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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复建20周年回顾

更新时间:2021-05-31 22:29:37
作者: 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摘要:作为清华大学复建社会学系的首任系主任,作者回顾了复建社会学系的由来、复建的历史过程,清华大学的以及社会学界的诸位同仁在复建过程中的贡献、清华大学历届领导对清华大学社会学的指导与帮助。介绍了复建以后清华社会学系的学科布局、学科建设、重点研究的学科领域,所有这些都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密切关联。比较全面介绍了清华社会学系的各位老师在各自学科领域的探索与取得的成就。最后,还对清华社会学系的未来发展做出展望。

   关键词:清华,社会学,社会转型,社会治理,社会分层,现代化

  

   老清华社会学的辉煌历史以及那些如雷贯耳的清华老一代社会学家的故事,凡是学过中国社会学史的都会非常熟悉。钱颖一教授与我还主编过一本《老清华的社会科学》(钱颖一、李强,2011)回顾了老清华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人才就纷纷调离了清华大学,其中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费孝通先生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去了,陈达先生调到中央财经大后来又调到人大去了,吴景超先生调到人民大学去了,等等,由此,老清华的社会学一度中断了。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不仅清华大学没有了社会学,在全中国社会学都变得销声匿迹了。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83:167)由此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等老一代社会学家启动复建社会学的工作,对于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经清华大学批准正式复建于2000年,转瞬之间,20年已经过去了,光阴荏苒、令人唏嘘。系里很多老师都嘱我写一篇回顾文章,我也感到有很多事情应该记录下来,这正是此文的由来。

   一、我调入清华大学的由来

   改革开放以后,清华大学就一直在尝试着复建文科,比较明显的举措是1984年2月成立了“社会科学系”,同年成立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由朱镕基同志担任首任院长。1993年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院里曾设立了“哲学与社会学系”。所以,当时社会学学科还没有独立建系,这就是我调到清华大学之前的清华社会学学科的一些状况。

   大约1998年暑期刚过,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李树勤老师与我联系,说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副书记希望见我,我就安排了时间,请他们到人民大学来。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会面的地点是在人大的资料楼九层,会面以后才认识了清华大学的副书记胡显章老师,胡显章老师当时在清华负责抓文科建设也兼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校长助理李树勤老师也一起来了。见面以后,胡显章老师就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清华大学准备复建社会学系,希望我能够调过去做这项工作。当时,我自己思想上并没有准备,感到比较突然,所以,我就说再考虑考虑。后来就拖下来了。该年秋天的时候,我去美国一所大学讲课,到第二年大约春节前才回来,所以此事就一直拖着。

   关于调动的事情,我也知道调离人大不太容易。因为,此前,国家发改委的宏观研究院也曾想把我调过去,那时候好像还不叫发改委,叫“国家计划委员会”。当时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下面有个社会发展所,想让我去做所长。可能是因为那些年我多次组织全国大规模社会调查,发表了不少社会发展方面的文章、论文,公布了很多一线的全国经济社会数据,国家计委的领导同志对于这些数据很重视,认为这些研究对决策有意义,因此就找我谈调动的事情。具体联络的同志告诉我去了可以分房子,国家计委的住房条件好,而且谈到了住房的具体位置,确实也挺有吸引力的,因为该住房距离我夫人工作的地点很近,我夫人就很有动力。当然,我知道郑杭生副校长不希望我去。我就说:“你们找人大领导去说吧,如果人大领导同意,我就去。”后来人大领导就找到袁宝华同志,袁宝华是人民大学老校长,也曾做过国家计委主任。人大就让他去跟国家计委说,人大托袁宝华同志转达的意见是:“我们人大人才流失太多了,千万别再挖了!”于是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的体制还是很严格的,调动一定要单位同意,否则不给转档案。1999年春节过后,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李树勤老师就一直联系着我,还是询问关于清华建立社会学系的事情。后来,到了清华以后才知道,李树勤老师在清华大学文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文科人才都是他负责挖去的。李树勤老师为人诚恳、执着,办事非常认真、热情。由于经常接触,我就也有些动心,此前人大经济系主任与我很熟悉的魏杰教授已经调走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人的调动,也受到一些影响。

   我于是就在学界征求一些友人的意见,我很惊讶,当我问这些学界的朋友对于去清华大学什么意见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清华大学,应该去!”此外,我1963-1968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而当年北京四中学生的理想就是上清华,这也可能是一种潜在影响。于是,到1999年暑期的时候,我就决定调到清华去了,在这个过程中还与清华其他领导吃过饭,见过贺美英书记等领导,当然,接触最多的还是胡显章老师和李树勤老师。我后来到清华以后,胡显章老师一直是我的老领导,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同志了,本科就在清华,过去在精密仪器系当教授,理工科的造诣也是很高的,学校调他做宣传部长,他就放弃专业了,后来做清华大学副书记,一心一意致力于清华大学文科建设,我从他身上也学习到很多清华精神。迄今有些关于清华大学的一些事情我还常常向他请教。

   清华大学告诉我可以分到蓝旗营的住房,其实住房并不是主要动因。人民大学对我的住房也一直是很关照的,因为我的住房面积不够,人大还给我分了校内的两处房子,当然,离开人大以后都还给学校了。调动清华的事情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人民大学确实不同意,为此,在教育部召集一些高校的一次会议上,人大的领导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贺美英书记也讲过这个事情。清华大学还是顶住了压力,否则我也会很为难。后来,纪宝成教授当了人民大学校长,他是老人大的人,我与他也曾共事过,他同意放了,这样我的档案才正式转到了清华。所以,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是两个学校都给我发工资,我的夫人处理得很好,人大的工资存折一分不动,走的时候全部都退还给人大。人大的房子由于已经卖给我了,允许转档案的时候,也是夫人去人大房管处办的,按照购买时价格将房子退还给人大。按照国家规定,一个人只能享受一次国家福利房屋。

   二、清华大学的文科建设和社会学建设

   刚刚进入清华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确实可以感受到清华文科建设的蓬勃兴起,不仅是社会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也在纷纷引进人才。学界的一批知名人士,如历史系的李学勤教授、哲学系的万俊人教授、国际关系的阎学通教授、历史系彭林教授、思想文化领域的汪晖教授、公共管理的薛澜教授、经济史的李伯重教授、法学的王保树教授等等,以及中央工艺美院合并到清华大学,带来的一批美术学大师,钱颖一教授领军一大批海外的经济学家如李稻葵教授、白重恩教授等加盟清华大学。这些都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我自己还是更多地关注所在院系的学科建设。学校主要领导王大中校长、贺美英书记,后来换届后是陈希书记、顾秉林校长、胡和平书记、陈吉宁校长、陈旭书记、邱勇校长等等,都非常关心和支持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具体抓文科建设的一开始是胡显章副书记,后来是谢维和副校长、邓卫副书记、杨斌副校长、向波涛副书记、彭刚副校长,他们都先后主抓过清华文科建设,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建设都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很好的指导和建议。另一方面,学校又很放手,给我以充分运作空间去配置人才。来到清华大学以后,感到与人大的风格真的不一样。清华大学有个“暑期中层干部会”,每年夏天,各个院系的主管与校领导一起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开几天会,认真讨论学科发展等等。由于时间很充裕,不仅白天讨论,晚上也常常交流,又可以直接与校领导沟通,这样很多新的学术和学科建设思想在充分交流中产生,由于与校领导一起讨论,又可以很快落实、实施。有一段时间,我还不是清华人文社科院的正职,但是,胡显章老师每次暑期会议都让我参加,这对于我熟悉清华大学的其他同志,了解和理解清华办学精神、办学理念都很有好处,获益匪浅。陈希同志任书记的时候对文科非常重视,记得没少给我打电话或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文科建设的情况,从他身上也学到了那种办事情精益求精的精神。我深深感到,清华大学的各位领导都是很支持社会学学科建设的。

   关于究竟怎样进行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当年,海内外、境内外很多的学术界友人都帮助出了很多主意,当然,社会学系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三个人(也是较早调入清华的):沈原、孙立平和我。沈原在社科院社会学所做过科研处长,他对于学科建设有很多好想法,关于一定要研究“社会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的想法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孙立平老师来自北大,他历来是最不愿意做管理工作的,但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也几乎天天到系里来,积极参与讨论和撰写社会学的学科规划文件,参加了清华的一些关于学科建设的会议,这对于孙老师这样性格的人来说,也实属不易。当时,我们一起抓了课程体系建设、教材建设、刊物建设、研究布局,当然最主要还是人才队伍建设,强调了多元化的人才布局。

   我们一起认真讨论了未来有影响力的学科方向和清华社会学发展方向的大体布局。记得,当时突出了三点:一个是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研究,记得孙老师、沈老师我们三人还曾经合作写过一篇社会结构转型的文章,在当时还产生较大影响。社会结构转型,当然是中国社会学需要关注的大问题。清华的社会学研究历来强调实证基础,当年孙立平老师与郭于华老师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研究”采用田野访谈的方法,收集了大量的农村社会生活口述的宝贵资料。我本人历来重视通过社会调查取得一手数据,到清华大学以后,组织的全国各地的社会调查有几十次,采用一手数据,印证关于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判断。还与钱颖一教授等一起推进建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在校领导和国家统计局的指导支持下,目前已经成为重要的数据库和智库机构。

   第二个是城市社会学,考虑到清华大学是工科很强的学校,它的城市研究基础雄厚,我们社会学应该与工科相结合,所以,后来,清华社会学一直与建筑学院有密切合作。著名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曾经邀我到他家去,讨论城市规划与社会学的合作。由于一段时间里,清华社会学系还没有博士点,吴良镛先生就建议我在建筑学院的规划系招收博士生,所以,有一段时间里,社会学系的博士生拿的是建筑学的工学博士学位,当然他们都必须补齐规划专业的课程和要求,这些毕业生,后来在城市规划界做出贡献,特别突出了社会规划的特色。

   交流非常多的是建筑学院秦佑国院长、后来是朱文一院长、庄惟敏院长等,以及尹稚教授、毛其智教授、边兰春教授、张杰教授、左川教授、吴唯佳教授、刘佳燕老师、陈宇琳老师等等。建筑学院老师与社会学系老师曾一起去河北蔚县等地调研、一起带学生进行北京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调研规划、一起去广西南宁做规划等等。直到今天,建筑学与社会学都属于清华跨学科教师与学生交流最密切的学科。包括我后来做的新清河实验、沈原老师做的北京大栅栏社区治理研究、罗家德老师的社区营造等等,都一直有建筑学院的师生合作进行社区空间规划。社会学团队还参与清华大学与国家工程院的合作,新型城镇化研究,在徐匡迪主席带领下,完成人的城镇化研究报告,提交给国家决策部门。

第三是医学社会学,这与后来景军教授的加盟关系密切,景老师回国后,他曾经研究儿童食品,后来研究艾滋病问题,建立了“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和“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开辟了医学社会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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