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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劳动与资本:一个人口分析的新框架

更新时间:2021-06-04 11:43:30
作者: 赵燕菁 (进入专栏)  
由于养老金很快会成为城市财政最主要的支出项,城市人口应当被分为缴交养老金人口(就业人口)和不缴交养老金人口。不缴交养老金人口又可以分为不领取养老金人口(就业前人口)和领取养老金人口(退休人口)。人口规划就是要确保缴交养老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会下降。因为一旦这部分人口比例低过一个点,养老金的收支就很难再次恢复平衡。当城市养老金缺口只能靠借钱或者转移其他人的养老金填补,就会导致就业人口不可逆流失。一旦城市进入收缩状态,城市资本市场会快速消失,经济就会出现内卷(人均资本下降),城市财政也将变得不可持续,低房价、低地价导致的恶性循环,就像人得了癌症一样,非常难救。而所有的城市价值投资者,都应当将城市就业人口占比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参数。

   现在一提起推迟退休,舆论就会群起反对,但很遗憾,这可能是挽救城市财政的唯一途径。两个原因,第一是人的寿命一直在延长,第二是教育年龄不断延长。如果工作时间不变,较短预期寿命缴交的养老金可能不足以覆盖较长的预期寿命。如果农民工16岁就业开始缴交社保,干到60岁,一个博士生,30岁就业,也干到60岁,少交14年社保,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正确的做法是每一个人预期寿命里,纳税时间占总寿命的比重应当时不小于一个最低的比例(比如不能低于60%),晚就业就晚领取养老金。养老金的领取标准应当和缴交养老金的年龄直接挂钩,纳税年龄越长,养老金标准越高,缴交年龄不足的,只能享受报低标准的养老金。

   城市规划在分配资源时,要尽量吸引就业人口(缴交养老金),不要吸引耗税人口(退休人口)、不纳税的人口。比如三亚弄了一大堆老人养老,没有税收,没有贡献,看上去人口净增加了,长远来看未必是好事。因为外国养老通过财产税,可带来持续收入,中国没有房地产税,卖地赚一次钱,但是税收没有增加,而养老社保消耗的是持续的现金流。当然,如果一个城市要转型为养老城市,就要重新设计税收结构,比如增加财产税,降低增值税等。前提是税收设置权力要下放地方。

   至于老人占用重要岗位抑制青年人上升通道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度上解决,比如在政府可以转为非领导职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人才是一个社会极端宝贵的财富,培养一个人才所需要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仅仅因为年龄而强迫好不容易培养的人才退出经济活动,将会给一个经济带来巨大的无形损失。典型的例子就是华为的任正非,如果强迫任正非在六十岁退休,华为面对美国的制裁绝没有今天这样强悍的战斗力。对照组就是同在深圳的中兴,遇到危机不得不让侯为贵重新出山。

   企业如此,政府也是如此,如果按照中国的退休标准,美国总统去年的两个候选人在竞选时就应该退休了。只有经过实战那些真正优秀将领才能脱颖而出。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相当于一场伟大经济战争。中国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涌现了一大批天才的城市经营高手,但他们却不得不在事业的巅峰将岗位让给那些缺少实战能力的新手。不仅政府如此,那些需要积累的经验学科,比如医生、设计师都是在60岁左右才达到炉火纯青,让这些杰出人才和普通体力工作者那样在60时去跳广场舞,是对人力资产的巨大浪费。怎样识别人才并尽量延长其工作寿命,是利用“老龄红利”的重要课题。

   人口是经济的慢变量,其效果一般会过很长的潜伏期。而一旦发现人口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晚期。劳动和资本的分析框架,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工具来预测人口变动的趋势并及早提出对应的政策。如果没有合适的分析框架,现实人口政策对资本爆炸反应非常慢。新的分析框架显示,中国从几千年的资本不足,突然变为资本大国,发生在短短几年之中,资本快变量使得人口也突然成为一个快变量。这就要求我们的人口政策必须急速掉头。任何低估和延误都可能给未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这个分析框架也可以用来分析资本。如果现在打压“土地财政”的一系列骚操作真的获得“成功”,房地产市场崩盘将会导致中国资本的急剧萎缩,其严重程度远大于苏联当年撤资。房价暴跌不仅不会解决住房难的问题,而是会导致比“三年自然灾害”更严重的人口“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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