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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四新:作为中国哲学关键词的“性”概念的生成及其早期论域的开展

更新时间:2021-06-02 15:57:17
作者: 丁四新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03期。

  

   摘要

  

   “性”概念是在天命论和宇宙生成论的双重思想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它联系着“天命”和“生命体”的双方。其一,“性”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追问生命体之所以如此及在其自身之本原的问题。它是一在己的、内在的且潜在的本原和质体。其二,“性”来源于“天命”,是“天命”的下落和转化,而人物禀受于己身之中。“天命”与“性”虽有位格的不同,但其实体并无二致。其三,在“天生百物,人为贵”的命题中,古人很早即认识到,人物在其天赋之“性”中已禀受了区别彼此的类本质。孟子进一步辨明此义,认为人性不同于禽兽之性,故曰人性善。其四,“性”概念正式形成于春秋末期,而将“性”同时理解为“天命”的下降、转化和赋予,这很可能是孔子的思想贡献。其五,性命论、心性论、性情论、人性善恶论和人性修养论是“性”概念的相关论域,它们产生很早。其六,郭店简《性自命出》建立了一个由天、命、性、情、心、道、教和仁、义、礼、乐等概念组成的思想系统,其意义十分重大。其七,不同的“人性”概念会影响诸子对于人性善恶的判断及其修养方法的提出。人性善恶的辩论几乎贯穿于春秋末期以来中国古代思想史。其八,子思子的“尽性”说和孟子的“尽心”说是先秦人性修养论的精华。

  

   关键词

   性;生;天命;孔子;性命论;心性论;人性善恶论;人性修养论

   项目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四古本《老子》综合研究”(15ZDB006)。

  

   一、问题的提出

  

   “性”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关键概念之一。自上个世纪以来,学者对于此一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即非常重视,最近十余年来亦有多篇论文值得注意。

  

   张岱年和张立文两位是老一辈学者中研究此一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突出代表。1958年,张岱年先生正式出版了《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其第二部分第二章即专论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此章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性”“人性”概念及其相关问题1。1996年,张立文也系统地梳理了此一概念及其历史演变。他将历史上的“性”概念梳为九义,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六个方面的现代理解;同时,他又将此一概念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九个时期2。

  

   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三位是海外研究“性”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杰出代表。唐先生的《中国哲学导论:原性篇》和牟先生的《心体与性体》在港台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前一书之第一、二、三章梳理了先秦人性论的基本内容,这两部书都对于先秦语境中的“性”“生”的关系作了梳理和研究3。在论“性”概念上,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的影响更大,其第一章即专论“生”“性”的关系4。此外,江文思、安乐哲主编的《孟子心性之学》一书也值得注意5。

  

   近十余年来,学界发表了三篇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论文,一篇是拙作《生、眚、性之辨与先秦人性论研究之方法论的检讨——以阮元、傅斯年、徐复观相关论述及郭店竹简为中心》,再一篇是方朝晖的《先秦秦汉“性”字的多义性及其解释框架》,第三篇是张法的《作为中国哲学关键词的“性”:起源、演进、内容、特色》。拙文批评了阮元、傅斯年、徐复观6,特别是傅氏的有关观点,破除了傅氏彼所谓先秦不存在“性”概念及传世先秦古书之“性”字都应当还原为“生”字的说法,肯定了“性”概念的确立及其与“生”字形的区别不会晚于战国中期7。方文分析和归纳了先秦秦汉时期的“性”字义,认为有七种基本含义,它们是生、生理属性、物理属性、社会属性、原初特性、生长特性和特性属性。其中第一义为来源义,第二至六义为生有属性,第七义为引申义8。张文则探讨了“性”概念的起源及其历史演进等问题,认为“性”起源于“生”“命”“德”三个概念,并经历了“姓”“氏”“族”的演进9。

  

   综合起来看,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氏大抵属于一系,他们都以所谓心性文化为指南对“性”概念的内涵作了梳理和一定的诠释。张岱年、张立文和方朝晖三氏属于一系,后二氏的论述是建立在前一氏的论述上的。相较于张岱年的论述,张立文的论述更为简略、明晰,而方氏则在一定程度上推演和检讨了早期“性”概念的内涵。阮元、傅斯年、笔者和张法的论述大致上可以划归为一系。从方法来看,徐氏的有关论述似乎也可以归入此系。此系注重“性”概念的发生及其成立,并注重通过其语言文字形式来梳理和阐明其内涵。

  

   目前看来,学界对于“性”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对于“性”概念出现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学者或认识不清;其二,对于“性”概念赖以产生的思想背景,学者几乎缺乏相应的认识;其三,对于孔子在“性”概念和人性论的形成问题上起了何种作用,学者的评估是笼统的、模糊的,是严重不足的;四,目前学界的论著普遍缺少对早期“性”概念之相关论域的梳理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本文即有鉴于此,一方面着重梳理和讨论“性”概念的生成问题,另一方面梳理和论述其早期论域的开展,以期深化对于早期“性”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性”与“人性”概念

  

   (一)现代汉语中的“性”和“人性”词汇

  

   “性”无疑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但其实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此字的词义有很大差异。可以设想,一个出生于当代中国而未经古典严格训练的读者或学者,一旦碰到古书,特别是先秦秦汉古书中的“性”字时,难免会受到今义的严重干扰,而对此概念的含义感到相当困惑。在现代汉语中,“性”有本性、本质、性命、性别、性欲、倾向性、类属性等义。现代汉语“性”字的词义是一个“层累”的结果,但被层累下来的古典词义其实在绝大多数人那里严格处于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其中,单纯从词义本身来看,“本性”“本质”“性命”似乎是很接近“性”的古典含义的,但其实,对于未经古典训练的人来说这些词义是被给予的,它们缺乏相应的历史深度。这即是说,这些词义不是在古典语境下被理解的,它们在现代中国人的头脑中已经不具备古典式的理解机制。造成此种理解的断裂困境,当然是因为理解者本身陷入现代语境中而浑然不觉或者无力自拔的结果。而现代汉语语境的形成,则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东西文化的交涉、交融下进行的。因此,现代汉语中的“性”这个词汇即受到了太多“西来意”的影响。而随着对应于西语sex、sexual desire的日译外来词“性”“性欲”等词的传入,并在汉语中得到普遍使用,传统“性”概念遂顿失其圣神性的一面,并进一步增加此一词汇与古典语义的疏离感和隔膜感。同时,这一概念的单独使用(“性”,而不是“人性”)或者会让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人颇感困惑,或者直接被理解为性别、性欲。

  

   不仅如此,在现代汉语中,中国传统中的“性”和“人性”概念同样受到西方“自然”和“人性”概念的严重影响。“自然”或“性”英文写作nature,“人性”英文写作human nature,它们常常被汉译为“性”和“人性”。由于现代汉语受到全球化或西化的严重影响,且有愈来愈重的趋向,故西方文化意义上的“性”或“人性”概念成为今人理解中国传统“性”或“人性”概念的成见和障碍。Human nature一词,通常译作“人性”,或译作“人的天性”和“人的天赋本质”。这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它说,人有人类的本质,而人类的本质由一个或多个性质组成,它(们)决定了人是什么,以及是什么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从本质上看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休谟(David Hume)、进化论者、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等对理性至上的所谓人类本性则表示怀疑。人性是善的、有罪的,还是自私自利的,以及自由与理性的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人性概念的内涵。反本质主义与知识社会学则反对这样的定义,认为所有人类特性都是被其社会环境所塑造的,或者在这种环境中被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那些看似固定不变的人性乃是社会—文化的变项。10

  

   另外,humanity一词也可译作“人性”。这个概念是说,人类这种物种的实体或本质决定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它将人类这种存在者与动物区别开来。它本身即具有价值的、道德的和美学的特点。康德(Immanuel Kant)的绝对命令要求将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来对待,强调了人类尊严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此种人性是人通过其道德生活而使人自身受到尊敬的对象。人性的道德特性和美学特性通过人的言行体现出来。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和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首先将人性作为一个道德和美学的理念或生活方式建立起来,它并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得到了复活。在此基础上,那些去开发人性教育的学科即被叫做人文学科(humanitics)。在现代,卡西尔(Ernst Cassirer)提出,人性应通过那些导致历史和文化成就的活动来得到理解。11 humanity也可直译为“人文价值性”,其内涵更为明确。简单说来,这个概念是一种区别于动物性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性,它是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

  

   不管是human nature还是humanity,在其翻译为“人性”之后,即对于汉语产生了严重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乃至严重干涉到今人对于中国自身的“性”和“人性”概念的正确理解,是因为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和中国自身古典教育断层的结果。这两个从西方传入的概念虽然与中国传统中的“人性”概念在含义上有交叉部分,但无疑其间的差异更大。而且,比较起来,humanity距离中国传统中的“人性”概念更远。human nature和humanity这两个概念都是西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反映,一个强调其自然本质,一个强调其区别于动物性的所谓人文价值。但是中国的“性”或“人性”概念的产生与此不同,它(们)是在天命论和宇宙生成论的双重思想背景下古人追问人物之生命在己的根源时提出来的。这种巨大差异决定了,今人一旦丧失中国古典语境或不能返回中国古典传统之中,即不能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性”和“人性”概念。

  

   简单说来,现代汉语中的“性”和“人性”概念,跟古代汉语中的同名概念相差巨大,基本上属于同名异谓关系。而这种同名异谓关系的形成,是由于处于现代汉语教育下的今人隔断了与古代哲学文化的联系,同时受到外来语义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汉语中的“性”和“人性”这两个词汇即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之同名概念的障碍。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性”与“人性”概念

  

   什么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性”概念,或者说,其内涵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追问和回答的问题。

  

张岱年先生曾说“性”至少有三项不同的意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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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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