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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劳动与资本:一个人口分析的新框架

更新时间:2021-06-04 11:43:30
作者: 赵燕菁 (进入专栏)  

  

   5月25日,第18届蓝筹年会在北京举行,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赵燕菁表示,人口多少判定不是简单用人数来衡量,而是要结合资本和人口的匹配,从人均资本占用率来考量。

   以下为赵燕菁演讲内容节选:

  

   “七普”公布后,社会议论非常多,特别是对深刻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计划生育“国策”——计划生育到底是功还是过?计划生育是应坚持还是要放弃?当初反对计划生育的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吗?......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就事论事。我们不能把当年的决策放到今天的场景里,然后傲慢地认为我们比当时的人更聪明。一个显而易见的追问,就是为什么计划生育提出来时,中国只有6、7亿人口时,会认为人口过剩,而今天人口总量翻倍,14亿了,人口不足反而成了大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只有在正确的分析框里,才能将人口问题还原到真实的历史场景。

   可惜这样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和人口学里并不存在。现有理论框架没有一个能回答何以人口总量少的时候人口过剩,人口总量多的时候人口却反倒不足。现有理论中,可以勉强借鉴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口学里的“马尔萨斯陷阱”,一个是发展经济学里“二元结构”理论里的“刘易斯拐点”。下面我就在这两个理论基础上,提出我的分析框架。

   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就是在古典世界里,生产资料,主要是耕地、牧场,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达到一个临界点,就只有通过饥荒、战争、瘟疫大量消灭人口,才能恢复生产资料和人口的平衡。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马尔萨斯的正确性。显然,如果人口增长不能伴随开疆拓土,抑制人口增长速度就是延缓经济走向崩溃的唯一条件。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由诺奖获得者刘易斯在其“二元结构”模型中提出。按照这个理论,现代经济里由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组成。农业部门由于存在剩余劳动力,因此可以按照其劳动生产率给定的价格,“无限”地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如果非农业部门增长吸收的劳动力快过农业部门劳动力增加,到达一个临界点后,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就会从供大于求变为供不应求。越过这个“拐点”,劳动力价格就会从农业部门生产率决定,转变为非农部门生产率决定。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劳动力价格急速上升。那些劳动生产率低于边际劳动力价格的产业就会出现衰败(首当其冲就是农业),甚至退出经济分工(比如产业外迁)。

   现在把这两个理论合并为一个更一般的陈述。我们将经济要素分为资本和劳动,资本是马尔萨斯框架里的耕地和刘易斯框架里的非农部门;劳动相当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人口。资本是未来劳动创造现金流的贴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恒等式。资本和劳动分别在等式的两侧,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资本和劳动镜像关系的假说:“资本不足,人口一定过剩;资本过剩,一定人口不足”。人口过剩与否,不取决于人口数量,而是相对资本是多还是少。换句话说,人口和资本过剩还是不足,是由双方互相定义的。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计划生育提出的历史场景。

   1962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建国以后最强烈的一次“内卷”——“三年自然灾害”。所谓“内卷”就是“劳动增长快过资本增长,导致人均资本下降的一种经济过程”;与之相对应,“外卷”则是其逆过程,“资本增长快过劳动的增长,导致人均资本增加的过程”。1950年代,在苏联外来资本输入下,人口增加迅速,鼓励生育是政策的主流。中苏关系破裂后,外部资本来源突然断绝,资本相对人口的骤然萎缩,导致中国经济急速内卷。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不仅仅有计划生育,还有接踵而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机关干部“下放劳动”......所有这些都是资本急剧萎缩导致的城市人口突然过剩。

   计划生育的本质就是通过限制人口增速使之与资本增速相匹配。为什么要通过国家推动计划生育?因为计划生育必须是集体行为,在资本有限的经济里,依靠家族成员互保是对冲风险的主要方式,成员数量的增加可以在有限的资本里,分享更大份额,一旦危机来临,人口较多的家庭会有较大的生存几率。但每个家庭的“理性”合成起来却是集体的“谬误”——当每个家庭都希望比其他家庭增加更多的成员时,整体经济也就更快地走向马尔萨斯陷阱。在资本极其短缺的60年代,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新的“自然灾害”会很快到来。正是因为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相反,所以必须通过国家推动“计划生育”才能保证每个家庭不能侵占其他家庭的生存机会。

   有了这个框架,我们就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为什么人口7亿的时候人口过剩,14亿人口反而会不足?”这是因为人口过剩与否不取决于人口总量,而取决于相对资本总量的变化。在资本增长缓慢的阶段,抑制人口增长速度就是延缓马尔萨斯陷阱到来的唯一手段。不管计划生育本身有多少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对抗经济“内卷”的最伟大的尝试。其是否“人道”所对照的参照系应当是战争、饥荒和瘟疫。平均分配生育指标,就是在平均分配生存机会。站在今天的立场指责前人的“错误”,不仅傲慢,而且愚蠢。

   195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资本增速长期低于人口增速。就业不足是历届政府的头号焦虑。这一焦虑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大家一定还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朱镕基内阁提出经济增长一定要“保8”,就是因为8%的增速才能保证创造出足够的非农就业,使得经济不会再次内卷。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经济增速保的就不仅是“8”了,而是要更快。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户籍制度”,其背后也是城市就业的长期不足。

   人口不足是在人们没有预料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不到十年时间里,“招工难”、“用工荒”从沿海蔓延的内地,导致工资快速上涨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大规模外迁。城市之间突然爆发的抢人大战,使得人口净增加超过GDP成为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指标。诟病多年的“户籍”问题,忽然间在绝大多数城市不复存在。按照我们的框架判断,一定是资本已经从不足变为过剩,其规模和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那么中国是在什么时候长期不足的资本开始突然增加了?是什么时候达到“刘易斯拐点?”只有找到“刘易斯拐点”,才能判定计划生育是什么时候从“合理”变为“不合理”,并正确评价计划生育的功与过。在常规经济增长中,资本超过劳动的往往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反复胶着的“过程”,只有通过劳动工资的长期增长才能在事后得到确认。但中国不同,我们可以精确的找到这个“点”——不仅可以确定到年,而且可以精确到“日”——2004年8月31日。这就是每一个开发商都刻骨铭心的“831大限”——从这一天开始,所有城市建设用地都需要招拍挂,它标志着发端于1982版宪法的“土地财政”制度正式完成。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乃是因为中国的最大的资本来源就是土地。同土地资本市场相比,股票、债券、期货市场的规模可以基本忽略不计。从这一天起,中国地方政府土地收入急剧上升,从几百亿、几千亿到上万亿,去年是8万多亿。但这远不是全部,通过土地招拍挂和住房二级市场定价的资产,远超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资本市场。现代经济里,债务的对面就是资本,体现在金融系统中,就是不动产信用作为抵押品创造出了海量货币(M2),中国经济因此从低效率的实物分工,进入到高效率的货币分工。常有人把美国的股市、日本的债市和中国的房地产并称为世界资本市场“三大泡沫”,实际上,这两个市场和中国土地市场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中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睥睨全球的资本大国。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国开始在所有重资产领域——城市、基建、军事、科教、创投——展开与全球所有国家的竞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超过发达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说中国破坏了资本国和劳动国分工的国际秩序并没有错误。最近有一种说法,说是公知通过唱衰中国误导美国的精英,掩护了中国史诗般的崛起。其实,2004年之前,中国崩溃论并没有大错,掉入马尔萨斯陷阱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只是由于2004年土地市场的爆炸,中国经济快速裂变,才使得中国逆天改命,让章家敦、黄亚生们的预言沦为学术笑柄。

   人口学家蔡昉最早提出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4年。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正是从这一刻,中国资本增长速度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人口增长。上面这张图反映的是亚洲主要国家劳动价格和资本价格之比。大家可以看出2004年之前,中国的曲线一直很平稳,到了2005年这个曲线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陡峭,唯一解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资本突然增加,变得非常便宜,而劳动的价格由于短缺突然开始持续上升。如果这个曲线是对的,那么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在东亚会迅速接近韩国,而比日本更严重。

   现在,我们可以评价计划生育政策的功过是非了:1)2004年以前,计划生育不仅正确,而且必须。由于计划生育的减少,使得中国2004年之前很可能躲过至少一个“马尔萨斯陷阱”;2)2004年以后,计划生育则应当立刻放弃,甚至应当走向鼓励生育。大量的资本剩余很快将导致中国人口从过剩转变为不足。2004年之前,计划生育功大于过,张艺谋在之前生二胎应该罚;2004年之后,计划生育过大于功,张艺谋生三胎应该奖。当然,2004年时,土地金融的效果谁也没有料到,现在提这些都是马后炮。但至少2014年,也就是10年后,就应当看得很清楚了。这时候用工荒在沿海地区已经非常普遍。对土地财政的重新评价已经开始,2014年之后再提出放弃计划生育已经算不得什么“先见之明”了。

   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放开计划生育还有用吗?答案是没用。你可以用绳子拉动一个物体,但却不能用它来推动一个物体。生育也是如此。很多人认为的子女抚养成本上升是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资本过剩。原来家庭为什么倾向于更多生育?因为在资本不足的经济里,家庭成员互保是降低风险的最主要手段。而这资本充足的经济里,通过社保、养老和住房的金融工具对冲风险的作用远大于子女。正是因为抚养子女的效用的降低,才导致抚养成本的上升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诱因。在资本剩余的社会,简单放开计划生育、甚至鼓励生育根本没有用的主要原因。日本、韩国等没有计划生育国家生育率的下降也证明了这个推测。

   鼓励生育不是简单发钱,也不是单纯去降低抚养成本,而是要重建投资下一代的效用。没有效用资产,成本再低也不会有人投资。要重新发现生育的效用,就必须将资本与生育率挂钩,新加坡的获得组屋条件,就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挂钩——不结婚就不能参加组屋计划(多年后才放宽至40岁以后仍未结婚者)。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将养老金、社保、保障房分级,然后与子女多少挂钩——子女多的标准高于子女少的,没有子女的只可享受最基本的保障。进一步,还可以将社会劳动再生产作为新的“国策”,所有公共福利——从就学、交通、就医——都和子女数量挂钩。要将人口再生产作为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通过市场信号和计划相结合,让生育多的家庭分享社会更大的资本份额,将生育变成有价值的经济行为。

   在新的劳动-资本结构下,城市的人口对策也要随之改变。

   传统的城市规划里,人口增长是自变量,只要预测一个数,然后将其转变为各类用地面积——基础设施用地、学校医院、商业等等——并落实到空间上。换句话说,人口无需政策引导,只需完成空间与人口的“配套”。但是到了今天,城市仅在总量上规划人口已经不够了。相对总量而言,人口的结构更重要。因为人口问题对于城市而言,不是多寡的问题,而是城市财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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