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东:身份之锢——战时沦陷区的良民证探赜

更新时间:2021-06-01 16:26:50
作者: 杨东  

   摘要:

   良民证虽是战时日伪政权推行的一种身份控制手段,但相关概念在战前乃至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即已有之,国民党亦在“剿匪”区颁发过良民证。其区别除形式之外,主要是历史语境和概念指称的不同。战时沦陷区的良民证不是唯一的格式化制证,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形式。日伪政权推行的良民证制度,带给民众的无疑是难以挥去的梦魇。饱受凌辱的民众奋起抗争势所必然,中共也通过各种斗争方式予以应对,其中破坏和利用良民证,是其重要的应对方式。伴随着日本的投降,束缚民众身份自由的良民证制度最终被废止。

   关键词:良民;良民证;沦陷区;治安强化运动;清乡运动;

  

   “谁是良民?怎样才算良民?给谁作良民?”一部反映日伪时期苏州情况的日记中,以戏谑之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在沦陷区做良民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描写祁老爷子的长孙瑞宣看到日伪制发的良民证时则认为,这“就是亡国奴的烙印”,一旦伸手接过来,“永远不该指望别人来替自己洗刷耻辱!”2时过境迁,2015年7月,正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山西某地一家饭店的优惠券上面,竟赫然写着“良民证”等字样。3两相对比,体现着截然相反的历史语境,也颇值得今人认真思考。

   众所周知,良民证是战时日伪政权控制民众的重要手段,也是学界探究沦陷区相关问题时一个必不可少的话题。然而多数论著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要么将其置于保甲制度和基层控制的研究框架内略带涉及,要么置于日伪的治安强化运动或清乡运动中,从维护治安的一般角度进行阐述,要么从日伪基层控制的角度有所涉及4,专门针对良民证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著似乎并不多见,特别是关于良民证的制作与颁发缺乏深入梳理。此外,已有论著对于“良民”和“良民证”也缺乏翔实的历史追踪和概念阐释。实际上,良民证作为日伪在沦陷区推行实施的身份管控制度,我们确有必要仔细追寻良民证的来龙去脉:它究竟是如何制作的,给民众带来了哪些影响,民众对于良民证又是什么样的态度,针对良民证展开了怎样的抗争。如此种种,皆需我们做认真地分析考察。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粗陋之究。

   一、释义:从“良民”到“良民证”

   爬梳相关历史文献,“良民”与“良民证”虽是抗战时期日伪政权针对沦陷区民众实行的一种身份控制手段,但是就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而言,相关概念在战前乃至先秦时期即已有之,其区别在于历史语境和概念指称的不同。

   稽查历史文献,“良民”一词至少可溯源至春秋时期。管仲所谓“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5,即见“良民”一词。继此之后,“良民”一词的表述,不仅在历史典籍中较为常见,而且它的概念指称也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所不同。起初之时多半以褒义指称“善良百姓”。如“惠盗贼者伤良民”;“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以夺农妨政”等表述,皆以褒义指称。6渐次之后,“良民”逐渐指向“安分守法的一般民众”这种中性表述。如“或取良民以为奴婢,名曰自卖民”;“有田之民皆良民也”,皆是中性指称。7

   近代以降,“良民”多半也是中性指称,即便在国共两党的概念指称中亦是如此。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中,曾将“安分守法的一般民众”称为“良民”。如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安塞县自卫军连长高生保压迫良民一事发出训令指出:“自卫军连长高生保,假借职务上之权力压迫良民,奸淫妇女等情,查所诉如果属实,殊为有渎厥职。”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针对佳县螅镇第五保主任“蹂躏地方良民不堪言状,人皆敢怒而不敢言”的劣迹发出训令,要求彻查此事。8在国民党的史籍资料中,也有“良民”一词。不过战前国民党言说的“良民”通常有两种指向:一是指一般民众,二是指脱离中共的民众。就前者而言,主要是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指称“良民”9;就后者而言,一般是将追随中共的民众称之为“奸诈的莠民”,而将脱离中共的民众称之为“忠信的良民”。10

   良民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既有概念,良民证也是日本侵华之前即有的一种制度。据史料记载,清代同治年间,左宗棠西北平乱时即有良民牌制度。其时规定,对于那些“悔罪自新之回民来归后,各给予良民牌票,拊循安集,俾其得所,不准汉民欺凌”。11太平天国时期也有良民牌制度,主要包括家庭地址、户主姓名及家人的姓名、性别、排行、年龄以及人口总数等内容。12不过,抗战前良民证的大量颁行,主要还是在国民党“剿共”时期。其时,国民党就是通过制发“‘良民证’,以明其非‘匪’”。13国民党规定,“对‘匪区’施行严密封锁,断绝交通,如有奸民与‘匪’往来,立予枪决”。同时要“清查户口、实行清乡”,凡“对政府管辖地方投诚之居民、一律发给良民证”。14

   国民党“剿共”时期颁发的良民证,多为布质材料,内容一般包括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等信息,持证人可找一铺保或者地方耆绅作保,去发证机关申领。发证机关经审查确认是“良民”,就颁发给良民证。对于那些曾一度为“匪”,但是愿改过自新,经亲属或邻舍五人至七人担保者,颁发给“自新证”。不过持有“自新证”者,在相当时间内仍须受国民党地方行政机关之监视。如系有寄居地亲属担保者,可颁发“寄居证”,无人担保者则以“匪类”论处。如虽非“匪类,也许形迹可疑,就缓一步发给,再加考查侦查然后经一番审查”。究竟是否“良民”,多半要看所谓地方“公正人士的眼光了”。申领良民证的,起初都是成年人,但是与中共根据地临近之处,如赣东地区,则要求“除了抱在怀中的婴孩子不需要之外,会走路的小孩子,也被审查领良民证,否则就不能出门”。15

   国民党制发良民证原本是防范中共的一种手段,但是实际往往成为一些地方官吏中饱私囊的工具。正如时人所说,国民党制发良民证,“上自地方长官驻防军队,下迄团防土劣,但求饱私囊,快私欲,决不惜掘土三尺,榨尽人民之血肉,一家欢笑,万里号哭。此(即良民证——引者注)又苛政之荼毒人民间接即所以造匪也”。16此外,江西、福建等省又以“人民通行路单”取代“良民证”。“通行路单”一般是由国民党县政府编列号数,加盖县印,发交各区办公处具领转发。17

   如果说国民党颁行的良民证,是以“剿共”为目的,战时日伪政权制发的“良民证”,则带有更为复杂的目的和功能。核发颁行良民证,首先得甄别谁是良民,怎样才算是良民。这一过程主要由宪兵队、保甲长通过“搜索式户口调查”,分三种对象类型来确定。对于一般对象的甄别,主要是调查他们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职业、原住址、迁入或迁出理由、交友关系、生活状况等内容;重点调查对象,主要是针对那些与户口调查簿身份不符者,有虚假申报之行为者,故意或非故意遗漏及隐匿不报者,被隐匿者、家庭成员及雇用人员之变动者;特殊调查对象,主要是针对那些有“秘密设施、秘密制造的贩卖者,抗日或有主义色彩者及暴动阴谋者”,或恐怖阴谋者、冒充宪兵、警察或密探的联络人者,或对户口调查有妨害行为者,或对上述各项行为有教唆、帮助或其他关系者,或对调查者态度蛮横者。对于那些拒绝或妨害户口调查的外国人,以及中国高级军事机关要人及其雇佣之人,也都属于特殊调查对象。18

   还有一种甄别方式,就是在卡哨口通过观察民众的体貌特征来判断其是否为良民。如杭州沦陷后,日军就在卡哨口观察过往行人,察看行人头上有无戴过军帽的痕迹,看其腿部、腰部、肩部是否有当兵的痕迹。同时,日军会让行人蹲下去再站起来,又突然喊“立正”“跑步”,如果被喊者莫名其妙,就认为不是兵,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由此判断此人即是良民。19日军在南京登记户籍时,同样是以外貌特征为依据进行甄别审查。这种办法被南京民众称为“过五关”:一是光头关,二是手上老茧关,三是肩膀上老茧关,四是头上帽印子关,五是套头的卫生衣关。如果是光头,或手和肩膀上有老茧,即被认为是军人而非良民。20如果没有这样的体貌特征,即可颁发良民证。倘若是那些“曾为‘匪共’胁从者”“通敌嫌疑者”,有“党派色彩者”“参加游击队者”以及其他抗日分子等,不仅不是所谓的“良民”,而且绝不会核发“良民证”,目的就是“使‘共匪’之潜入并其工作完全灭绝,并将良民与‘匪’分离”。21

   日伪通过各种手段排查,给予符合条件的良民制发良民证,这只是他们在沦陷区进行人身控制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他们还制发各种名目繁多的身份证明文件,详情如表1所列。

   表1日伪政权制发的部分身份证件一览表

  

   资料来源:张宪文主编:《日本侵华图志》第24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292页;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1—142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身份证件有的是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段对良民证的不同指称。如江苏省吴县在第三期清乡前使用“县民证”,从第三期后开始要求“换领良民证以资识别”。22在山东,1939年伪省警务厅据日军部命令在沦陷区制发良民证,1940年改名为身份证,后又改居住证。山西平川县,日伪起初制发的是良民证,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又以身份证替换良民证,1942年又制发居住证。23日伪政权制发的名目繁多的身份控制证件,不仅是泯灭中国人民抗日意志实现其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更是“侵略者对被侵略者的一种侮辱行为,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种钳制手段”,是“拿来侮辱,奴役,羁縻我们的法宝”。24由此体现的历史景象尤其值得认真分析梳理。

   二、解析:日伪如何制发良民证

   日伪制发良民证,是日军推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进攻的所谓“总力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首要目的在于通过复活保甲与警察制度,以维护占领区治安秩序。在华北,他们宣称:“警察天职原以保护国家社会人民生命财产为目的,现在国家社会光天化日为新中国之设立提倡保甲警民合作之精神,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为谋华北治安强化运动而人民永久享安居乐业,由是观之警察保甲为建设新中国之基本耳。”25

   日军沿用传统保甲制度实施的户籍管控措施,一方面是通过制发良民证,以增加他们在占领区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所谓“安靖地方根绝匪患”。26日军大举侵华以来,已然注意到对华作战不仅要注意国民党系统的军队,“共产军也成为必须注意的势力”。27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对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维护秩序,镇压民众与游击队的抗日活动,隔断沦陷区民众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加强对占领区民众的管理与奴役,便于其维护统治秩序,日本统治者把良民证作为一项重要的身份管控手段。持有良民证者一般行动较方便,不受阻拦,领不到良民证的人,离家外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不仅无法与抗日游击队之间取得联络,而且会被认定为私通八路。

日伪制发的良民证,从材质上看,一般包括布质与纸质两种。其中白色布质良民证因其易于保存且较为显眼,在沦陷区较为常见。近年来各地档案馆、博物馆展览的一些良民证显示,日伪制发的良民证多是格式化证件,上面既有繁体中文也有日文,制证日期既标注着“中华民国”纪年日期,也标注着“日本昭和”纪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制发的良民证,还用当地文字标注。如伪蒙疆政府时期的良民证,即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上有红色官印和警察署署长的印章。有些地方良民证的制发更为严格,不同户籍良民证的颜色是不同的。如伪太湖东南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就规定,凡在清乡区以内之良民,一律发白色良民证,清乡区以外之良民,一律发给红色良民证。28杭州沦陷后制发的良民证也分不同类型:一种是用长三寸左右、宽四寸多的白布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6764.html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2018,(04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