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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儒道情怀”与“鹅湖精神”——从“王邦雄”与“曾昭旭”时代的《鹅湖月刊》说起》

更新时间:2021-06-02 09:42:48
作者: 林安梧 (进入专栏)  

  

   本文提要:本文旨在经由实存的反思,对其所参与之当代新儒学之群体:《鹅湖月刊》做一总的反思,关联着王邦雄、曾昭旭两人之儒道情怀,来阐述鹅湖精神。文中指出王邦雄先生立身在儒,成的却是道家的自然与法家的实切,而性情则有些墨家,但却仍归于道。曾昭旭先生则立身在儒,学问重心亦在儒,特别是实存当下之儒,但却有道家的从容与佛家的悲智。再者,作者引述了他在200期及三十年所写的纪念文字,并多所反思鹅湖群体之发展,并引生后新儒学的论点。指出往后应有的转折、回返、承继、批判与发展之可能。

   关键词:牟宗三、唐君毅、熊十力、后现代、后新儒学、两端而一致

  

   一、序曲

  

   王师、曾师七十岁了,我也五十多了,不意我们认识竟三十六年了。三十六年,三个十二年,台湾说是三齿年,从年青到中、壮年,由“志于学”到“知命之年”;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跨过千禧年,又过十一年了。光阴倏忽其速也,不可言喻也。收到主办单位的email说王师、曾师要从淡江退修了,要办一个儒道研讨会,要我写篇文章,我立时给了一个题:“儒道情怀”与“鹅湖精神”:从“王邦雄”与“曾昭旭”时代的《鹅湖月刊》说起。

   说也奇怪,打从题目交出去,就常在心中盘桓,要交稿时,竟说不出话来。那种说不出话的结巴,有些难受,有些愧赧!有些哀怨,有些愤慨!有些感怀,有些感激!有些怅惘,有些忧戚!有些欢喜,却又想悲泣!原来紧邻着存在,默无生息。历程被压缩在心底,低回难已。就此结巴了。问题就出在我与鹅湖的情感太过纠结,早在鹅湖二00期(1992 年 2 月)时,我曾写了篇《鹅湖与我》,内容是这样的——

   《鹅湖》已刊行200期了。200个月,不算短的日子,总共快十七个年头了。我是从第一期就开始的读者,从第廿期起就参与的作者。之后民国六十七年,我成为执行编辑,在民国七十六年~七十七年,我又担任主编。在鹅湖团体中,我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我曾三番两次的想离她而去,但我还是衷情于她。因为我深知她虽然限制很大,但她对于中国文化的苦心孤诣却是我激赏与认同的。

   我爱《鹅湖》,但也怨《鹅湖》,爱之所以怨之也。爱的是:它果真是一个道义团体,没有人在此抢夺权力与名利,它是目前难得的中国文化之精神象征。之所以怨的是:它仍然不免中国传统专制的阴影,仍然不脱家长制的格局。此中有真性情,肝胆相与;却也有夹杂、有泥沙;但大家不敢正视它,祇心中祈祷着,要它澄清而已。

   记得民国六十四年(一九七五),我进师范大学国文系即与《鹅湖》结识,第二年便加入,但一直到我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大学毕业,仍然外围;甚至民国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入台大哲研所攻读硕士,我都还是外围的感觉。这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我胸中有许多问题感和当时的《鹅湖》朋友不尽相同,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我的感觉是被忽略与被漠视。我深深的感受到鹅湖的正统之门太严、太狭;当时有一些朋友也因之而去。我踯躅痛苦,但还是不即不离,我认为《鹅湖》还是可贵的。毕竟《鹅湖》之为《鹅湖》是所有参与者的,不是少数一、二人的。这个生活天地,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由于我的生活经验,由于我是道地道地本土出生的台湾人,因此我感受到的乡土之问题感与《鹅湖》朋友有些出入。但由于我又深受《鹅湖》师友的熏染,心灵中早已奠下中国文化的种子,一直是迈向中国文化之发展而勠力的。也因此,我对于本土、乡土的想法并不是与中国文化孤离开来的,而是连续成一个整体的。这样一来,《鹅湖》圈里的一些朋友从乡土的,批判的意识看我,以为我就是这样子;而《鹅湖》圈外的朋友又回过头来,认定我就是一切以中国为依归,没有本土性,没有批判性。的确,我成了两面都不是的边缘之人。在面对反鹅湖或反中国传统的阵营里,我被他们视为是保守的,顽固的;而在鹅湖圈里的一些朋友,又视我为激进的,对中国传统不够忠贞。

   不过,话说回来,在多次的危疑震荡,波澜起伏,无所适从的状况下,《鹅湖》的前辈们却能容纳我发一些不平之呜,这里充分的显示出所谓的“道义”。它不像外面一些团体,看似客观,其实漠然;彼此的生命也无交融合一的要求。鹅湖之“道义”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之至可宝贵者,此殆无可疑。

   随着世代的推移,我的不平之呜,开始有了回响。在民国七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当时任主编的我召开了“高级中学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座谈会”,对于当时的文化基本教材展开全面而有力的批评。多位教授学者及朋友的相助,加上传播媒体的报导,使得这件事有了一个好的结果。国立编译馆终于在七十七年九月推出修订本。这次座谈会给我最大感慨的是:其实这问题拖得太久了。问题在于《鹅湖》的朋友,习于向内证之路走,而不习于与整个社会互动,参与及实践。但换句话来说,也因此,她一直不受制于社会的波动,她一直是中国文化的“贞妇”,是默默工作的贞洁妇人。贞妇是寂寞的,是痛苦的。

   最近一年多来,鹅湖有了巨幅的改进。一方面,社会对于她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另方面,她开始符合于我以前所期盼的轨道在进行着。希望鹅湖有一迟来的喜讯与发展。鹅湖虽然已渐有了进展,但这并不意味她没有问题。相反地,我要说:她的问题关键点仍然在于──“咒术型的因果逻辑”的思维困境。多少以为只要我经由生命的感通能力,去触动那冥冥中的造化精灵,就能改变全局。或者以为一切都要从此冥冥中的造化精灵—那既超越而又内在的良知转出来。我以为鹅湖不论在组织上、或思考上,及面对问题上,仍须要有一大突破。这不只是从此“咒术型的因果逻辑”转出来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跨出咒术型的因果逻辑,而真正解咒;惟有解咒才有新的可能[1]。这是当代新儒学应有的崭新使命。

   我以为鹅湖除了作为中国文化的贞妇外,更为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成为中国文化的再生之母。除了意义的贞定外,更重要的是要企求结构性的相关,去重新缔造一新的意义。《鹅湖》已经200期了,当代新儒学的前景当不再寂寞,不再枯索,而是迈向一崭新的可能。200期,两百个月,鹅湖天地予我成长至所感念。最后,愿大家在湖中相忘,道术德慧俱有增长。————

   《牟宗三先生全集》出版了,这标志着牟宗三哲学的完成,但这并不标志着牟宗三哲学的结束;相反的,它标志着牟宗三哲学的崭新起点。这崭新起点是一转折,是一回返,是一承继,是一批判,是一发展。

   牟先生苏活了中国哲学的慧命,他深入阐述了儒道佛三教哲学,并独立译述了康德(I.Kant)三大批判;更难能可贵的是,牟先生将康德三大批判销融于中国传统儒道佛之中,经由体系性的建构,成就了规模宏伟的「两层存有论」。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发展,无疑的,这是一最为重要的里程碑[2]。

   牟先生跨过了“逆格义”的限制,经由“译述”“销融““重铸”的过程,让中国古代典籍的话语、现代的学术话语、当前的生活话语,和合融通,铸成伟辞,他生产了鲜活的哲学语汇,开启了活生生的觉知与思考[3]。面对廿世纪初以来,中国民族的存在意义危机,牟先生随顺着熊十力先生“体用哲学”所开显的“干元性海”,经由一“形而上的保存”,进一步以智识化的理论构造,稳立了道德主体;并冀求“以德开智”,经由“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并以此融摄民主与科学[4]。

   当然,牟先生将康德哲学之“穷智以见德”经由儒道佛三教的销融,转而为“尊德以摄智”。他看似承继康德“超越的分解”以稳立知识体系,但却直契陆王,上接孔孟,稳立道德之自我,再下开知识界。这样的“下开”即是“良知的自我坎陷”之转出,这是一“辩证的转折”而开,这却是近于费希特(J.G.Fichte),而遥遥指向黑格尔(G.W.F.Hegel)。只不过,康德哲学强调的超越分解,使得牟先生做了一形而上的追溯,而有了一形而上的安宅。居于此安宅中,牟先生以一“诡谲的辫证”达到一“圆教”与“圆善”的境界。

   “超越的分解”为的是一“形而上的追溯”,进而凸显由古代经典所唤起的“存在觉知”,就在这存在的觉知的召唤下,让这难以跨越的鸿沟有了一“诡谲的辩证”之销融与连结。当然,所谓的“圆教”与“圆善”就是在这诡谲的辩证销融下完成的。牟先生虽然一再的强调辩证的开展的重要,但他做的却是辩证的销融,经由销融而寻得一形而上的安宅,一纯智所思的安宅。

   他做了“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以“一心开二门”的方式,成就了“执”与“无执”的“两层存有论”。他虽然一再的强调两层存有论并不是截然区隔,而是融会通贯;但他却居于无执的存有论所成的纯智所思的安宅,指点人间善恶,规范那执的存有论。他亦赞同天台宗所说之“一念无明法性心”,欣赏其“即九法界而成佛”这种“不断断”的精神;但由于时代精神的限制,牟先生仍只能经由一“诡谲的辩证”而达到一销融性的和合同一,做成一形而上的圆善。我们要说这样的圆善并不就是牟宗三哲学的完成,而是预示着一个崭新的转折、回返、批判与发展[5]。

   我们当该将牟先生在形而上的居宅中,“结穴成丹”的“圆善”再度入于“干元性海”,即用显体,承体达用,让他入于历史社会总体的生活世界之中,深耕易耨,发荣滋长,以一本体发生学的思考,正视“理论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的实践”,“两端而一致”的辩证开启,重开儒学的社会实践之门[6]。

   “转折”,不再只停留于“主体式的转折”,而应通解而化之,由“主体性”转折为“意向性”,再由“意向性”开启活生生的“实存性”[7]。“回返”,不再只停留于“销融式的回返”,而应调适而上遂,入于“存有的根源”,进而“存有的彰显”,再进一步转出一“存有的执定”[8]。“承继”,不再只停留于“哲学史式的论述”,而应如理而下贯,一方面上遂于文化道统,另方面做一理论性的创造。“批判”,不再只停留于“超越的分解”,而应辩证的落实,入于“生活世界”所成的历史社会总体,“即势成理,以理导势”,成就一社会的批判,进而开启一儒学的革命[9]。“发展”,不再只停留于“古典的诠释”,而应展开哲学的交谈,面对现代的生活话语,经由一活生生的存在觉知,重构一崭新的学术话语,参与于全人类文明的交谈与建构[10]。

   台湾地区九二一的大地震、美国九一一双子星大楼的崩落、美国对伊拉克的反恐战争,世纪之交的后现代,人们随着天地间的颤抖而恐惧,随着文明的异化而惊疑。这几个星期来,台湾、香港与大陆正为非典型急性肺炎SARS的肆虐痛苦,存在在挣扎中、生命在考验中,我深切的觉知到朱夫子所说的“坚难!”

   牟先生竟已逝世八年,但我仍记起一九九五年为先生所作的挽联:

   夫子飘飘来魏晋风骨好为青白眼世俗人皆惊宠辱,

   吾师悠悠去宋明义理能过生死关真儒者何畏阴阳。

   牟先生面对苦痛与危难的“高狂俊逸”(蔡仁厚先生对牟先生的称语)令人低回[11]!夜深矣!深矣!天明亦已近矣!近矣!抬头望见我书房上的牟先生造像,有一段文字写着:

   吾师牟宗三先生,毕其生,拓落自然,一无所罣,惟吾华族文化为终身勠力之目标。彼尝言:惟有大感受而后有大问题,有大问题而后有大悲心,有大悲心而后有大智慧;如斯始能成就哲学志业也。壬戌之秋安梧谨志

   先生造像旁边镶着一副嵌名对联,联曰:

   宗师仲尼诚通天地,

   三教判列道贯古今。

夜深矣!远矣!天明亦已近矣!近矣!祷之于天地神祇,谨此虔诚,谨此虔诚!(癸未春暮五月五日晨三时于元亨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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