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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儒道情怀”与“鹅湖精神”——从“王邦雄”与“曾昭旭”时代的《鹅湖月刊》说起》

更新时间:2021-06-02 09:42:48
作者: 林安梧 (进入专栏)  

   二00五年,鹅湖三十周年,我又写了一篇《六经责我开生面﹕<鹅湖>三十周年祷辞﹗》[12]

   《鹅湖》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周年了,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那可真不容易﹗容易之为容易,是顺自然之气而生,依无为之道而存,就像日月之行一样,像四时之序一样,那可也就不困难﹗但一份刊物,特别是学术性的,而且是人文性的刊物,怎么说都很难说是那么容易的。

   植树成林,虽亦不易,但人文志业,可更难些﹗树种了,种在沃土上,如其水分,依其生息,日复一日,如此长成,这是“自然”。文章写了、集了、编了、纂了,成了一刊,继起者,月复一月,出了一年﹔年复一年,出了十年,一个十年、两个十年、三个十年,竟也三十年。这样的长成,除了自然以外,重要的是要有一份“自觉”。

   “自然”是顺天地之气,循此天地之气的律动而动,也就成了﹔但“自觉”则是要一“逆返”的工夫,回到价值之源,溯至心性之源,在这样的参赞过程里,才能生出个恰当律动来。用船山先生的话来说“自然”是“天之明”,而“自觉”则是“人之明”,“自然”是“天之天”,而“自觉”则是“人之天”。盖“天之明”所以生“人之明”,“人之明”所以成“天之明”也。有“天之天”方始有“人之天”,有“人之天”正可终成“天之天”也[13]。

   《鹅湖》三十年了,只是而立之年而已,往者,正是此自然英发之气,导生一自觉之志,这正是“天之天”所生的“天之明”。过程或者有些艰难,但怎么艰难都不算是艰难,因为这样的艰难总有一份“屯难而生”的喜悦﹗如《易经》的“屯卦”所说的“动乎险中”,是“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这是生命原先自有的的清刚之气,突破重重困局,因而长成的,虽难而实易,虽险而可安﹗

   经纶了三十年,《鹅湖》终只默默发此潜德之幽光,以“坤卦”“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的精神,渡过了“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迈越了“括囊,无咎无誉”,逐渐长成“黄裳元吉”。这是居中柔顺,溯本于源,安贞为吉。但天有道、地有息,代有时、人有事,宏观大势,或不免“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此阳之战阴,道之将治也。道之将治而未治,唯有此玄黄之血,成此世运之伤,而如此之“伤”是不得辞其伤之伤,就像船山先生所说“民物之大难,身任之,则不得辞其伤”。三十年而逢此世运,幸乎﹗不幸﹖﹗识易者知之,自觉者知之,以天下为己任之知识分子定当知之﹗

   知之者何﹖知也欲安怎﹖安怎﹖船山云“七尺从天乞活埋”,活埋已久,今当奋力以出,如地之震也,此易经“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雷在地中”,“动以顺行”也,今起“六经责我开生面”也。

   《鹅湖》三十年了,由“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努力,奋而勉之﹔“三十而立”,终而得“六经责我开生面”也﹗三十而立﹔如此之“立”是“立天下之正位”,是“立于礼”,是“居天下之广居”,是“居于仁”,是“行天下之达道”,是“行于义”﹗愿与《鹅湖》诸君子共勉之﹗是所至祷﹗是所至祷﹗(乙酉之夏 对日抗战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之六十八年后三日于元亨居)

   把这几篇文字找了出来,看了看,落下来了,心绪停当!我终了解问题的症结了。我太从鹅湖的使命来看问题,不!不是鹅湖的使命,而是太从自己的使命来看鹅湖,太从王夫之、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先生来看鹅湖,因此才会有这些苦楚在!若脱开来,就好些了!我应回到王邦雄、曾昭旭两位先生来看两位先生,再从他们关连到鹅湖来说,这样或许会准确些!

  

   二、对王师、曾师的实存觉知

  

  

   民国六十四年秋,我初入台湾师大国文系读书,那年冬天,教我韩非子的张素贞老师介绍我去见王邦雄老师。王师居于永和的巷弄里,是王师母的一女中宿舍,居所虽小,却有一份“居天下之广居”的喜悦,有一份“立天下之正位”的严正,“行天下之达道”的悠游[14]。就那日见面,我算正式参加了《鹅湖》。

   《鹅湖》就在这不到六坪(十八平方米)天地里生长,往后的讨论在这里,议论在这里,孟玲、诚之那时都还小,我背过、抱过,他们已略知世事,喊我叔叔。我当时觉得《鹅湖》像是个家,王师、曾师,像是我们的兄长。

   与曾昭旭老师初见面,也是六十四年冬,是师大学长蔡英俊、张春荣及文风团队一起去的。曾师家在复兴南路,居宅是平房,砖砌的瓦房,平易简朴,占地虽小,但却有一分优雅、一分从容、一分平和。平和、优雅、从容中,体会到的是温润、充实而有光辉。果真是“仁者,人之安宅也”[15]。后来曾师搬到民生东路,又从民生东路搬到建国南路。我总觉得曾师住的就是安宅,曾师之于人就像是一可安居的宅第,他的生命就如经典,正是源头活水。不过,他的经典可不是字纸行墨,而是天地丘壑。现在建国南路的家中堂上写着“厌读群书寻野径,闲收落叶煮山茶”,这是寇准的诗句。却也见出曾师有其革命性在,他之讲爱情学,这可不是“野径”,而是人性“经典”,而这“山茶”可是沾着天地灵气的。

   当时,鹅湖一伙人中有袁保新、万金川、李正治、颜承繁、林镇国、叶伟平、江日新、林安梧、陈文章、陈章锡、黄泗山、郑志明、冯卓钦、林日盛、高柏园、廖仁义。起先,杨祖汉、岑溢成在香港,还没回到台湾,而廖钟庆去了瑞典。王财贵、颜国明、邱黄海、陈德和等后来也加入了鹅湖。

   初办鹅湖,有辛苦、有喜悦,从校对、包装、寄发,全是志工。有时,还要去宣传、拉订户,主要订户是师大国文系的学长姐,他们大四快毕业了,担任国文教师有固定的收入,而且有着文化的理想与使命在,当然要拉住这些线索。我们先行布线,王师、曾师便出动去宣讲。王师、曾师多半借用戴琏璋先生中国哲学史两节上下课的课间时间来宣讲。我与文章总觉得时间不足,但听说那时师大国文系已有些先生对此举有意见。戴师已是冒着非议,帮助鹅湖的。戴师较似狷者,但他对我们却有着一份稳定而庄严的力量。他曾举荐财贵兄做为师大国文系助教,听说居然只得一票,这亦可见这系之一斑了。我后来对财贵兄说,这一票的“一”,可是“一郡皆空”的“一”,代表的可是“太一”的“一”。这是你的光荣。

   比较过瘾的有一次,我与陈文章一起到张起钧老师授课的代办国文系课上,因上课学生多已有工作,或为教职、或为文职,起钧老师要我与文章每位同学先发一本《鹅湖》、一本《哲学讲话》,他兀自在黑板上写了“张门四君子”:吴森、吴怡、王邦雄、曾昭旭,几行大字,就大谈特谈中华文化的使命来。一小时下来,几乎全班都订了。真让我见到了「狂者气象」。张师与鹅湖并不同调,他的狂气,得不到牟先生的认同,后来,自也就疏了。他甚至愤而写了一篇《儒家、新儒家与新儒家批注家》,三十多年后,这话却是极容易理解的。

   鹅湖原是没什么家派意识的,有的只是一份对中国文化的肫恳用心而已。而这肫恳用心则多半因读新儒家唐牟之书而引发出来。引发归引发,但并不为所限。从早期参与鹅湖的朋友,如潘栢世、沈清松、林立树、雷家骥,他们的思考都不限于新儒家。王文进、李正治、蔡英俊、龚鹏程更是重要的文论作者,后来也都卓然成家。不过事总是这样进行的,随着唐牟来台,牟先生晚年在台讲学力量盛大,其声名日高,鹅湖学派意识就不期然而然的成了。王、曾两位先生成了早期最重要的中心,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鹅湖开始有另一他处做为聚会之所,但王师的家一直是鹅湖聚会重要的地方。直到廿一世纪初,最重要的鹅湖聚会可说都是在王师的家聚面的。以鹅湖的“大阿哥”来说王师那是可以的。

   不过,这大阿哥并不是实体义的,而多属境界义,他是在《易经》之“干元用九,群龙无首”下做成的。他可不是“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王师虽亦有墨家式的豪杰气,也深通法家智慧,但多的应是道家的放开、让开,由于这放开、让开,让鹅湖成了天地,任其发荣滋长。真如老子所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较为可惜的是并没有“吾以观复”,因此也就没有“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这并不意味因此鹅湖就没有“归根复命”,没有“知常曰明”。其实都有,“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16]。只可惜的是,为门派意识所限,鹅湖并不习惯公共论述,格局有了范限。其实,格局的范限并不是王曾两先生愿意的,他是在鹅湖的发展中,逐渐长成的。

   ▓王师立身在儒,成的却是道家的自然与法家的实切,而性情则有些墨家,但却仍归于道。

   ▓曾师立身在儒,学问重心亦在儒,特别是实存当下之儒,但却有道家的从容与佛家的悲智。

   曾师深于爱情学[17],其爱情学不只男女之爱,而更及于人伦天下之爱,只是他从男女之爱说。不同于以前之“父子轴”为主的人伦观,他强调“夫妇轴”为主的爱情观[18]。前者重在“礼的谨严”,后者重在“乐的和合”,“大礼者,与天地同节也”、“大乐者,与天地同和也”,他们都归本于“仁”[19]。曾师的爱情学可以说是“爱情仁学”。曾师的两性论述是有其深刻意义的,他强调的是“性情的解放”,此不同于一般所强调的“性解放”。一般的“性解放论”常流于“性器官解放”,而曾师重视的是欲望必须要“如性、通情,而达于天理”。这是一套“理欲合一”的论点,他有承于船山学,而不同于宋明儒之“存天理、去人欲”。

   曾师深于船山而不限在船山学,他取用其“两端而一致”之旨用于生活实存智慧之体现与启发,进而提到一概念的反思与理论的建构[20]。曾师爱情学的视域基准虽在船山学,但性情近的是明道、象山一路,至于其归宗则在孔子如何教我们爱。最独特的是,他行的却是一爱情之菩萨道,常深入爱情之地狱救渡众生,令其明心见性,渡脱苦业,是真能得爱情波罗蜜也。曾师于爱情之学果真是一实语者、真语者,如语者,爱情道上,就我所知,他可真是活人无数。这绝不是一般规规小儒所能知,俗流误以之为风花雪月、文人风流,何足论哉!较可惜的是,在当前欧美学术霸权下,曾师有关爱情学及两性论述的学术话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与对待。其实,曾师相承于唐君毅,特重生命之体验,此中隐涵一“验之于体,以体验之”的本体实践学及本体诠释学[21],他可能接引出来的治疗学思维,是值得重视的。

   人生道上,王师曾师是许多实存生命者的贵人,他们不只讲学上庠,更及于民间,他们不喜饾饤考据,也不喜引注百千,他们习于直抒胸臆。他们不是不懂学术、不能学术,若以传统而论,宋明之学术就在讲学,王师曾师之学术型态所重就在此。他们其实都有着极严整的学术训练,只是性情总在实存的生活世界。他们讲的是“实存的生活学”,而不是象牙塔的抽象概念。

   王师、曾师他们不是不谙学术权力,但可能是性情不喜,也可能是学术的公民意识不切,他们面对权力,总在让开与放开之间。即使鹅湖群体,以道义为主,发展开来,也就有了些权力斗争的问题,曾师王师并未正视于此,还是本着看淡、放开,任其自然的方式。这看似屈服,其实是有温婉深情的。

   曾师深于儒家式的爱情学,而成就了爱情菩萨道,有着深致婉曲的咨商实存体验,成就了其治疗学思维。王师走入“缘与命”的人间,墨侠般的温暖、道家式的放达,不须太多言说,返归静默,如其真实,就此放下,这可说是一存有的治疗,是一通极于道的道疗[22]。三十多年来,我与曾师常有深切绵密之讨论,彼之所论,我虽未必全然服膺,却总见到曾师的悠游与宽容。与王师则多人间之话语、情气之相与,几杯茶汤下肚,往往冰解冻释,陶然忘机。

  

   三、鹅湖学派的因缘及实感的批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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