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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中国宪法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结构

更新时间:2021-06-02 09:06:16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引发这种规制是否合宪的争议。宪法法院认为,依据社会正义原则,对土地所有权进行适当限制没有违反宪法上的财产权保护原则,这种立法行为并不违宪。韩国宪法法院在不同判例中也确认宪法上的社会市场经济性质与地位。如在1998年5月28日的宪法判例中,宪法法院认为,韩国的经济秩序以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为基础,同时吸收社会国家原理,以体现实质自由与平等的理念。[6]由此可见,在韩国宪法上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主义体制”,而是以社会正义为原则,防止市场支配与垄断,允许政府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干预。

   总体来看,“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他们并非全都创造了或者意味着政治的社会经济进步”[7]。对一个具体国家来说,特定的国情、历史传统和民众精神,决定了政治、民主、法治模式与市场经济具体形态的关联。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入宪背景

   (一)宪法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在新中国宪法史上,宪法与计划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从此建立了宪法上的计划经济体制。1975年宪法规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1978年宪法规定“国家坚持……总路线,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进一步强化了计划经济的色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反思单一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弊端,试图调整传统经济体制,引入市场经济元素。

   1982年《宪法》15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这一规定并不是单一的规范,其中包括“经济计划”与“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相结合,以达到“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但宪法规范上“计划经济”就是基本经济体制,政府决定资源配置,总体国家经济制度的运行受计划的控制,“本质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8]。对此,彭真在宪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为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行计划经济,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9]可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个体、私营经济在不断地壮大,但在政治体制和宪法层面上,它们仍属于弱势群体,无法有效发挥其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而是作为另类的经济形态而存在,可见市场经济姓“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目标,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确立“以市场为辅”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市场的地位与作用,但并没有改变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总体格局。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经济发展的经验,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十二大精神进一步具体化,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了现代商品经济是宏观调控的商品经济,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任务,以商品经济的概念模糊处理当时有争议的市场经济问题。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明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当时对“市场体系”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基本判断是,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处于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它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1988年对现行宪法进行了第一次部分修改,使私营经济获得“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的宪法地位,改变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同时明确“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活跃土地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为“计划经济体制”赋予了“市场”元素。

   (二)邓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快了市场经济宪法化进程。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论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1993年修宪中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宪法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经济学界、法学界围绕“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学术讨论,甚至引发了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当时出现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种提法。在反复进行论证和征求学界意见的基础上,执政党最终作出重大的政治决定,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报告提出:“要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10]报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意味着长达十几年的关于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基本画上了一个句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确立起来了”。[11]同年12月4日,在纪念宪法实施十周年大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指出,“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是认识上的重大突破。”[12]

   199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具体说明。《决定》指出,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决定》还特别指出,要转变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提倡积极探索,敢于试验。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勇于突破陈规,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验。《决定》强调,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

   (三)宪法与市场经济的逻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的过程中,学界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中,学者们关注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入宪的问题。从长期实施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需要充分考量不同利益主体、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及实行市场经济而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等现实问题,并凝聚社会共识。

   在经济学界,当时围绕市场经济形成了两派观点,有些学者明确反对市场经济,认为市场化改革会取消公有制,甚至有人提出“市场经济会否定党的领导,搞资本主义”。这场讨论实际上引发了“姓社姓资”的争论,反映了对市场经济的不同认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内涵是什么?计划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如何实现的?围绕这些问题,法学界也展开了学术讨论。

   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则是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体系的框架问题。学者们认为,要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深化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特别是,强调了法制建设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作用,呼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法律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确立和发展。当时,宪法界的学者们敏锐地观察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宪法与市场的关系的建构问题。如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将消除宪法实施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行政干扰,将使宪法的权威得到提高,其理论依据主要在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不靠行政手段直接组织生产,市场引导企业;市场经济要求企业产权独立,自负盈亏;市场经济带来政府职能的转变,对经济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实行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法定政治特权。[13]从这一学术脉络,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逻辑,宪法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最早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因为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最早建立发达的商品经济。两者的历史联系形成了20世纪的一部宪法发展史。

   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再用20年时间,使这一体制更加定型和完善。[14]围绕这一课题,学界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如有学者认为,离开了法律对市场经济的导向和调控,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地有序地运行。这就要求建立一整套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进行调控的法律。[15]学界在“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看法上形成了基本共识,承认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从理念到概念上完成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使之成为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类型。肖蔚云教授认为,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准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引用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的有关论述后提出,小平同志的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长期存在的一个传统观念,即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二者属于基本的经济制度范畴。他认为,这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在实践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而且也是对宪法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16]中国共产党采用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把市场经济视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概念,认为是否采用市场经济并不是判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反复强调不进行姓资姓社的争论。

   在宪法与改革的关系上,宪法学者们强调宪法权威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通过宪法修改程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宪法,提供其宪法基础,但修改之前要处理好宪法文本与宪法现实的关系,不能以政治的现实冲击宪法文本的意义。[17]如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关于宪法无形修改”的讨论集中反映了改革时期如何平衡宪法价值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当时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如何使宪法规定与社会现实保持一致?有学者提出“无形修改”观点,认为“即在不变动宪法典条文,而更换其中某一条或条文中某些词语句的内容,使宪法的某些规定具有新的含义”,由此判断“宪法第15条的计划经济规定已因该决定得以修改,这种修改并非违宪,而是为了使宪法保持科学性,更加符合现实的一种方式。”[18]“无形修改”引来学界的讨论,有学者认为政治上的权威、法律上的权威与理论上的权威是不同的,无形修改的看法不利于宪法权威的树立,现实上有危害性。[19]在改革初期出现宪法与改革问题的讨论是正常的,体现了学界在改革中如何保持宪法权威的学术思考,这一讨论与20世纪90年代学界所争论的“良性违宪”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人们思考改革时期宪法功能与权威性的树立提供了学术素材。[20]1995年王家福教授为中央政治局作法制讲座,题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并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该解决的问题、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制度”[21]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入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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