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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军: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叙事

——中美外交话语博弈及其叙事剧本

更新时间:2021-06-05 12:02:12
作者: 曹德军  

  

  

一、引言

   在大国竞争过程中,战略叙事发挥何种作用?一般认为,大战略致力于实现资源、手段与目标的匹配。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曾指出,大战略确定了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及其优先排序和应对方案的组合。为了调动资源、动员民众与实现目标,大战略离不开叙事。实际上,大国战略竞争充满话语叙事,而且这些叙事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会经历多重转变。以中美关系为例,纵观200多年的中美互动史,可以看到双方话语叙事呈现出神秘、恐惧、友好、合作、敌视与冲突的交替转变。18世纪末中美初次相遇,但彼此非常陌生,双方对巨大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差异既好奇又恐惧。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社会流行针对亚洲人尤其是中国移民的"黄祸"话语。"黄祸"叙事从道德、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将中国刻画成西方社会的"他者",美国则成为中国主流叙事中的"新列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中国结盟抗击日本,双方主导性叙事充满友谊,合作与联盟等浪漫叙事表达。冷战爆发后,美国对华叙事重心立即转向了反共意识形态,与中国的抗战友谊叙事被敌视性他者叙事取代。朝鲜战争后,双方意识形态话语斗争异常激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叙事成为中国对美话语主流。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苏战略竞争形势变化,尼克松政府、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开始淡化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将中国视为可以共同对抗苏联的盟友。冷战期间的中美叙事并非像美苏叙事那样是单一的悲剧剧本,而是经历了从悲剧叙事向浪漫叙事的巨大转变,呈现复杂波动的态势。

   冷战结束后,中美均调整了大战略方针,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韬光养晦"等叙事淡化"中国威胁论",美国则奉行有限的对华接触政策,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开展了大规模合作,中美叙事基调为共识性沟通。"9·11"事件后,中国对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给予了支持,但这一阶段双方危机事件频发,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2008年金融危机刺激了美国的反华舆论,中国开始被描述为"修正主义"大国,话语强制色彩增加。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迅速恶化,美国就网络间谍、知识产权、贸易不公平与产业竞争问题对中国极限施压,中美面临"新冷战"风险。中美螺旋上升的敌对性叙事似乎正在导向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一步恶化了悲剧性叙事。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不禁引发出对大国竞争与战略叙事的思考∶在权力转移背景下,战略叙事将如何塑造大国竞争?崛起国与霸权国能否超越叙事陷阱,从"注定一战"的悲剧叙事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喜剧或浪漫叙事?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归历史,对冷战与"新冷战"叙事进行梳理、反思与对比,以探究大国竞争的叙事机制。


二、战略叙事:大国竞争的话语武器

   战略性话语是打击对手 、建构行动合法性 、分化联盟与赢得公众支持的强有力武器。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每时每刻的外交斗争、沟通、协调、合作与威慑都需要通过语言承载。 美国学者库尔特·布拉多克(KurtBraddock)认为,语言即武器,语言是上膛的手枪(wordsareloadedpistols)。长期以来,悲观论者认为在无政府结构下,国际体系缺乏进行交流对话的基本条件。霍布斯式的实力崇拜逻辑将话语修辞视为一种"清谈(cheaptalk)"。实际上,即便在原始荒野式的弱肉强食世界中,国际关系也并非沉默的空间,自古以来国家之间的话语说服与叙事竞争构成了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自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大辩论"以来,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开始重视语言对国际关系的独特作用,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均对外交话语问题有所讨论,但是对战略叙事的分析则相对薄弱。

   (一) 从叙事到战略叙事

   叙事范式认为,人类天生就是"会讲故事的动物(story-tellinganimal)"。与经济人假设不同,"叙事人(homonarrans)"假设认为,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很大部分来自叙事,包括神话传说、寓言史诗、戏剧漫画和新闻报道等,这些故事使世界成为人们所期望的世界。20世纪80年代,沃尔特·费希尔(WalterR.Fisher)强调叙事有本体性的意义与价值,呼吁建立社会科学的"叙事范式(narrativeparadigm)"。与严密的逻辑论证不同,叙事通过讲出扣人心弦的故事吸引观众。既然讲故事贯穿人类社会与政治竞争全过程,那么战略叙事应该包含哪些要素?

   叙事是一个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完整故事。一个完整的叙事往往包括四个要素:一是场景设置(setting)。叙事场景可以真实发生,也可以是想象中发生的情境。嵌入在场景中的叙事者与观众会受到背景信息或预设的影响。例如,历史记忆中的史诗神话可以约束战略叙事的表达与投射形式。二是因果关系(causalitv)。叙事捕捉并表达因果关系,一个事件引发了另一个事件才能构成故事情节,因果关系是情节连贯性的核心。三是角色(figure)。人物角色是故事中的行动者,所有故事都涉及角色之间的矛盾与互动,听众通过与角色命运产生情感关联,来主观化地解读叙事内容与意义。四是情节(plot)。情节是叙事事件、角色与因果关系的容器。情节不仅使事件相互关联,而且展示这种关系将如何转换。情节引导听众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和"为什么发生"。在循循善诱中,听众从情节中推断因果关系。基于此,可以将战略叙事理解为"决策者关于中长期目标或愿景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故事性表达"。国际关系中的叙事通过三个层次呈现出来∶首先是国际系统层次上的叙事,描述了世界如何建构、参与者是谁以及如何运作,如冷战叙事、反恐战争叙事描述了国际矛盾的源起、发展与运作过程。其次是国家层面的叙事,阐述了国家或民族的故事及其价值观和目标,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热爱和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国是人类自由的灯塔"和"美国是世界秩序维护者(世界警察)"等。最后是政策层面的"议题叙事",阐述为什么需要一项政策以及如何成功地实施或完成这项政策,如"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等。每个层面的叙事都有场景设置、因果关系、关键人物与情节变化。

   战略叙事在塑造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连贯的叙事模板向外投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争论性共识与战略利益。当然,作为一个建构性概念,叙事的内涵与形式也是多元的。类似于一场戏剧,在人物、因果和背景之外,情节结构也有喜剧、悲剧、浪漫剧与讽刺剧之分。此外,这里还需要区分几个相关概念∶与叙事概念相关,话语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声音系统,话语是叙事表达的一种载体,但叙事也可以通过非语言的形式(图片、舞蹈或文物等)展现出来;而修辞是一种相对微观的话语呈现技艺,包括辩论、演讲、说服与论证的言语方法。

   (二)叙事维度∶强制、沟通与认同

   早在 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已经触及叙事问题,但研究议程比较零散,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范式。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国际话语、外交修辞与战略叙事的重要性。其中,中国学者也开始从政治语言学角度关注"国际话语权建设"与"讲好中国故事"的学理意义。整体而言,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工具性话语分析、沟通行动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方法三种话语分析路径,分别指涉话语强制、共识沟通与身份认同三种战略叙事功能。

   首先,话语强制关注语言对利益的杠杆作用。 理性主义者认为,话语是一种利益杠杆,间接影响讨价还价的均衡点。托马斯 ·谢林(ThomasC.Schelling)认为话语发挥协调意见、弥合分歧的作用,但前提是话语必须有"物质权力的背书",基于物质实力的威胁性话语能在谈判中给对方制造压力以达到预期目标。罗纳德·克雷布斯(RonaldR.Krebs)和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ThaddeusJack-son)研究了国家A如何通过语言杠杆,抵消国家B的论点,从而迫使B被迫接受其一开始并不支持的立场。此外,建构主义者也从规范压力角度分析了话语强制,当然与理性主义的后果性逻辑不同,建构主义的话语强制建立在适当性逻辑之上。分析跨国行动的学者提出了一种以语言为中心的政治影响机制,即话语的"羞耻动员"机制。玛莎·芬尼莫尔(MarthaFinnemore)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Sik-kink)指出,一旦规范成为说服工具,就能对态度与行为施压。在合法性规范压力下,行动者为了保持其言语和行为一致性被迫调整立场。当然,建构性话语发挥强制效力的前提是双方有一定的共享规范,理性话语发挥强制效力的前提是要有物质后盾支撑。

   其次,沟通行动理论关注共识沟通的争论性逻辑。沟通行动理论假设互动者处于"共同的生活世界"之中,尤尔根·哈贝马斯(JuürgenHabermas)认为叙事与修辞都是一种话语交往行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是相互理解的基础。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叙事者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目标对象在参与争论过程中被说服。在这种视角看来,政治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沟通协商。在理想的话语条件下,叙事者并不偏好使用物质实力优势进行强制,而是试图依靠理性逻辑说服对方,并且也承认对方反驳的权利。对此,托马斯 ·里斯(ThomasRisse)在哈贝马斯对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action)与战略行动(strategicaction)的区分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后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之外还存在第三种话语逻辑,即"论证性逻辑"。外交话语的讨价还价并非纯粹的利益交换或规范内化,而是一种澄清立场、论证逻辑的争论性说服。争论各方基于共同规则与惯例施展不同的说服策略。由此,外交话语与叙事不是强制工具,而是交换观点与沟通信息的交流载体。即便理性行动者发生利益纠纷,话语施动者通过主动提供新的信息并重新创设国际议程,可以凝聚共识在特定问题上达成合作。

   最后,后结构主义路径认为话语塑造本体性安全与身份认同。激进的反思主义者认为话语具备本体性地位,没有话语就没有世界。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认为自我"不是一个实体,相反它是一个场所,一个感知世界和行动的地方"。作为一种对抗力量,反思性话语关注主体身份的不安全感。叙事者通过攻击目标国家的身份认同,要求目标国解释说明身份与行动之间发生脱节的理由,并予以道德评判。一方面,反思性话语将身份看作建构性的,身份认同只能在话语中被定义、阐述和争论。身份定位理论指出,定位是对"我是谁"的回答,叙事者希望在本体性认同层面被倾听。另一方面,叙事与情感相互连通。每个人都是自传叙事的作者.故事使"我们"成为现实,据此规范演进就是理念与话语竞争的产物,受叙事结构制约.具有显著的情境性与主体间性。

   综上所述,战略叙事的功能与维度是多样化的。以叙事为武器,既能压制对手形成话语强制,也能通过争论性沟通塑造共识,更可以凝聚身份认同。与传统的国际政治话语权分析不同,战略叙事致力于平衡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分析路径,综合借鉴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心理学与传播学知识为理解大国战略竞争提供新的分析框架。相比之下,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则受语言学理论和建构主义影响较大,主要关注话语的规范意义,忽视叙事的强制与沟通。鉴于战略叙事的多维性质.本文在整合既有文献基础上,区分战略叙事的强制(话语权力)、沟通(共识争论)与认同(身份情感)维度,构成图 1中的战略叙事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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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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