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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玲:农民现代化与中国乡村治理

更新时间:2021-06-02 15:50:09
作者: 赵秀玲  

   摘要:百年来中国农民现代化探索主要经历了理念启蒙的倡导期、社会实验的探索期、理想浪漫的实施期、开放务实的发展期四个阶段。这是一个从简单、含糊、笼统、被动走向丰富、明晰、具体、主动的伟大进程:一是从理念务虚向实践务实的转变,二是从受众承教到获得主体性的转变,三是从简单认知到多元化理解的转变,四是从相对封闭向开放广阔的转变。农民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与方式主要表现在: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推进、以问题为导向的解决之策、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情感认同的内化交流。未来,要通过乡村善治进一步推进中国农民现代化进程,在人的现代化、协同发展、分别施策、精准对策上下功夫,发挥特色优势和加强制度创新,确立城乡健康发展的新理念。

   关键词:农民现代化;政府推动;问题导向;乡村治理;制度创新;情感认同

   新时代,中国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其中“现代化”成为长远但急迫的根本任务。近年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作为重要的核心概念予以强调,突出了我国工作的重点、焦点、难点和发力点。与此同时,农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也被置于显著位置,因为没有农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整体乡村治理乃至国家治理都无从谈起,国家现代化更不可想象。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农民,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因为农民现代化既是基础工程又是难以突破的瓶颈。目前,尽管有不少关于农民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较好的建议性意见;但整体而言,仍停留在“提高农民素质”等简单结论,还产生一些偏见甚至错误认识,不利于农民现代化,更无益于中国乡村治理和国家治理。本文拟以历史的视野、现实的状况、前瞻性眼光、对人类发展及其命运的关怀等角度,探讨中国农民现代化问题,以突破目前乡村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一些限度和误区。

  

   一、中国农民现代化的历史发展逻辑

  

   “现代化”主要是个西方概念,其内涵相当丰富复杂,且具有历史性、动态性、发展性,很难进行简单概括。不过,大致说来,它是指从传统向现代、农业向工业、现在向未来的转变。具体来说,它包括知识的科学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生活的城市化、思想的自主化、文化的人性化等。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在西方现代化的概念引导下探讨中国现代化,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有所忽略。同理,中国农民现代化已走过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但少有人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角度进行梳理,即使谈及也多是注重农民问题,或用西方现代化进行分期和笼统评说,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更不要说进行规律性和学理性研讨。整体观之,中国农民现代化走过了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还有超越的曲折过程,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的一个侧影。

   一是理念启蒙的倡导期。清末民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启,不少思想文化先驱开始以启蒙者身份和姿态涌现出来,较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章太炎、严复、鲁迅等人。早在1902年至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倡导“新民说”。在他看来,中国国民公德缺乏,智能未开,愚陋、怯弱、涣散、混浊俯拾皆是,需借助西方制度文化改变之,其激烈情绪和急迫心态跃然纸上。为了形象生动展示“新民”的价值意义,梁启超于1902年11月14日还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谈小说之于新民的重要性。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与此相关,鲁迅继承了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剖析和批判国民性,倡导启蒙。有学者指出:“如果说鲁迅从1902年以后开始探讨‘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是继续和发展了梁启超所提倡的‘兴民权’(《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唤起国民’(《戊戌变法记》)和召唤‘新民’(《新民说》),以及严复所介绍的‘群学’,主张‘利民’,提倡‘自由’和‘平等’,并最终归结于要‘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原强》)这些主张的话,那么他于1907年在《文化偏至论》中开始探讨‘人’的问题,却是章太炎‘大独必群’(《明独》)这个命题的极大的发挥了。”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文中,鲁迅倡言“国民精神之发扬”和“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显然是对现代人的呼唤。五四时期,鲁迅还创作了《狂人日记》和《故乡》等小说,塑造了阿Q与闰土等农民形象,并对其愚昧、麻木、奴性等劣根本性进行了严厉鞭挞。当然,梁启超和鲁迅等人笔下的“新民”和“立人”虽不单指农民,但也包括农民在内,因为当时的农民占国民人口的绝大多数。

   二是社会实验的探索期。与“五四”之前相比,之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现代化偏于实践,特别是从组织上进行实验。据统计,此时期“全国已有六百多个团体从事农村工作,有一千多处从事实验”。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大钊、毛泽东、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李大钊于1925年12月写了《土地与农民》,着重强调农民在中国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后被毛泽东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毛泽东本人更是将重视和组织农民看成当务之急和革命的关键,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他说:我们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毛泽东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等都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不过,此时期毛泽东看到了农民的局限,并重视对他们施加教育,如1929年12月他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针对的就是“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而非组织的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的出现就在情理之中。因此,毛泽东说:“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在此,农民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改造显然与“五四”之前的启蒙主题联系起来。到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的乡村建设运动,社会实验和通过教育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意愿同样迫切和强烈,其着眼点是农民身上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晏阳初在《农村运动的使命》一文中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农村运动,就是对着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值得注意的是,晏阳初还写了《中国新民》和《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两文,前者显然承接了梁启超的“新民”,后者提出一个与农民现代化相关的“新农民”,这是一个全新概念,就如他在文末所言:“我们相信中国的民众即将认识到,一个真正高贵的人应具有全国性的国家意识。”当然,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也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运动最具现代化性质的部分,他主张“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并认为这是解决乡村问题的根本。陶行知早在1926年就谈到农民和村治问题,他指出,“要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他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并问“以后看学校的标准,不是校舍如何,设备如何,乃是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村政已经成了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活动吗”?这与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组织是相通的。卢作孚在1934年也强调社会组织作用,甚至提到“四个现代化”。他说:“中国弱点只在没有走入现代,没有完成现代的物质建设,没有完成现代的社会组织,没有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去完成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促使全国统一于一个公共信仰四个现代化的运动之下,这是最可靠的统一全国的方法”。很显然,此时期对农民现代化的诉求更加明确具体,以组织形式进行的实验也更有针对性,这对于之前的“形而上”的理论倡导无疑是一次推进和突破。

   三是理想浪漫的实施期。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民现代化发生根本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农民由原来的“被启蒙”变为启蒙者,他们再也不是以往处于高位的启蒙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愚蠢落后和麻木狭隘的代表,而是获得独立身份、价值尊严、意义理想的主体性。如在陕甘宁边区,自治组织和自治活动大大推动了农民的自主性和参政能力,于是“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保证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自愿的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与童养媳”,“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这里的“人民”当然包括广大农民在内。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将农民地位大大提升了。在他看来,文艺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启”农民之“蒙”,而是要到“工农兵”中,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渐成风潮,如1964年的文件规定:“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今天看来,这一方式确实包含了主观性、随意性、强制性,没考虑城市知识青年的特点;不过,少有人从农民现代化角度考虑其价值,更忽略了其中提到的几个关键词。如“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青年结合”“新型农民”,这些词都有新意,既是对以往农民现代化的继承,也有所发展和超越,这为后来开辟了新路。还有,关于“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的提法,就是立足“农民现代化”的长远设想,是有大局观和前瞻性的。

四是开放务实的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现代化道路迈出坚实步伐,最突出的是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第一,中国的村民自治最早可追溯到1908年,宪政编查馆奏呈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后来阎锡山重视推行的“村治”;不过,这些制度或因一纸空文,或限于一地,或因为统治者服务,难给广大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和变化,所以不是流产就是影响不大。改革开放以来的村民自治则是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不论是范围规模还是影响力和巨大推动作用,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影响中国农民现代化以及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次翻天覆地的巨变。如1983年6月21日,彭真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作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这些工作中有许多由它们来做比由政权机关来做更适当、更有效”。从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产生至今已逾40年,广大农民的自治能力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如果说开始的村民自治还是粗放简单的,在新世纪和新时代,它则进入全面、细致、有效的深化期,像“微自治”和“微治理”就是其典型代表。第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2005年10月8日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农村农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在此,显然承接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的提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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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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