沅先生

更新时间:2021-06-05 20:15:37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章开沅老师逝世后,连日来心情一直十分悲痛,看到那么多真挚的怀念文字,无数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作为章老师的授业弟子之一,并有幸在业师直接关爱下一起工作近40年,受益良多,自然也很想写一点自己的感受,但似乎又不知从何下笔。章老师被称为“永远的桂子山之子”,今天是先生的“头七”,依习俗谨以这篇悼念文字迎接先生返家。

   一、“章门弟子”意料之外的噩耗

   章老师的去世不仅使我们陷于悲痛之中,同时也使我们留下了莫大的遗憾。自去年12月底章老师与师母一起入住泰康之家·楚园,就一直没能再相见。入住楚园前,章老师曾于家中不幸跌坐地上,在师母帮助下也无法站立,住同一单元的罗福惠师兄急忙前往将章师扶起。当时似乎感觉无大影响,但随后几日不适加剧,直至不能行动,遂送医院住院治疗。经医治后虽有好转,但身体状况仍大不如前。为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跌倒情况,经与学校协商住进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泰康之家·楚园。

   虽已年过九旬,但在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感觉章老师身体状况仍较好,几乎每天都在研究所能够相见。但数月居家隔离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疫情过后,再见到章老师时已是拄着拐杖,不仅相貌与以前相比苍老了许多,而且行动也十分缓慢,心中不免略有悲伤之感。好在后来听说章老师住进楚园之后,身体逐渐恢复,才稍宽心。由于各地疫情不断有反复,楚园为严格防控,前往探望有诸多限制,必须事先经过批准。考虑到我们就在武汉,随时可以申请探望,应该让外地来的师友先行前往。在章老师去世前几天,来自贵阳的冯祖贻先生与夫人看望了章老师,陪同前往的马敏兄还说章老师身体状况尚好。稍后,福惠兄对我说我们也应该去看望一下章老师,我自然表示同意,并请福惠兄尽快联系。5月27日,章老师助理刘莉给我打电话,告知已定28日下午去看望章老师,14点50分从学校乘车出发。想到很快就能再见到尊敬的章老师,心中不无期待。

   万没想到的是,28日上午8点30分左右接到电话,说章老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我们,听了简直不敢相信。稍后得知,章老师是在安详中逝世的,并没有遭受多少痛苦的折磨,也没有连累家人和弟子陪床照顾。他对医院的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也十分反感,在两三年前就曾对我们说过,“宁愿安乐死,不做植物人”,也不愿在弥留之际做无谓的切管抢救。章师以寿终正寝的方式驾鹤西去,可谓修行到家,但所有“章门弟子”以及为数众多的再传弟子却毫无思想准备,听到这一噩耗如同晴天霹雳,久久不愿相信。

   章老师逝世后,学校高度重视,迅速成立治丧委员会,商议和安排相关事项,但在当天下午才发讣告。整个上午,史学界乃至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不断接到来自四面八方朋友的电话或微信询问,深表哀悼。当天中午,我们研究所同仁用微信建立了一个追思群,迅速达到500人上限而无法再入群,许多未入群朋友深感遗憾,遂再建第二个追思群,当天也达到500人上限,次日又建第三个追思群。各界人士在追思群里表达哀思,请我们代送花圈花篮,撰写挽联和追忆文字,情深意切,十分感人。学校也专门设立了沉痛悼念章开沅先生专题网。30日上午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庄严肃穆,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章开沅先生”,右联为“读金陵赴中原情系桂子山道义传百代”,左联为“写辛亥评张謇史随长江水文心著千秋”,参加告别仪式的各界人士多达近千人。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章老师所受到的尊敬与爱戴。

   二、恩师指引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稍稍平静下来之后,回想自己的学术生涯,深感章老师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引路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荣幸地考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虽学习刻苦勤奋,但由于先天不足,基础知识不扎实,也不全面,需要有名师指导才能少走弯路。大学本科阶段上辛亥革命史选修课,章老师渊博的知识和杰出的口才,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直接促使我作出影响一生的重要决定:本科毕业后报考本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拜章开沅先生为师。1982年初,我与马敏二人心想事成,终于成了章老师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我与马敏又都荣幸地留校任教,成为章老师所说的“学生与同事”。

   “章门弟子”中有许多现今已是近代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其中有不少曾回忆过章老师治学与指导研究生的独特之处。桑兵称“章师治学,大度兼大气,立意远大,虽有专精,决不畛域自囿”,此对章门弟子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马敏则说章老师指导学生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其人格魅力是“师道”的最高层次,“能遇到章开沅先生这样的明师、良师,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事,也是能够进入学术的殿堂,学有所成的关键”。对此,我也是深有感触。跟随章老师读研的第一年,我与马敏被派往苏州档案馆参与整理编辑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从此进入自己学术研究安身立命的近代商会这一领域。如果不是章老师的引导,依自己的能力与条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涉足商会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海内外史学界对商会史的研究当时刚开始起步,商会档案尚未出版,很多人都不了解商会的具体情况。章老师敏锐地意识到商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与苏州档案馆合作整理出版商会档案的学术价值,并让作为研究生的我们参与这项工作。近40年来,我的研究领域虽不断拓展,但商会史一直是最重要的领域,有关商会的研究成果也为数最多,已相继出版专著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以及其他学术刊物发表相关论文近百篇,其中多项成果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1986年我在《近代史研究》发表第一篇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时年30岁。次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论文《清末商会“官督商办”的性质及其特点》,同年还在《近代史研究》发表第二篇相关论文,受到章老师很多鼓励。1991年6月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出版,章老师欣然为拙著作序,肯定“作者长期从事商会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并曾就商会问题发表过一系列颇具新见的论文,所以本书具有比较坚实的资料基础与研究基础,不同于现今某些趋俗媚时的浮泛之作。……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一定会有所裨益”。当年的我尚未满35岁,能够得到章老师如此肯定,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正是凭着这部学术著作和研究商会的系列论文,我荣获了教育部组织评审的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更没想到的是次年又破格晋升为教授,由此感到个人学术道路一片坦途,实则恩师之用心良苦也。

   章老师始终都关心我和马敏的商会史研究,数年后我们二人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出版,章老师又为之作序,称“马敏、朱英不仅始终参与档案的整理、编辑工作,而且在坚实的资料工作基础上,由多侧面的专题研究,进而从事系统的、综合的乃至理论方面的研究。现今出版的这本专著,可以看作是他们多年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荟萃”。1995年我又出版了另一部研究商会较厚重的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章老师在序言中称赞我多年坚持从事商会研究,“已在国内外商会研究领域处于先进行列”。看到章老师对我们的肯定与表扬,作为弟子当然十分高兴,但我们更看重的是章老师在我和马敏合著那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的话:“马敏和朱英都是我‘文革’以后的学生与同事,但他们从事的商会研究,却是我‘文革’以前即已着手筹划却终于被迫中辍的课题。因此,他们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得以出版,帮助我了却一桩多年未了的宿愿。”能够帮助业师了却多年未了的宿愿,我和马敏都深感荣幸与光荣。

   三、恩师对我身体与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章老师不仅是我学术研究生涯的引路人,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对我十分关心,屡屡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口给予宝贵的指导与帮助。我的性格偏内向,不善言辞,也不苟言笑,从不主动与人交往,这在40岁以前尤其明显。我也没有任何个人爱好,似乎做学问成了我唯一的爱好与生活方式。每天从早到晚几乎都不出家门,只是趴在书桌前看书写作,虽取得了可观的科研成果,但身体也付出了较大代价。将近40岁时先是严重失眠,接着频发高度眩晕,严重脑供血不足,四处求医问药也无明显改善。当时,已严重到完全不能继续看书写作,对生活也感到十分悲观。在此期间,章老师每次碰到我,都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嘱咐我多休息,适当运动。并鼓励我增强信心,说他小时候身体也不好,曾被人说只能活到40岁,但现在快70岁了仍然很健康,这番话语很令我很感动。有一次,我在研究所办公室完全休克了,各位同仁大为惊慌,匆忙请校医院医生前来急诊,后不得不住院检查和治疗。但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有明显的器质性病变,主治医师了解我的各方面情况后,认为我是功能性障碍。我起初并不相信,出院后碰到章老师告以详情,章师谓此说或许有一定道理,就遵医嘱在服用扩管活血药的同时,试着参与一项合适的运动,看看是否有改善。当时,历史文化学院教工中盛行的运动项目是打乒乓球,在学校举行的团体赛中曾多次取得过优秀成绩。于是,我在将近40岁时开始学打乒乓球,每天坚持,球技明显提高,后来居然成了学院乒乓球队的主要成员之一,与队员们齐心协力多次在学校的团体赛中获得冠军。同时,身体状况也逐渐好转,直至恢复正常,至今老毛病也没有再犯,得以继续坚持从事学术研究,深感欣慰。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1998年原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的马敏升任副校长,为选新院长学校有关部门在学院进行民意测验。性格内向很少抛头露面的我,以为与这事毫无瓜葛,没想到许多人推选我出任院长。我只想一心一意做学问,不希望被其他事情耽误时间,以至一直没主动申请入党,怎么能担任院长?于是,以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为由不愿任院长,校组织部长告诉我,院长是行政职务,非党员也可以担任,但我仍然不愿接受。不知是学校的安排,还是章老师听说这事,或者是学校向章老师征求过意见,随后不久章老师主动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坚持婉拒。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对我的身体有利,因为担任院长后就会有些事需要处理,不再终日不离开书桌;二是对改变我的内向性格也有利,因为必须要见各种人,而且要在公开场合多讲话;三是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增长多方面的能力。我印象很深刻,章老师还说了许多,包括他当年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任校长。其实,只要章老师开口我都不会再拒绝,但章老师不想强求,故而谆谆善诱,说透道理。后来,许多同学和朋友都说我的内向性格改变了不少,确实在这方面产生了明显作用。任院长期间,我有意向章老师学习,他当校长时实行“副校长负责制”,让副校长拥有充分的权力,能够切实解决问题,我则是让副院长在分管事务内拥有实权,提高工作效率。

在担任院长两年后,学校又安排我兼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向教育部申报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起初我也不太愿意兼任此职。我们华中师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在1988年获评全国首批国家重点学科,当时是全校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近代史研究所由章老师一手创办并担任首届所长,在国内外近代史学界享有盛名,继任者有刘望龄、罗福惠、严昌洪三位所长,均感压力甚大,我担心自己能力不够,无法胜任,实则害怕研究所的发展如果滑坡自己要担责,同时也担心如果申报重点研究基地不成功怎么办。另外,当时是由“章门弟子”中的大师兄严昌洪任所长,现学校要我任所长,严昌洪改任副所长,我说这怎么行,大师兄已经出任所长数年,现在却改任副所长,说出去会令人很不理解,对我们两人都不好。但学校却说你们的大师兄严昌洪对这样的安排没有意见,要我不必有顾虑。稍后,章老师也找我谈话,要我放心大胆地去做,他会在后面鼎力支持。大师兄的高风亮节和章老师的宝贵支持,使我无法再推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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