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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龙:《西游记》之外的法师玄奘

更新时间:2021-05-31 22:00:09
作者: 李四龙  

  

   中国人大概从记事起,就会接触《西游记》,知道有一位“唐僧”。这位被艺术化了的“唐僧”,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两者的相通之处,就是玄奘确实曾九死一生,冒着生命危险西行求法,历时十七年,往返印度求取真经。在今天的佛教徒看来,玄奘是《心经》的译者,是法相唯识宗的开创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玄奘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典范,是大翻译家、大思想家。

   玄奘,俗姓陈,名袆,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人。一般认为,玄奘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1]少时家境困难,跟随已出家的哥哥住在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十一岁,他就能熟记《法华经》《维摩经》。后来听闻法师讲解《涅槃经》《摄大乘论》,他不仅自己能听明白,还能给别的法师讲解,博得大家的钦佩。隋炀帝大业末年(618年),兵荒马乱,玄奘前往长安,后去成都,遍访名师,虚心学习。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2],成为一名真正的法师。随后离开成都,先后到湖北荆州、河北赵州、江苏扬州、陕西长安等地,跟随不同的法师学习佛典,博闻强记,融会贯通,逐渐崭露头角,备受称赞。但因当时重大的佛学理论困惑,玄奘毅然决定西行求法。

   一、西行求法

   在玄奘年轻的时期,中国佛教界流行两本讲解唯识学的佛典,《摄大乘论》和《十地经论》。围绕这两部书,从南北朝后期开始,两拨法师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一派叫“摄论师”,另一派叫“地论师”。年轻的玄奘四处学习,大家对众生何时有“佛性”,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现在就有,有的说将来才有,修了以后慢慢生起。到底该怎么理解?当时刚到中国的印度法师说,印度有一部巨著——《瑜伽师地论》还没有传到中国,那本书对这些问题都有详细的解释。听到这样的信息,玄奘决心西行求法,准备去印度留学。

   玄奘取道现在的兰州,经河西走廊,到达瓜州,计划沿着我们现在所讲的“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出境的过程并不顺利,但凭着他坚定的毅力和卓越的才华,出了玉门关以后,玄奘一路上得到了沿线地区统治者和老百姓的欢迎和帮助。尤其是高昌王麹文泰(?—640年)的支持,最真诚也最关键。虽然没有太多人为的阻力,但这一路上自然条件恶劣,语言风俗差异很大,玄奘需要克服种种困难。

   他从西北印度入境,在印度的多个佛教重镇停留,遍访明师,认真学习。尤其是在那烂陀寺(古代中印度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北方的寺院,遗址位于现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巴达加欧Baragaon),拜访他心仪已久的印度高僧戒贤(528—651年),系统学习当时在印度盛行的佛学理论,譬如中观学、唯识学、因明学,以及印度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经部等派别的重要著作。他的学习重点,是请戒贤讲解《瑜伽师地论》。传说,当时跟他一起听课的同学,多达数千人,这位印度老师花了一年五个月,才讲完一遍。

   刻苦读书之余,玄奘也到印度各地旅行,巡礼那些著名的佛教圣迹,尤其是跟释迦牟尼直接有关的圣地,譬如菩提迦耶(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城南),那是玄奘那个年代中国法师们心中最神圣的地方——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的圣地。和那些高深的佛理一样,这样的参访,能给玄奘一种强烈的宗教感染力,鼓舞他以毕生的努力去译经和讲经。

   在玄奘的故事里,他在印度曲女城(位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杰县[Kannauj])的辩论备受关注。学成归国之前,641年,当时印度的戒日王(589—647年,戒日王朝的建立者)在曲女城,专门为玄奘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盛会,邀请全印度的沙门、婆罗门和各种外道的理论高手参加。据说,最后到会的代表和观众,有印度各地的十八个国王、三千多僧人,还有那烂陀寺僧人一千余人,婆罗门教和耆那教徒二千余人。这场辩论给玄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殊荣。

   好学深思的玄奘,不仅能在理论上融会贯通大乘佛教内部的瑜伽行派和中观派两家的论争,著有《会宗论》三千颂,得到他的老师戒贤的称赞;而且他还应戒日王的邀请,从理论上破斥小乘正量部论师的观点,撰写《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在这场盛会上,玄奘宣讲了他的《会宗论》《制恶见论》。会议召开了整整十八天,居然没有一人对玄奘的观点提出有效的挑战。

   经历了这样严苛的考验,玄奘被授予“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尊称。尽管玄奘那两篇伟大的论文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英名留在了印度。在那烂陀寺遗址附近,矗立着一座“玄奘纪念堂”。

   二、唐太宗与《大唐西域记》

   西行求法十七年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回到长安,受到热烈欢迎,开启他人生最辉煌的十九年。他的成就,与唐太宗的赏识密不可分。

   唐太宗,这位有着雄才大略的伟大皇帝,对这位和尚的归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实,太宗皇帝在他登基之初并不怎么欣赏佛教,他和道士的来往,要比和法师来往更多一些,唐朝皇帝总在想象自己和传说中的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有血缘关系。

   这位极其聪明的皇帝,很擅长借用佛教的影响笼络人心。他请法师们给大唐的阵亡将士举行隆重的超度法会,甚至还让长安的僧人每月背诵《仁王经》和《大云经》。或许有人告诉这位皇帝,这两部经典能保佑帝国免于灾难。不过,这位自以为是老子后人的皇帝,在公元637年发布诏书,宣布道士、女冠排在僧尼之前。这件事曾引起了法师们的强烈不满。

   太宗皇帝真正改变对佛教的态度,大家普遍认为,这要归功于他对玄奘的崇拜。与其说唐太宗护持佛教,还不如说,唐太宗护持玄奘。他对这位和尚有一份欣赏,欣赏他能不远万里亲身走一趟“丝绸之路”,玄奘是在那个时代真正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还有一份感动,太宗皇帝多次许以高官厚禄,玄奘法师始终孜孜以求,潜心佛法。尤其是在这位皇帝病重的最后时光,他对玄奘的信赖,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

   645年元月,刚回到大唐的玄奘,被唐太宗召到洛阳的宫殿。这位有着“天可汗”称号的皇帝,在中亚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对玄奘的求法经历非常好奇,详细了解西行路上的见闻,仔细询问印度的气候、风俗和物产等情况。当时的西北边陲,突厥人势力强大,是唐太宗的心腹之患。据说,这次见面持续到深夜,皇帝对佛教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但对法师的经历兴致盎然。他劝导玄奘还俗,但皇帝没有成功,只能退而求其次,请玄奘留在长安,住在皇帝为纪念母亲而修造的弘福寺。

   此后的三年多时间,唐太宗一直没有召见玄奘,但明令朝廷要给玄奘提供他所需要的财物、人手。玄奘不负众望,高效地完成了《大唐西域记》。贞观二十年(646年),他仅用一年时间,把这部长达12卷的巨著《大唐西域记》交给了太宗皇帝。该书主要记载玄奘赴印度亲历的和传闻的138个国家、城邦和地区,保留了当时中亚、南亚地区的大量珍贵史料,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古代亚洲史最重要的经典名著之一。他对各地的记载有详有略,但有相对固定的章法,包括幅员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和宗教等等。同时,该书也对印度历史上很多重要理论问题的争论有扼要的记载,是研究印度古代思想史的“金钥匙”。

   公元648年六月,病重的唐太宗,在玉华宫召见玄奘,再一次请他还俗。当时大唐对中亚、印度的外交工作,很需要像玄奘这样的高级人才。玄奘依旧表示矢志译经,这使皇帝对玄奘的工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对这位不贪恋世俗名利的高僧变得十分敬重,亲自为他新译的佛经作序,这就是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

   唐太宗在这篇《圣教序》里盛赞玄奘是“法门之领袖”,“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认为这位法师“千古而无对”。太宗皇帝以他的帝王之威,赞叹玄奘是“千古一人”,无论是玄奘的悲心、决心,还是玄奘的佛学、智慧,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他说玄奘“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表扬他跋山涉水留学印度,学到了真正的佛法,他说玄奘“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表扬他博学通透,辩论无敌。

   玄奘的才华和敬业精神,感染了唐太宗。不久再次召见玄奘,唐太宗声称自己虔诚信仰佛教,还下诏允许在全国三千余所寺庙里分别度僧五人。据说,皇帝在此之后经常请玄奘去陪伴他。大唐的佛教政策,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公元649年四月,病重的太宗皇帝感到自己的大限快到了,越来越离不开玄奘,一直让玄奘在宫中陪伴他,悔恨自己以前没有“广兴佛事”。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代帝王和一代宗师还能有如此融洽、如此温馨的场景。

   三、译经事业与唯识学

   648年十二月,大慈恩寺在长安落成。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唐高宗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修建了这座雄伟的佛寺,玄奘成了这座新庙的住持,他在佛教史上因此常被称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甚至于他所开创的法相唯识宗也被称为“慈恩宗”。

   在太宗皇帝去世以后,玄奘住回大慈恩寺,一直到657年,他被高宗请到洛阳居住。659年十月,玄奘入住玉华寺,这是当年太宗皇帝的行宫。玄奘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四年半,译出了《成唯识论》《唯识二十颂》,以及最著名的《大般若经》600卷。

   玄奘一生,从贞观十九年二月至龙朔三年十月,十九年间,共译佛经七十五部,1335卷,大致相当于那个时代所有汉译佛经的四分之一。平均下来,玄奘每个月要译5到6卷佛经,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四年多,每年平均译经170卷。其译经之多,在佛教史上空前绝后。

   在他所翻的七十五部佛经里,般若中观类有六部615卷,占译经总卷数的46%;唯识类经典有二十一部201卷,约占译经总卷数的15%。尽管唯识译经所占的比例不大,但玄奘对此作出了系统的译介,许多是他最先译出的典籍,特别是《瑜伽师地论》100卷,完成了他千辛万苦远赴印度求法的心愿。

   玄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也以他对印度唯识学的深入研究成为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佛教哲学家之一,这以他所糅译的《成唯识论》为代表。该书体现了法相唯识宗最主要的教义,系统介绍“八识、三自性、五法、转识成智”等概念。其中,最核心的理论是所谓的“唯识无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识”所变现出来的假相。

   印度佛教最初的时候,只讲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前五识实际上是我们的感觉认识,第六识则是对前五识的统合作用,这样的分类比较清楚。但到后来,佛教进一步思考,这样的统合作用到底怎么展开?这就出现了第七识末那识。“末那识”的意思是指一种意识活动,但这种意识活动是以自我为中心,导致烦恼的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活动,佛教称之为“我执”。

   为什么会出现“我执”?有没有可能消除这样的心理活动?佛教因此提出了一种潜藏得最深的心理活动——第八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藏识”的意思,包括所有的一切可能性,有染污的种子,有清净的种子,前者是“有漏种子”,后者是“无漏种子”。有漏种子在适当的条件下发生作用,就会出现“我执”,现起种种烦恼。若要消除这些烦恼,则要通过刻苦的修行,给无漏种子创造合适的条件发生作用。在佛教唯识学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八识”中变现出来的假相。如果能觉悟到其中的虚幻性,就有可能体验到真正的佛性,把前面提到的“八识”彻底转化为人生觉悟的智慧。除此之外,玄奘还特别翻译了与法相唯识学密切相关的因明学经典,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佛教逻辑学”,也在东亚佛教史上影响深远。

   664年四月五日,玄奘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圆寂了。唐高宗为失去这样的一位高僧而无比伤心,为他举行了国葬。玄奘的博学、坚毅与勤奋,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鲁迅含蓄地赞美玄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即使是出家了的和尚,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一辈子学习佛经、翻译和教书,但玄奘做到了。他往返印度,经历很丰富,让人敬佩;他回国以后,生活很单纯,同样让人敬佩。这种玄奘精神,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宗教,可以激励中华儿女奋发向上!

   在出家的佛教徒中间,几乎每天都要念诵他译的《心经》,虽然仅有267字,但几乎是东亚佛教徒的精神指南。而在民间,由于《西游记》的缘故,他被老百姓当作唐僧,变得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和尚。

  

   注释:

   [1] 有关玄奘的生平,历来有多种说法。建议读者主要参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2] 具足戒,又称“大戒“,指佛教出家人正式取得比丘、比丘尼资格所应受持的戒律。一般而言,比丘戒有250戒,比丘尼戒有348戒。

  

  

李四龙,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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