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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南: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辩证意蕴

——基于生态政治哲学的分析视角

更新时间:2021-06-03 22:12:33
作者: 方世南  

  

   摘    要:从生态政治哲学的分析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全人类面临共同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交织重叠这个重大问题又必须依赖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有着强烈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将人类命运特别是作为影响人类命运的最为基础性的人类生命安全问题始终置于生态环境之中予以谋划的理念,体现了从全人类整体安全出发思考的一种以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有机统一而呈现出来的大生态安全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展现了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重大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是“同一个安全”即系统整体安全中的两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政治哲学 生态安全 生命安全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JZD007);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选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江苏实践研究”(19ZTB032)的研究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示的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一个重大价值诉求,也是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大维度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和美好愿景的一个重大价值共识。从生态政治哲学的分析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全人类面临共同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交织重叠这个重大问题又必须依赖共同努力才能解决问题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类危机”“类挑战”“类健康”“类安全”“类生存”“类发展”等这些关系全人类普适性的重大共同命运问题,突出了“类主体”“类意识”“类价值”“类合作”“类担当”“类行动”等这些实现全人类整体性利益的共同体责任担当和共同价值诉求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将人类命运特别是作为影响人类命运的最为基础性的人类生命安全问题始终置于生态环境之中予以战略谋划的理念,体现了从全人类整体生命安全出发思考的一种以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有机统一而呈现出来的高超而深远的大生态安全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展现了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统一的重大价值,表现为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同构的整体性一体化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是“同一个安全”即系统整体安全中的两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体现出来的整体性一体化安全是基于当今时代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交织并存发生的整体性一体化危机,而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起来谋划的一种整体性复合安全。生态政治哲学是将自然生态、生态安全以及人类生命、生命安全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分析研究的应对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这个双重危机的重大认识工具,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并构建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且有机联动的整体性一体化安全提供了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计利当计天下利”,充分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的丰富内容,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运用生态政治哲学去协调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辩证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的整体安全观、互动价值观和协同发展观,对于从生态政治哲学的高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识和践行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的辩证意蕴,促进世界各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和生命至上以及安全第一的辩证统一关系,风雨同舟,同心协力,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和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造福于全人类以及促进人类世世代代永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从生态政治哲学认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的整体安全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客观世界普遍联系与辩证发展的理论、关于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复杂关系联结而形成的发展变化着的有机体理论、以及作为人类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辩证统一的理论,都深刻说明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管理活动的息息相关性,揭示了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命安全、社会安全的重要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世界市场和促进了全球范围交往,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理论,以及关于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相互作用、有机结合的理论,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具有内在同构关系的思想。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从多种多样的视角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客观事实,如从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社会治理全球化等角度解读,这是应该的,但仍然是不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客观现实问题,还是一个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场,从生态政治哲学角度予以深入解读的重大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问题,是事关自然界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紧密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安全问题。

   生态政治哲学是将生态问题纳入哲学、政治学领域考察形成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并进一步从生态政治学与生态哲学紧密联姻的高度说明生态问题本质和根源的新兴交叉性、复合性和综合性学科,也是对生态问题从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的高度予以整体性研究的学科。生态政治哲学以其跨学科的宏大知识背景和知识集成,对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相互关系阐述的深刻性、抽象性和严密性的基本特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的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内在辩证关系有着全面而透彻的说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超越国家、民族、种族以及充分反映事关人类生死存亡这些重大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概念中,“人类”是主体,处于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地位,具有主体性功能。与人类这个历史活动的主体相对应,形成了“类主体”“类意识”“类行动”等概念和客观事实。“人类命运”是主题词和关键词,人类命运是个体命运和人类整体命运的统一,人类命运是与一定社会和特定时代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状态息息相关的。与人类命运相对应,形成了“类政治”“类安全”“类经济”“类文化”“类生态”等概念和客观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主旨和集合词,表达了人类有着共同而普适性需要,因而,不管什么样的民族和种族,无论国别、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人类多样性的利益都具有相关性、交互性和共同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对应,形成了“类利益”“类价值”“类责任”“类行动”“类合作”等概念和客观事实。

   在生态政治哲学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反映的“类安全”,是一个将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作为“同一个安全”看待的整体性大安全理念和体系,在这个大安全理念和体系中,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具有内在辩证统一关系。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的内在辩证关系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双向构建的关系。其基础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以及自然界与人类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命之源和生存之本,人类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以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先决条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程度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恩格斯也指出了人类对自然界具有的从属性和依赖性关系,指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蕴涵着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紧密关联性以及生态安全决定人类生命安全的深刻哲理,充分说明了自然界与人类生命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在人类思想史上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不是就生态安全问题单一地谈论,而是将生态安全与人类安全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并提出系统安全或“生态——人类同一个安全”理念的思想家也有很多,他们许多超前和睿智的见解,可称为是从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一体化联动高度警示人们注重新的复杂安全现象的最早哨声。如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的沉思》,是一部关于人类和土地的生态安全及其生态道德观的不朽作品,提出了土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都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生态和生命的共同体思想;威廉·福格特的《生存之路》从人类与生态环境协同安全角度向人类提出了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好人类生命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的内在关系,不仅会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且人类文明也将遭到彻底性毁灭的警告;巴里·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一书中,以美国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对现代技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予以激烈抨击,认为美国战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现代技术。那些只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的角度,或从单一的消费使用的目的出发而发明出来的技术,从根本忽略了其赖以发展的生态系统这个重要自然基础,从而破坏了不断循环运动的生命圈。要克服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首先要克服这种技术上的缺陷,为此,需要推进生态学研究和采取有效而自觉的“社会行动”,重建自然生态系统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被誉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先驱的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1962年在美国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书名以及扉页上的“枯萎了湖上的蒲草,消匿了鸟儿的歌声”的题词,凸显了生态不安全必然引发人类生命不安全这个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问题,书中对农药危害生态环境与影响人类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深刻分析,激发人们深刻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动物、植物的关系,人类与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的关系,努力保持人与自然协调和谐,以达到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正因此,这本书被公认为开启世界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也是以大安全理念揭示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内在同构关系的奠基之作。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越演越烈,以往局限于研究生态系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问题,不断超越生态环境学科的边际界限而演化成为一个涉及生态环境安全、健康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等的系统性综合性的公共安全问题,引起了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77年,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和环境专家的莱斯特·R·布朗在其《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提出了必须按照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来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看法,主张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以新的国家安全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社会。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使用了“生态环境安全”这一用语。1989年,时任世界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的杰西卡·马修斯在她《重新定义安全》一文中提出,必须改变传统的国家安全观,重新扩展国家安全定义。鉴于生态环境与国家安全利益存在着紧密关联的因果联系,自然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等都会对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必须将资源、环境和人口纳入国家安全范围。《重新定义安全》实质上深刻阐述了生态安全和人的生命安全的关联性。1992年1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文件指出:“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领域中一些非军事性的不稳定因素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4]这一重要观点拓展了传统安全观的内容。1994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人类发展年度报告》中提出了人类安全的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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