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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追忆章开沅先生

更新时间:2021-06-05 20:15:37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从2000年开始我就院长和所长一身二任。可喜的是,在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全所同仁的努力下,我们顺利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随后第二次评审全国重点学科,在通讯评审中我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总分超过90,获得优秀成绩且排名第一,从而得以免除复评而直接入选国家重点学科。

   兼任所长之后感觉担子更重,教育部对重点研究基地有严格要求,实际上要接受学校和教育部的双重领导。在新形势下人文学术研究受到了更多复杂因素的影响甚至是干扰,章老师曾对我说过两句话:资源要争取,学术须坚守,我时刻铭记于心,努力照行。章老师还让我大胆干,平常事务他全不过问,有重要事项也不是下命令,只是稍加点拨,提醒我关注。例如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的前几年,他就对我说辛亥革命研究是我们的学术品牌,现在虽不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但我们作为研究重镇需要在百年纪念之际推出新的标志性成果。于是,全所同仁多次开会制订研究和出版计划,随后努力写作,最终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代表著作为《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共计4卷、200余万字),另还出版了《辛亥革命史事长编》(10卷本、500余万字),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献上了一份学术厚礼。

   担任院长和所长之后,我才深切体会到在章老师的率领下,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具有代代相传的优良学风与学术传统,而这正是一个学科得以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硬件只要有钱就可以改善,但优良学风与学术传统却是钱买不来的。在我们近代史研究所,这么多年来从未发生过“内哄”,人事关系十分融洽,每个人都一心问学,各有自己专攻的领域,有重大项目则集体攻关。所谓科研单位“一山不容二虎”的较普遍情形,在我们研究所根本不存在。师兄弟之间只有正常的学术竞争,没有非学术性的争斗,更无什么权力之争,只有互相谦让。在此过程中,章老师也注意协调人事关系,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关心每个人的成长。有件事或许记忆不很准确,但也很值得一述。1995年博士生导师的评审首次下到学校进行,我和马敏都认为师兄严昌洪和罗福惠应该先评为博导,所以不准备申报,而严、罗二位师兄则认为我们成果较多,以至刚开始都没有申报。章老师知道此事后,最后要我们四个人一起申报。评审时学校还请了好几位校外的专家,据参与评审的专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后来介绍,章老师对我们四人的情况作了介绍和说明,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四人能够同时评为博导,这样对学科发展有利,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四人都通过了。除了内部关系融洽,我们研究所与历史文化学院之间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研究所作为重点研究基地有相对独立性,但我们在整体上又是历史文化学院的科研机构之一,党政工团均由学院统一管理,事实证明这种融洽关系对于促进华中师大整个历史学科的发展多有裨益。

   不知不觉之间,章老师已年逾九旬,我们也年过花甲,但大家都庆幸先生身体健康,一定能长命百岁。2010年10月我陪同章老师和师母一起应邀赴日本访问并出席迎接辛亥革命百周年学术活动,抵达日本时前来接机的陈来幸教授告知野泽丰先生几天前刚不幸逝世,章老师听后十分悲伤。野泽丰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很早就与章老师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并捐资在华中师范大学设立了野泽丰奖学金。听说野泽丰教授是在庆祝“米寿”活动后身体不适,住院治疗无效而逝世的,两天后师母对我说以后章老师不再做寿了,包括“米寿”和九十大寿,后来征求章老师的意见,章师也说就听师母的意见不举办活动。但在章老师九十寿辰到来时,我们总感觉无任何表示实在说不过去,时值章老师11卷本文集经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提出在章老师生日这天举行一个文集出版座谈会,仅限校内人员参加,会后在校内桂苑宾馆就餐,准备一个生日蛋糕,简单表示祝寿之意,对于这个安排章老师和师母均表示同意。事后,校外的“章门弟子”都埋怨我没有邀请他们出席这项活动,我只好说明是与章老师商量的结果,与会者仅限校内人员。

   2017年我又陪同91岁的先生和师母一起应邀出席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一届“陈克文中国近代史讲座”暨该所成立五十周年(1967-2017)庆祝活动。章老师神采奕奕,分别作“理想与现实——孙中山的亚洲梦”以及“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的主题演讲,我也在座谈会作了题为《章开沅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报告,香港史学界朋友都欣喜地看到章老师身体健康,中气十足,非常高兴。这年我已61岁,担任近代史研究所长达17年,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守成有余,开拓不足,遂萌生辞去所长职务的想法。向章老师汇报这一想法后,先生表示理解并同意我辞职,随后正式向学校递交了辞职报告。但学校组织部门在学院和研究所听取意见后,大家都希望我继续干下去,校领导还说研究所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所长一职不同于院长,不受任职时间限制。但我决心已下,屡次找学校领导要求辞职。马敏见我实在不愿再做所长,表示他从校领导职务上退下来后,愿意接任所长,学校也表示同意。马敏的这一举动出乎我意料之外,外间也有少数人不理解,但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想法都非常单纯,互相照顾,互相支持,只为学科和研究所的发展考虑,个人方面的得失则很少计较。我将马敏的想法告诉章老师,先生也认为很好,表示支持。就这样,当年5月我得以从所长一职脱身。学校较隆重地举行了一个所长换届仪式兼座谈会,章老师也出席并致词,说“我来参加这个仪式,一个是慰问一下朱英,再一个是欢迎马敏归来”。听到章老师这话,身上似有一股暖流通过,感到非常温暖。

   四、恩师感人事迹的点滴回忆

   在章老师身边学习和工作40年,耳闻目睹了先生许多感人的事迹。印象较深的是2012年11月,马敏和我与章老师及师母一起前往苏州出席《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全集首发式。活动结束后,先是跟随先生到医院看望住院的苏州档案馆一位名叫叶万忠的老同志,他当年与我们一起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见面后,叶老十分激动,说没想到世界著名的章教授还亲自从遥远的武汉到医院来看望他,我们从旁看到两位老人相见的亲切情景,十分感动,也明白了当年许多朋友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的答案,即苏州档案馆为什么不就近与苏州大学历史系合作,而与相隔这么遥远的华中师范大学合作编辑苏州商会档案,除了章老师的学术地位与威望之外,其待人亲切不忘共事老朋友的人格魅力,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即使当校长期间,在路上见到清洁工或是在学校食堂见到员工(章老师几乎每天都去食堂买早点),章老师也都热情打招呼,并详细询问其工作情形,这在桂子山上成为章校长的美谈。

   在苏州停留期间,章老师事先安排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也令我十分感动,这就是寻找唐文权(1940-1993)老师的墓地,前往扫墓。唐文权老师原是苏州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虽未曾读过大学,只读了中专,但有家学渊源,业余时间热衷于近代史研究,尤其对难度甚大的章太炎研究颇有见解,经人介绍与章老师取得联系,寄来了几篇学术论文,章老师阅后认为此人颇具才华,在史学研究上有发展前途,遂征得本人同意将唐文权老师调入华师近代史研究所。唐文权老师在评教授时,曾因无大学文凭而受阻,章老师又出面为其说项,帮助他顺利评上了教授。非常不幸的是,年仅50岁出头的唐文权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患肝癌,医治无效而逝世,葬在苏州。唐文权老师去世那年,章老师正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没能出席丧礼。据师母介绍,章老师此次来苏州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给唐文权扫墓,听了这话令我心头一热,没想到章老师这么细心和重情重义。唐文权老师的墓地先前已托人找到,就在一座茶山上,似乎是私人墓地,只有唐老师与其父母葬在此处。由于前一天下雨,而且经茶山到墓地并没有路,全是山泥,上下十分困难,同行的我们都担心已经86岁的章老师会滑倒,但先生执意要上去,我们只得找人拿铁锹在山泥地里挖出了一些阶梯状,然后前后左右扶着章老师慢慢上山,扫墓结束后,下山较上山更为困难,耗费了很长时间章老师终于平安下山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同时也为章老师此行所深深感动。

   从苏州回武汉的路途上,章老师对我说:2013年是唐文权逝世20周年,他发表了那么多高水平论文,但生前却没能出版一部论文集,研究所能否在其去世20周年时编辑出版一部《唐文权文集》?我听后更为章老师细心周到的考虑,以及对唐文权的一片情义所深深感动,当即表示没有问题,一定完成任务。随后,曾与唐文权合著《章太炎思想研究》的罗福惠师兄,率领研究生承担了挑选和编辑《唐文权文集》的任务,于2013年8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章老师还为文集撰写了序言,高度肯定了唐文权的学术贡献,借以“缅怀故人的可贵业绩与深挚友情”。现在重读这篇序言,真是思绪万千,情意绵绵。

   敬爱的章老师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学术与精神永存。先生常勉励弟子曰:“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同时特别强调:“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我们一定会继承先生的遗愿,更加努力地前行,传承先生的史德、史魂,真正做到使“华师学脉,源远流长”。

   章开沅先生千古!

  

   2021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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