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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体制剩余: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增长的新潜能

更新时间:2021-06-02 15:42:28
作者: 周天勇 (进入专栏)  

   摘要: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起定量分析的逻辑框架和方法。以要素投入产出关系为视角,观测体制扭曲下的资源和要素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率,界定和测算其体制剩余规模,通过体制二元转轨,也即资源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使剩余得以充分利用,这也就是改革形成的增长潜能。体制剩余是转轨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城乡由于户籍等体制扭曲,形成了规模较大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因土地计划配置形成了土地的巨额体制剩余。未来十五年中,二元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体制需要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通过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使规模较大的体制剩余劳动力与体制剩余土地相组合,形成投入产出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可能实现中高速增长关键性的新增潜能。

  

   关键词:二元体制;体制扭曲;体制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

  

   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教授(北京 100096)。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4期。

  

  

   目录

  

   一、引 言

   二、资本要素配置体制及其扭曲的纠正

   三、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纠正及其新的剩余

   四、土地要素特性与体制性巨额剩余

   五、体制剩余的市场化改革与新的经济增长潜能

   六、结论与建议

  

  

   一、引 言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8%以上跌到8%以下后,一直放缓。就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会收敛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路径,而且增长率可能很快从8%回落到3%—4%。刘世锦等指出,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出现下滑趋势。白重恩和张琼、李雪松等均指出,在没有明显广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放缓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我们的研究估计是: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后,未来十五年劳动力要素投入负增长1%已成定局,年平均影响GDP负增长0.5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增长率未来有可能从开始5%到结束时2%的趋势变动,而且边际产出率会持续下降;从欧美日韩澳加的数据观察,它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后,广义技术进步贡献在GDP中的比例加大,但是并没有新技术革命性应用强劲加速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如果中国未来十五年没有大的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举措,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在中速以下的2%到3%之间。最迟在2035年时进入高收入门槛的年平均刚性增长速度,最低也不应当少于3.5%。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潜能,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不了初步现代化,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那么,未来通过稳定和支撑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呢?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生产率贡献+劳动投入贡献+资本投入贡献”三分法的模型,来推算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由于劳动要素变量的投入趋势基本能够判定,而资本变量增长趋势实际也决定于劳动收入形成消费需求的波动,因此,这种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自然将未来支撑经济增长速度的红利,寄希望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这些测算均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的“改革红利”,Cai and Lu在包含生产率、资本、劳动与人力资本的传统索洛增长核算框架下定量测算了减税、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改革红利”可以达到1%—2%的增长率。

  

   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广义的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还是来自体制转型?这可能在研究计算前,需要有一个方向性判断。因为对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哪里判定的不同,研究的前提、逻辑和方法就可能会有所差异,最终导致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巨大差别。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形成了一个分析的逻辑:(1)中国是一个要素配置从一元计划到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再从二元并存转型到一元市场的体制转轨国家。(2)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推动作用,但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主要来自二元体制的转型。(3)20世纪70年代时索洛投入产出模型还包含土地要素投入,后来因土地供给数量固定和投入边际产出微弱而被舍弃,而土地要素及其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了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特别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及把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放在了各项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首位。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土地使用的城乡功能在不断地发生二元转移,作为体制转轨国家土地没有市场化和资产化以及国土利用率还有待提高等因素,我们提出将土地要素变量重新归入新古典增长模型。(4)以往学界关于改革对经济增长有推动红利大多是定性推断,但是没有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测算,周天勇和许文立从要素市场化改革角度构建了可以计量的逻辑和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转轨国家的一个经济现象:资源和要素存在体制性剩余。未曾想到的是,其成了我们转轨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范畴。这里的体制剩余中的剩余,与经济学中另一概念消费者剩余中的剩余不同。它与发展经济学中的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中的剩余类似,但两者又有区别。转轨经济体制中的资源和要素剩余,是指由于体制扭曲和摩擦——体制因素使得资源和要素的数量、价格不能完全调整(incompleteadjustment),造成了资源和要素的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是体制性的剩余;而发展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剩余,是结构性的剩余。

  

   计划体制,或者一元计划与二元“计划—市场”体制中的扭曲和摩擦,往往造成要素利用的(闲置和浪费)剩余,结果是要素利用的低效率(如图1所示)。中国体制从一元到二元,再从二元到一元的渐进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二元体制转型使得资源和要素的体制性剩余得到利用并提高利用率,使改革形成新潜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二元体制扭曲,通过改革不断的变通进行纠正;而最后实在纠正不了的,甚至二元扭曲体制形成了新的体制性剩余,则需要二元更进一步向一元并轨改革来加以再利用和效益再提高,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图1 体制扭曲与体制剩余


   在一个经济体中,当一种要素实行市场配置而对另一种要素实行计划分配,或者对一种要素的一部分实行计划分配而对另一部分实行市场化配置时,如果要素投入产出的产品为市场化交易,则经济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以纠正和弥补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也使这种体制性剩余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组合投入得到了利用,并实现了其对产出的贡献。

  

  

  

   二、资本要素配置体制及其扭曲的纠正

   首先,我们来看理性经济主体对资本配置体制扭曲产出损失的纠正和弥补。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大要素看,资本的变现性和流动性最强。比如,现金可作为流通中金属、纸质货币和转账货币,以及信息网络时代的电子和数字货币,有着最强的流动性;而流动资产中的原料、库存和在途商品等等次之;即使厂房等固定资产,也可以通过企业资产抵押和上市募资,作为贷款资金和股票证券流通。因此,资本要素配置体制扭曲,被理性经济主体通过利益最大化行为所纠正的难度较小。

  

   比如,从中国资本配置体制演变的历史看,计划经济时期,将企业看成是财政的一部分,企业资金配置和收支由企业主管和财政部门决定。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其改革。先是实行企业资金有偿使用,后是进行了拨款改贷款,企业流动资金需求由其向银行借贷获得,固定资金需求向建设银行借贷获得。当然,借贷银行的专业和领域化,实际上也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后来均改革为商业银行,各专业和各领域的贷款业务任何银行都可以从事。当然,除了银行机制外,资本市场上的债券和股权股票融资也成为了企业的资本要素。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时间最早,市场化配置程度也最高。

  

  

  

   如果从经济主体看,国有企业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程度要比民营企业低一些;而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再配置资本要素时,在价格和数量上却向国有经济倾斜。这就发生了资本要素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中的错配,形成资本配置的体制性扭曲。然而,这种资本配置体制扭曲所可能形成的产出损失,也可以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和其他理性经济主体所纠正。

  

   实际上,在微观市场结构中,国有企业有家电和纺织等产品完全市场化销售的竞争性企业,也有燃油、天然气、电网等产品垄断性销售竞争程度低的企业。在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中,如果对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转嫁有较好的考核和监督,并且存在其他企业销售的市场竞争,那么就会对其生存和发展形成压力机制。

  

   资本无论是在竞争性国有企业,还是垄断性国有企业中的错配损失,通过非扭曲体制和行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纠正。比如,国有企业的财务和财务公司,从银行中贷到低利息率的贷款后,再转贷给民营企业,使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提高;比如,一些国有企业自己投资的建筑安装工程项目,或者国有建筑企业承揽交通水利工程项目后,将工程发包和资金划转给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完成;比如,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大量地使用劳务公司派遣工作效率高和劳动成本低的农民工;比如,国有企业用自己的资金购买效率较高民营企业的股权进行分红等等。

  

   因此,资本要素的体制性剩余程度较低和规模较小。

  

  

   三、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纠正及其新的剩余

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流动,一般来说新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要比他们在农村和农业就业的工资水平高,而城市市民正式单位就业的工资水平要比新转移进入城市和现代工业部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高。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接近于农村进城新市民工资水平,而农村进城新市民工资水平接近城市原住市民单位就业工资水平。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趋零,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劳动生产率水平也相互接近,结构转型完毕,工业化基本完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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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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