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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维莱:主观权利理论与罗马法体系

更新时间:2021-06-03 22:21:15
作者: 米歇尔·维莱   巢志雄    

   我们已经评估,主观权利理论在《法学阶梯》体系中的缺位。

   我们在后文还将分析《法学阶梯》的“诉”制也并非主观权利观念下的产物。[20]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学阶梯》第二编“关于物”的内容。与传统上将“物”编的内容解释为各种物权的规定不同,我认为该编并不是对权利规范的论述。

   该编是关于“物(res)”的规定,我们应当审慎对待“物”的概念。雨果·多诺教授在16世纪将“物”编的论述区分为“物之权属”和“物之负担”两大类。在此基础上,雨果·多诺教授认为“物”编的论述是各种权利的表达,是主观权利在各法律领域(物权(réels)和债权(personnels))的体现。雨果·多诺教授的观点对世人的影响甚大。然而,这并非盖尤斯的本意。

   从盖尤斯本意来看,“物”编的内容绝不能简单归纳为各种主观权利的表达。该编的论述也不是关于权利的间接表述,因为罗马法上“物(res)”的含义极为丰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罗马法上“物”的概念与现代法上的“物(chose)”是极不相同的。如果使用现代法上主观权利的概念来描述罗马法上“物”的概念,会导致其原意的丢失。按照各种“物”在《法学阶梯》中的编排顺序,下文依次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法学阶梯》第二编“关于物”的开篇即将“物”分为私产物(res in patrimonio)和非私产物(extra patrimonium)。这一分类与下文“物的最基本划分”出现冲突。Archi教授专门撰文指出了这一问题。[21]私产物和非私产物的划分与《法学阶梯》建构的“物”之体系没有任何关联,我们可以忽略它。《法学阶梯》中“物的最基本划分”是“神法的物”和“人法的物”。“神法的物”不归属于任何适格个体,它完全脱离权利人而独立存在,没有人能够依据主观权利对神法物主张权利。然而,它仍然属于罗马法的一部分,也代表着一种法律利益。今天,人们执着于用主观权利的视角来解读罗马法之全部的做法,忽视了法律制度中客观存在的、不适用于具体个体的规范,也刻意回避了一些难以解释的规定,例如法人、遗产充公等。法律制度中的此类规定(例如《法学阶梯》关于“公有物(res publicae)”的论述)无法用主观权利理论来解释,它是纯粹的客观法秩序。

   四、有形物

   在讨论“人法的物”时,情况有所不同。“人法的物”在《法学阶梯》“关于物”的篇章中居于绝对的优先地位。如同我们在《教义研究》的研究,盖尤斯《法学阶梯》的这部分内容重点论述有形物和无形物的分类。

   这一著名分类在现代民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但其分类的真正意义却早已被遗忘。现代民法总是用现代法学视角去解读有形物和无形物的分类,并且以一一对应的方法模仿“有形物”的框架建立与之对应的主观权利体系。现代民法竭尽所能地将各种“财产权”嵌入“有形物”的分类框架中。

   Monier先生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批判研究。[22]他率先提了一个有助于厘清“有形物”概念的命题,“它是指纯粹的有物质形态的物,还是指与其物质载体混同的财产权?”在我们看来,“有形物”首先是指具有物质形态的物。[23]这符合罗马法上“物(corpus)”之概念的一般含义。罗马法学家提出“有形物”与“无形物”分类之前,罗马哲学家早已提出这种分类。[24]根据西塞罗的观点,“有形物”是指自然界存在的一切东西,它源于自然。自然界存在的一切都是有形物,因为它们都由伊比鸠鲁学派所称的原子合成。原子是一切物的基本元素,这是有形物能为人所触及的根本原因。[25]西塞罗举了几个“有形物”的例子,例如财产、物业、墙体、流水等。

   但是,法学家眼中的“有形物(la chose corporelle)”绝不仅仅是构成“物”的物体(corpus)。罗马法上的“物体(corpus)”与“物(res)”是不同的概念。[26]并非所有的“物体(corpus)”都能成为法律上的“物(res)”;法律上的“物(res)”亦包含了其他含义。法学家在使用“物(res)”之概念时,他们考虑的是主体如何行使权利的问题,是人们在法律世界里享有何种权能的问题。“物”已经成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盖尤斯对“物”的列举与西塞罗非常相似,但仍有少数差异。盖尤斯未提及雨水和墙体,因为对于法学家而言,这两种“物”无法成为物权的客体。[27]

   我们以盖尤斯《法学阶梯》中“物”之一例来进一步分析,这个例子极为典型,并且在罗马法著作中反复被引用。“农场(fundus)”不仅仅是作为客体的物,或者一块田地,或者一间农村不动产房屋,而是指现代法意义上的“财产”。在物质意义上的“物(corpus)”之外,它意指权利人所享有的各种使用该财产的法律利益。每一个“农场”必定具有特定的法律利益,某种“权利(jus)”。[28]这种法律利益往往被镌刻在石碑上,并注明其权利范围。“农场”的首要含义,也是必备要素,即它可以成为一项财产权的客体。只有这样,它才能从物理意义上的“物”转化成法律上的“物”,即一项财产。[29]“农场主之战(Vindicare fundum)”的表述即指成为农场财产权人的要求。根据习惯,“农场”还包含了孳息的收益权。“农场交易(fundum stipulare)”是指农场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转让[30],但它通常也包含了与相邻土地之间的通行权,这可能是权益也可能负担。

   罗马人极为细致地对每一种物(res)的权利内涵进行界定,并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在Varron教授出版的第二部著作(Rerum Rusticarum)中,他逐步分析了罗马法关于绵羊、山羊、猪、牛、驴、牧羊人(pastores)的法律规定。其他罗马法学家的作品也经常做此类研究。[31]事实上,“有形物”值得被长期关注和研究。“有形物”是一个涵意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涵远超过现代法上“物”的概念。现代法上“物”的含义仅仅是指物质载体。

   “农场”概念是罗马法“有形物”的典型。在这个概念中,何处体现了“主观权利”的含义?众所周知,“有形物”通常都被称为归属于某人的财产,至少人法的物是如此。[32]也就是说,“有形物”是某项权利的客体,在其之上建立了财产关系。在罗马法的古典时期,这种权利就已经被命名为“所有权(dominium)”。但是,罗马人并不以“权利”观念视之,“有形物”是原初概念,它先于“权利”概念而建立,并且其概念功能的发挥完全独立于“权利”概念。罗马人分析的对象不是“权利”的内容,而是“有形物”的要旨。对于不同的“有形物”,所有权人享有的权益也是不同的,例如不同类型的土地。盖尤斯还提及另一种物的交付方式,即时效取得(ususcapio)。时效取得与所有权不同,它只是商事交易的一种方式。[33]时效取得的适用取决于该交易的进行方式,即要式买卖与非要式买卖,也取决于该交易的标的,例如羊、山羊、牛或牧羊人。罗马法从未对“财产权”进行论述,更没有清晰的定义;罗马法仅论述“物”、“有形物”。

   五、无形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罗马法上物的理论认知仅限于“有形物”。“有形物”涉及的法律要件极为多样化,它往往体现出因物制宜的特征。例如,罗马法关于“设债之物(res debita)”、“不动产附属物的用益权(res locata)”、“租赁之物(res conducta)”。在地役权概念被提出之前的罗马法中,某些特殊物设定极其复杂的法律要件,例如道路、水渠。[34]

   根据Scialoja教授以及Monier教授等人的最新研究,希腊哲学对罗马法学理论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历了一段痛苦而缓慢的过程后,希腊哲学家形成共识:在可触知的物体之外,还有非物质的存在。但某些学派对无形物是否存在仍持怀疑态度。西塞罗认为无形物是人类智识的创造,它是物的一种形态。

   西塞罗《论题篇》第5章第26段:“物有两种定义,一种是物质上可触及的物,另一种是由人类智识创造和理解的物,意即那些看不见或者不可触及的物。这类物应当能够被感知和理解。没有物质载体的物,仍然会在人类智识上留下烙印和印象。我们称之为概念。”

   罗马法学家们从西塞罗的学说中获得了巨大的灵感,显著推动了法律科学的进步,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相当多的困扰。[35]因此,有形物并非法律世界中的唯一存在。法律世界里还存在着一种抽象的、由人类智识创造的法律交往的客体。在那个时期,罗马法创设了土地所有权人对相邻土地的通行权,这种权利在早期是通过排除妨碍之诉而得以间接确立。随后,对相邻土地的通行权被法学家抽象为“地役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实体权利,明确当事人之间存在此种由纯粹人类理性抽象的法律关系。“地役权”可通过“地役权确认之诉”[36]进行主张,也就是“拟弃诉权(in jure cessio)”。它成为民事交易的独立客体,在法律科学中占有独立的地位。

   早期罗马法上的法律关系均以有形物或人作为客体,例如设债之物(res debitae)和负债之人。至此,罗马法上出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纯粹抽象的法律关系。一系列无形物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法律世界。正如古代语言学家从有形物观念跨入无形物观念[37],盖尤斯提出了有形物与无形物的分类,并例举了“地役权”、“继承权”、“债权”作为无形物的典型。

   这就是现代法学通说中,把“无形物”理解为“权利”的源头。许多现代法学家在这个领域(“无形物”)大量开展各种类的主观权利研究。例如,Fleury教授主持编纂了17世纪法国法学的《法学阶梯》。他在“无形物”一章中,明确提出本章论述的内容就是各种“权利”:财产权、地役权、债权等。[38]他在此例举论述了一百多种权利。

   在我看来,无论如何都不应把“物”看作“主观权利”,因为“主观权利”是指人对“物”享有的权能。[39]不管这种物是“有形物”,还是“无形物”。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无形物”的基本特征。盖尤斯例举了以下几种“无形物”:地役权、用益权、债权、遗产继承权等。乌尔比安在《规则集(regulae)》第19章第2节还补充例举了法定监护权,以及费斯图斯(Festus)提及的“占有”。[40]毫无疑问,“无形物”的例子还有很多。

   什么是地役权?从词源学的角度,“servitus”这个词指代的并非归属于个体的主观权利,而是一种消极的法律状态,它并非指向特定的主体。事实上,地役权指向的是两块土地之间的法律关系。这是一种客观事物,只不过它能让个体获得利益,对土地的使用能带来某种价值。因此,地役权应当被归类于法律关系中的“物”范畴。

   什么是债呢?债是指以任何形式缔结的合同。显然,债也是指向两个人之间的客观事物,即法锁(vinculum juris)。当事人可以因“债”而享有对某物的权益,盖尤斯在《法学阶梯》第2编第14段亦提及。债是一种抽象物。[41]

   很显然,遗产继承(hereditas)并不是继承的权利,它仍然是一种物。这一点似乎很难用现代法律的语言来解释。遗产继承是指家父去世后,至一位继承人被确认前的一种财产状态,称之为待继承的遗产(hereditas jacens)。继承人作出“接受(aditio)”的意思表示后,他就成为遗产的主人。

最后,费斯图斯(Festus)将“占有”归类于“无形物”,而不是一项“权利”。“占有”是一种法律状态。法学家们承认,这种法律状态带来了某种价值,它是“无形物”。以上例证足以证明我们的解释:盖尤斯对“无形物”的定性并非“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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