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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玲:农民现代化与中国乡村治理

更新时间:2021-06-02 15:50:09
作者: 赵秀玲  
只是在内涵上有所不同,它更重农民增收、农民素质教育、农民依法行事、农民社会保障等方面。第三,在农村农民扶贫工作中,既要扶“物质”之贫,又要“扶智”,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农民现代化的高度重视和切实有效治理。第四,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与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相关的概念,也有一些重要论述。如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于此,习近平还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在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提法与以前既有联系又有新意。习近平还提出“新型农民”“职业农民”的概念,重视青年农民人才培养,他说:“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大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力度,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有学者这样说:“‘职业农民’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农民’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职业,而不再是一种被赋予的身份。”“从当前来看,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一个突出的瓶颈是怎样打破原来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体系,让全体国民能够真正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自主择业。”可见,“新型职业农民”为中国农民现代化打开了巨大发展空间,使之更加具体明确,创新性也得以突显。

   整体而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民现代化走过一条时隐时显之路。但其连续性、一致性、继承性还是非常明显的,一些概念、理念、方法、路径甚至话语方式都可找到相关性、共同价值和影响作用。只不过,其探索创新也是较为突出的。纵观百余年中国农民现代化进程,有几个特点值得总结和研讨:一是从理念务虚向实践务实的转变,二是从受众承教到获得主体性的转变,三是从简单认知到多元化理解的转变,四是从相对封闭向开放广阔的转变。简言之,中国农民现代化是一个从简单、含糊、笼统、被动快速走向丰富、明晰、具体、主动的伟大进程。如毛泽东时代主要从阶级身份即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角度理解农民,到新世纪前后,有学者就将农民分为八个阶层,也有人对农民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从中可见,在历史变化中对于“农民”内涵、农民现代化的丰富理解和整体推进。

  

   二、中国农民现代化的实现方式

  

   中国农民现代化之路虽只有百余年,但实现方式却是历史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好好总结。不过,与西方相比,特别是站在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审视,中国农民现代化还处在发展过程中,有较长的路要走,这是需要清醒的。只有站在这一更加开阔的视野,有历史纵深感,又不失去未来向度,才是健康合理并有着美好前程的。因此,探讨中国农民现代化实现方式及其限度意义重大。

   运动式自上而下推进是中国农民现代化的第一个特征。应该承认,站在局部看,中国农民现代化有不少是自下而上发生的,像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果作村的第一个村委会、吉林省梨树县的海选、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等都是如此。不过,站在宏观特别是发展变化的大局看,中国农民现代化一直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推动,有的甚至是运动式推进,从而产生巨大的动能和潜力。从清政府、国民政府到陕甘宁边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上山下乡,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脱贫攻坚,以及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都可看到背后有一双巨手的推力。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政府的运动式推进,仅靠民间和农村农民的自觉自愿自发,中国农民现代化很难生成,更不要说长成参天大树。以村民自治为例,之所以在短短十多年间就产生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巨大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推行,这从村民自治的发动、达标示范活动,以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一系列举措可见一斑。另如,早在1960年,中央就从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这次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农村,对中央机关干部来说,是一件大事。各单位都把这一工作当作一项政治运动来搞,由党组书记和各部门领导同志亲自挂帅,机关党组织全力以赴,在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讲形势,大力宣传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充分发动了群众,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掀起了热烈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报名要求下放的高潮”,“对这一批下放干部的分配问题,根据重点加强农村,也适当照顾其他基层的精神,我们初步计划大体以七千人,下放到农村,三千人下放到工业和其他基层单位”。从1962年到1964年,“近两年来,各地又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了近十万知识青年到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去落户,更多的知识青年参加了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下派第一书记和脱贫攻坚战干部中,也是数量惊人,显示了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执行力。据报道,十八大以来全国共选派227.8万人驻村帮扶,到2017年,全国共有19.5万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对于政府推动特别是国家运动式推进乡村治理,不少学者表示反对,认为这有违自治精神,也不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干群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否定中国乡村治理的成就和价值。其实,应辩证看待这一问题,尤其是需要结合中国国情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说判断。一方面,它确实可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最快速度、最大效益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从而达到最优化效果。这次新冠疫情防控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历次运动式推进中国农民现代化均取得显著成效,这是其他国家制度难以比拟的。另一方面,这种运动式自上而下推动又有局限,主要表现在:重复、叠加甚至叠床架屋式治理,易造成资源浪费;不少农民形成依赖心理和影响内生力,从而导致等、靠、要思想;出现虎头蛇尾的形式主义应付,缺乏可持续发展动能;不顾具体情况特别是城乡社会差异,产生冒进、冒险和一刀切的弊端,等等。这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特别是让他们落户农村表现得尤其突出,也造成了不少难以挽回的损失。基于此,在充分肯定我国运动式推进农民现代化的前提下,如何克服其存在的问题,是今后应改革和提高的重点。

   以问题为导向的解决之策是中国农民现代化的第二个特征。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不同,中国乡村治理特别是农民现代化较为滞后,往往多是在遇到矛盾问题后的压力型应对。这就决定其具有相对被动甚至疲于应付的缺点,也具有集中发挥智慧优势有针对性解决问题的优点。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例,早在1964年,周恩来就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即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技四个现代化。于是,中国进入一个朝向现代化迈进和努力的新征程。1980年,邓小平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时间节点,他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今天看来,这个“四化”完成时间表虽不如愿,但确立20年发展目标是有前瞻性的。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新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于现代化又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要求,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3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被有的学者解读为“第五个现代化”。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我国现代化分两步走:一是从2020年到2035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该说,从国家现代化发展看,这是一个既立足长远又高瞻远瞩的宏伟计划蓝图。然而,中国乡村治理却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滞后式发展变化:清末民初面临的是西方的坚船炮利,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以国民性改造和抗战为要务,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又处于内忧外患,改革开放以来最直接的改革动因是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百废待兴以及西方化和全球化问题。具体到农民现代化,许多制度创新往往都是为解决矛盾而设:第一个村委会创立是为了解决交界地带治安混乱问题,浙江温岭民主恳谈是基于上级宣讲的简单化、模式化和空洞无物,村务公开、民主监督都与村干部腐败有关,新农村建设的直接动因是一些乡村的衰落凋敝,“微自治”和“微治理”则基于村民自治的形式主义弊端,等等。因此,与国家现代化的超前性比,注重问题导向的农村农民现代化既取得了一些实效和创新,但滞后性和路径依赖也是应该努力克服的,否则就很难获得跨越式发展和螺旋式上升。

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是中国农民现代化的第三个特征。制度往往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如无制度保证,再优秀的人也很难发挥聪明才智。从我国治理现代化角度观之,制度建设一直处于优先地位,也是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可靠保证。作为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乡村治理和农民现代化也一直将制度建设置于首位,除了遵循和阐释国家制度,其自身的制度建设也很有代表性。可以说,正是制度的先进性、导向性和决定性,才使乡村治理和农民现代化走上快车道,获得快速发展和坚实动力。毛泽东一边开办农民讲习所,一边写出大量理论著述,为农民革命提供制度和智力支撑。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等。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例,这是村民自治的国家大法,从1984年上半年到1987年底,几经磋商、不断修改,既反映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制度制定者的严谨、慎重、认真态度,还反映了制度制定过程的艰辛、复杂和难度。大致说来,其主要经历八个步骤:其一,初稿形成。1984年上半年,民政部为起草拟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先组织人到全国调研,参照各省市制定的村委会工作简则、规则、条例和章程,向有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形成初稿。其二,第一轮修改。先是在民政部内部修改,后经中央政法委提出修改意见,再由国务院提修改意见,最后是国务院法制局与民政部一起对“条例”几易其稿,然后将这一定稿返回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审议。这轮修改从1985年3月至1986年10月,长达一年半。其三,第一次审议。在1987年1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审议中,委员认为“条例”还不完备,需继续调研后作进一步修改。其四,第二轮修改。在民政部修改后,于1987年2月5日将修改稿送全国人大党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人大法制委员会专门派人到全国多省市调研和座谈后,又改过一稿。3月2日和7日,人大法律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对“条例”进行两次修改。其五,第二次审议。1987年3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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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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