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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

更新时间:2021-06-02 16:05:08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恰如其分的“文学教育”。分歧在于“文学”的定义,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育方式。

  

   “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兼及经验、修养、技能与情怀,确实有其特殊性——上大学不一定就能学好,反过来,不上大学也不一定就学不好。这一点,与自然科学(如核物理)很不一样,在那里,极少自学成才的例子,没受过高等教育,基本上就“免开尊口”。对于这么一个门槛很低、但堂奥极深的“专业”,描述其展开“教育”的过程与方式,思考其利弊得失,不无裨益。

  

   从学术史角度,探究现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着眼点往往在“学科建构”、“课程设计”与“专业著述”,而很少牵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尽管这很重要),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而对于教授而言,每堂成功的课,都是一次与听众合力完成的“表演”。课堂的魅力,一如舞台,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可重复的。经验丰富的教师,即便上同一门课,也会根据学生的趣味及需求做适当的调整,同时融入自家的感情。能把文学课讲得让人着迷的,大多具备以下特征:教案精彩且能临场发挥;兼及教书与育人;学术上具有前瞻性;顾及学生感受。至于今人津津乐道的“教学法”(如讲课时如何动静结合,以及怎么制作精美课件等),基本上可忽略不计。

  

   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还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的状态。第一是表演,第二是氛围,第三是对话,第四是回味——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加上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共同酿就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将学术与生活打通的“诗意人生”

  

   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先的东南大学,经由一番蜕变,取代原本遥遥领先的北京大学,成为首都乃至全国的“第一高校”。上世纪30年代的南京,文学教授主要集中在中央、金陵两所互聘教授的大学中文系。衣食无忧、同气相求的教授们,在传道授业之余,多有让后人欣羡不已的诗酒酬唱。

  

   当年中央、金陵两大学的国文教授,如吴梅、胡小石等,都乐于此道。龙榆生曾撰文,追忆上世纪30年代常去南京拜访吴梅,请教词曲之事:“有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的下午,他知道我到了南京,特地叫他的学生唐圭璋君,约了我往游后湖。他老人家带着一位儿子,和唐君连我四个人,坐上小艇,叫唐君吹起笛子,他父子两个,唱起他新近刻成而颇自命得意的《霜厓三剧》来,嫋嫋余声,绕云萦水,真叫人有‘望之若神仙’之感。一直游到夕阳西下,才收艇归来。”

  

   诗酒唱和属于教授的私生活,本不该说三道四;我关心的是,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影响其从事的文学教育。南京的文学教授有学问,教书也精彩。弟子程千帆忆及胡小石:一日,先生读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读着读着,便情不自禁地拿着书唱了起来,唱了一遍又一遍。五六遍之后,先生把书一掷,对诸生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

  

   喜欢“文酒登临之乐”的南京教授,其治学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力图将生活与学术打通,以嬉戏的心态从事研究。撇开政治史,单从学术史角度思考,沉醉于古典诗词者,确实容易流连“花天酒地”。只不过时代迥异,对此评价不一。解放初觉得是“可耻”的,半个世纪后,则被称为“风雅”。程千帆谈及胡小石教“唐人七绝诗论”,则是:“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执着于“诗意人生”的南京教授们,其专擅旧诗写作,对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自有其优胜之处。

  

  

  

   关键不在“写作”能不能教,而在谁来教

  

  

   假如真像汪曾祺说的,“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而这种课后的“谈天”又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何乐而不为?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的大学中文系,有多少像沈从文那样经验丰富的作家,又有多少愿意因材施教的教师?

  

   半个多世纪后,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日渐成为国人赞叹、追忆、阐释的“神话”——包括其文学教育。众多有关西南联大的历史文献中,小说家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更是精彩。“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汪撰文的目的,是探讨“写作”到底能不能教。

  

   作为大学教师,沈从文的教学别具一格。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汪曾祺是这样描述沈从文的教学生涯的: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

  

   为什么不太会讲课的沈从文,可以被称为“好老师”?因为,“到教室听他的课,甚感吃力,似乎学生听得吃力,他也讲得吃力”;可私下里接触,每次晤谈,聊及文学话题,“都是一次愉快的享受”。

  

   作为已经成名的小说家,有生活体会,有文学感觉,有创作经验,这就够了,不一定非卖弄“文学概论”或“文学史”不可。

  

   假如真像汪曾祺说的,“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而这种课后的“谈天”又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何乐而不为?汪曾祺于是呼吁:“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的大学中文系,有多少像沈从文那样经验丰富的作家,又有多少愿意因材施教的教师?

  

   回到开头的提问:创作到底能不能教?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以及上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都有“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名言。我的辩解是:“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还能找到像沈从文那样认真执着的文学教授吗?

  

   至于沈从文本人,二十年后,怎么看待当初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活动?沈从文写信给在上海师范学院任教的老朋友程应鏐:“你能有机会教作文,我觉得极可庆幸,为学生得好教师庆幸。务望十分热情十分耐烦十年八年作下去,对国家有益,有长远利益,事情十分显明。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

  

   “务望”这句话,沈从文是加了着重号的,可见其对于“教作文”一事确实看得很重。有沈—汪师生的“前呼后应”,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关键不在“写作”能不能教,而在谁来教。

  

  

   重点是“课堂”,还是“书斋”

  

  

   谈及某某“大师”,一般是以“著述”为标志。对于大学教授的“正业”,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没有充分重视。有人口才好,讲台上挥洒自如;有人内秀,更喜欢在书斋里笔耕不辍。二者兼得当然最好,若分而治之,前者必定吃亏。

  

   在众多辅仁大学教授中,1938年方才从燕京大学转入的顾随,以讲授古典诗词见长,当初并不耀眼,日后因弟子叶嘉莹等的大力阐扬,方才广为人知。

  

   特定的政治环境(抗日战争中的沦陷区),特定的文人心态(保持传统士大夫气节),配合特定的教学内容(中国古典文学),顾随课堂内外挥洒自如,吟诗、填词、编杂剧,深深吸引那些热爱古典诗词的青年学生——包括日后为阐扬老师声名不遗余力的叶嘉莹女士。至于学术著述,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

  

   其实,课堂讲授与书斋著述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选择“一如上堂讲课”,必定偏于鉴赏,而这在重考据讲实证的国文系,很不吃香。相比步步为营的“论著”,顾随更擅长的是天马行空的“口说”。新中国成立后,顾随努力转型,撰写“正规”的学术论文,但实在不精彩。换句话说,顾随的性情与学养,不太适应西式论文的写作风格。

  

   关于顾随的讲课风格,叶嘉莹《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苏先生——谈羡苏先生对古典诗歌之教学与创作》一文写道:“先生之讲课,真可说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先生自己曾经把自己之讲诗比作谈禅,写过两句诗说:‘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

  

   以“谈禅”的方式“讲课”,“飞扬变化,一片神行”,现场效果肯定很好,但不是所有学生都能适应。对于有悟性且对古典诗词有特殊爱好的学生,这种课,确实终身难忘。

  

   回溯百年中国大学史,谈及某某“大师”,一般是以“著述”为标志。对于大学教授的“正业”,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没有充分重视。有人口才好,讲台上挥洒自如;有人内秀,更喜欢在书斋里笔耕不辍。二者兼得当然最好,若分而治之,前者必定吃亏。因为,在现代中国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表现如何,只关涉茶余饭后的闲谈,很少作为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这也能理解为何在叶嘉莹奔走呼吁之前,顾随长期被中国学界遗忘。从学术史上看,顾随确实算不上“大家”;可如果引入教育史的视野呢?重视且擅长“讲课”的顾随、叶嘉莹师徒,给我们出了个难题:所谓的“文学教育”,重点到底在“课堂”,还是在“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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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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