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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战前中德关系史研究的“他山之石”

——田嶋信雄《纳粹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1933—1937)》简评

更新时间:2021-06-01 15:30:24
作者: 臧运祜  
但就孙中山以来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德关系史而言,又掺杂了历史的连续性之另一面。

   从以上问题意识出发,作者将1936年的中德协定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条约,通过全书的分析与叙述,来展现该条约的成立与执行的政治过程。其研究的目标在于,既要提出旨在批判所谓希特勒中心主义、主观主义等德国外交史研究的主流观点,又要在近年以实证主义为潮流的民国外交史研究以及可谓汗牛充栋的20世纪3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史研究上面,提出自己的新观点。

   基于上述明确的问题意识,作者将分析视角设定为不是立足于希特勒中心主义的德国外交观,而是根据纳粹德国的“多头制权力结构”,通过重点分析纳粹德国对中国政策的决定与执行过程,进而展现其间的多元性,即多元的政策制定者的立场、利害与构想等等。

   作者这一独特的分析视角,自然离不开政治学的方法论作为支撑。而在政治学方法论上来说,该书的意义又可谓特别突出。有日本学者的评论就指出:田嶋信雄通过该书及此前的两书之研究,形成了其对于德国东亚政策研究上的“田嶋理论”;该理论在此前的希特勒中心主义与功能主义的论争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对于“多头制权力结构”的讨论,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

   总之,从上述几个方面而言,相较于中国大陆学者在研究上存在的问题,田嶋信雄此书可以说是在美国学者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出版近30年之后,日本学者贡献的关于全面抗战以前中德关系史研究上的又一块“他山之石”,其对于我国学界既有之研究,当具不无裨益的“攻玉”之价值。

   四、余论:战前中德关系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前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远东国际关系上,德、日两国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的对德、对日关系,确实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三角关系,值得学者们在研究上多加关注。

   就中国国民政府的大国外交而言,对于日本,虽然在九一八后视之为“国难”祸首与侵华之“敌”,但是也不能否认在1933—1935年间,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曾经徘徊于“敌乎?友乎?”之选择,进行过对日亲善、“化敌为友”的外交努力。此间,蒋介石于1934年底命陈布雷起草,1935年1月以“徐道邻”之名而发表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的。无独有偶,这个曾冒名顶替蒋介石的“徐道邻”以及蒋氏之选择于他,却又道出了一段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选择对德、对日关系之内密。

   徐道邻乃亲日军阀、北洋名将徐树铮之子。1932年12月,他从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后回国担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不久便在1933年2月的《外交评论》上发表了《德意志与中日两国之外交关系》的文章。该文开篇就以大段篇幅,论证了中德两国发展彼此“天然之友谊”的必要性,并指出“中德两国,国际及地理形势所在,利害皆不相抵触,故略举大意,以示中德间实含有天然之友谊”。此后,徐道邻继续上呈《德国在东三省之贸易》(1933年1月28日),更于1933年10月16日草拟了《促进中德邦交办法》等文件。

   徐道邻1933年初于《外交评论》上撰文提出的中德“为友”的呼吁,也为此后国民政府的联德外交政策以及中德关系的上述蜜月历史所证实。而蒋氏在一年多以后,又选择以他的名义,仍在《外交评论》发表关于对日关系的《敌乎?友乎?》之文,进而表达其对日“化敌为友”之呼吁,此举非但顺理成章,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日关系的争论中,因其连续了徐氏“以德为友”之见并呼应了国民政府联德外交之事实,就连当时的国人及日方,亦可不致引起误会。

   诚然,在世界各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的历史上,本无所谓“敌人”与“朋友”之分,因为只有国家利益之争。而实际上,战前国民政府的对日“亲善”与“为友”之设想,毕竟属于与虎谋皮的一厢情愿,最终被1935年日本制造的华北事变击碎。但是,其以德为友的联德外交及中德关系的蜜月,却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余音袅袅,直到1940年日德意三国结为同盟为止。

   尽管战前中国在对德、对日关系上有以上“友乎?敌乎?”与“敌乎?友乎?”之争,但应该说国民政府此一时期的外交决策中,在关乎“敌”“友”的认知上,还是比较正确的。也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为了反日与抗日,在相当长时期奉行的还是联德及以德为友的政策。

   就以上意义言之,相较于中国学界关于对德外交之中国方面的深入研究,田嶋信雄关于纳粹德国在远东政策之下的对华外交决策与执行的政治过程之探讨,无疑还具有在“知己”基础上所必需的“知彼”之重要的学术价值。毕竟,如蒋廷黻所言以及柯伟林之见,无论中德外交史,还是民国与近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中,我们仍然期盼与需要海内外学界有更多的、基于双边乃至多边以及国际化与全球化视野的相应成果。

  

   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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