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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平:论马克思的问题辩证法

更新时间:2021-05-31 19:40:13
作者: 文学平  

  

   内容提要:马克思关于问题本身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问题是人们意识到的并想要解答的事物的矛盾。问题有真伪之别。问题得以成立的现实条件具备,而且前提预设正确,则为真问题;前提有误,或者其解答条件预设有误,则为伪问题。原则性问题与琐碎性问题是真问题谱系中的两极;抽象的、错误的和幻想的问题是伪问题中的三个主要类别。矛盾具有普遍性,求解一个真问题很可能会涉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问题,因而必须借助抽象规定来避免重复。解答真问题的过程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其答案就是最终的思维具体;伪问题的正确解答方式是问题批判,其答案就是否定问题本身。

   关 键 词:问题辩证法;真问题;伪问题;原则性问题;问题的答案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意识形态观念传播规律及其运用研究”(20SKGH002)、西南政法大学人文社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西方先进文化借鉴与发展研究”(2019XZYB-05)的阶段性成果。

  

   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任何知识都是相应问题的答案。问题和答案的演进历程,就是理论引导实践和实践激发理论的交互过程。知识绝不只是答案,而是问题和答案的统一体。①马克思有着丰富的关于问题本身的哲学思想,我们称之为问题辩证法。但遗憾的是马克思的问题辩证法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

   一、真问题与伪问题

   何谓问题?有人认为“问题仅仅是命题函数(或命题形式)”;②也有人认为“一个问题的意义等于其解答条件”。③但实际上,问题就是人们想要解答的事物的矛盾。矛盾无处不在,逻辑上的通与不通、认识上的知与不知、实践上的改造与被改造,皆是矛盾。客观世界本身蕴含的矛盾并非直接等于问题,问题是已经认识到的矛盾,并且想要解决矛盾或者想为矛盾的解决提供正确的方案。没有对矛盾双方的粗略认识,就不可能有问题产生。问题与知识成正比,知识越多,可能提出的疑问就越多。彻底的无知者是不可能提出任何问题的。认识到矛盾,但将矛盾认作理所当然,或将其认作是无须解答、不必解答或不想解答的人,也不会提出相应的问题。任何现实的问题都蕴含着想要解答它的意志。因此,问题是知识、意志和事物之矛盾在思维中形成的辩证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包含着诸多的关系,而“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④因此问题只相对于作为主体的每一个“我”而存在。从心理发生的角度来看,问题是预期受阻而又想克服阻碍的结果,它展现出“预期—阻碍—问题—答案”的动力模式。当我们按预期面对世界时,我们发现有某种东西冲撞我们或挫伤我们,即发现世界不适合我们或我们不适合世界,问题就产生了,因此问题必定蕴含着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欲望。“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⑤因此人们必然面临诸多的问题,历史的发展也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

   命题的真假在思想史上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问题的真伪却很少有专门的讨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些前提正确并且现实世界已经预示出其解答条件的问题,即为真实的问题,简称真问题。那些前提有误的问题,或解答条件预设有误的问题,即为虚假的问题,简称伪问题。我们先来看马克思的论述,他在写于1842年的《集权问题》一文中说:“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⑥

   在此,马克思提出了三个论题。第一,任何合理的问题都是“在内容上有根据的”问题,问题得以成立的前提无误,而且世界历史或现实生活的内容已经展现出了问题的构成要素及其可能的答案空间。第二,合理问题的主要困难是问题,即如何提出一个“非常精确周密”的问题。随便提出一个在内容上没有根据的问题,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要提出一个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合理问题却是相当困难的,这需要考虑问题得以成立的诸多现实因素及其前提,还有前提的前提,以及问题可能有解的现实条件。第三,现实的问题都能得到答案,“现实的问题(real question/wirklichen Frage)”也就是真实的问题,即合理的问题,而非抽象的问题或虚构的问题。用数学上的解方程来作类比,“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只要问题提得合理,就能给出答案。当然,这个答案不一定是凭感官经验就能确证的答案,也不一定是实践上已经或即将完成的答案,它有可能只是还没有充分经验根据的理论上的答案。比如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⑦或者说“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问题,这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⑧它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迫切的大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致力于解答这个问题,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主要还是理论上的解答,世界历史还未得出最终的答案,即共产主义尚未成为感官上的现实。不过,人类历史在不断走近实践上的最终答案。

   明白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搞清楚何谓伪问题。从虚假的程度来说,马克思至少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伪问题,即抽象的问题、错误的问题和幻想的问题。

   先看抽象的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及“创世说[Sch?pfungstheorie]”时,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创世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克思说:“我只能对你作如下的回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你是你父亲和你母亲所生”,于是又有谁生出了你的父亲或母亲等问题,紧盯着这个无限的过程,就可能提出那个创世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是抽象的产物,因为提问者“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而没有“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⑨因此提问者的问题“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创世问题的提出者一方面将人和自然界设定为“它们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又希望回答者“证明它们是存在的”。因为那问题本身预设了一个“荒谬”的前提,所以马克思无法在那问题所预设的前提范围内对其直接加以回答。

   再看错误的问题。马克思在1865年写了一篇评论蒲鲁东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的文章,马克思说:“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蒲鲁东的提问预设了经济范畴是“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而不是将其“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超时空的、超历史的普遍财产范畴。“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⑩因此财产关系根本就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11)什么是财产?这问题因其提问的前提预设有误而无法回答。但蒲鲁东实际上要回答的问题是: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什么?可是他又将作为“法律表现”的财产关系与作为“产生关系”的财产关系混杂在一起,因而陷入双重的谬误。

   最后是幻想的问题。1881年,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纽文胡斯写信告诉马克思,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将如下的问题提交大会讨论:“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12)我们将该问题简称为“首要措施问题”。纽文胡斯在信中请求马克思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却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为什么说这是个幻想的问题呢?因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13)当时的社会党人取得政权还只停留在“如果”之中,“首要措施问题”得以真正成立的历史环境尚未具备。在不知道任何具体历史环境的情况下,先验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问题,当然只能陷入幻想。而且,在“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尚不具备之前,提出这种幻想的问题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14)

   抽象的问题、错误的问题和幻想的问题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而已。抽象的问题是仅仅盯住事物某一个方面的特征而无意识地加以夸大;错误的问题是对问题得以成立的事实性前提或逻辑关系的认知有误;幻想的问题是现实事物中不包含求解问题的因素。马克思对宗教、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大量批判,都是在揭露它们的问题及其解答方式的片面性、抽象性、幻想性和其他种种谬误。

   二、原则性问题与琐碎性问题

   有的真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而有的真问题可能是没有多少普遍意义的问题。真问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为此,马克思区分了有原则高度的问题与没有思想内容的问题。前者我们简称为原则性问题,后者我们简称为琐碎性问题。真问题之地位的不平等性源自矛盾的不平衡性。在众多的矛盾中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分,在同一个矛盾中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分。原则性问题源自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琐碎性问题源自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

   我们先看有原则高度的原则性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15)

   1840年代德国社会的发展现状是低于当时的世界历史水平的,德国当时与世界历史水平保持一致的仅仅是“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16)但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只是社会现实的“副本”而非“原本”,真正重要的是原本而非副本。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问题,但这个问题在英国和法国已进展到“社会对财富的统治”问题,而在德国还是“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问题。这说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还在“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17)如果我们想要解答的问题只是德国如何能补上已处于世界历史水平的国家的旧课,而不能站在世界历史水平的高度,不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那么反对当时德国现状的斗争也不外乎是同死老虎进行斗争,即“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18)因此就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而言,批判当时德国的现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种打死老虎式的批判,降低了批判的水准,没有找到批判应有的对象。1840年代的德国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世界历史水平,因而德国人不但面临着旧制度的“野蛮缺陷”,同时也分享着英法等处于当时世界历史水平的国家所遭受的现代政治领域的“文明缺陷”,(19)比如普遍的异化、剥削、两极分化等。只有针对这些“文明缺陷”而给出解答之道的问题才是有原则高度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问题呢?答案是,能让英法等国的“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的问题。如何才能使它们受到批判呢?答案是,将它“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即找到主要矛盾中的根本性问题,“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此,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20)

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源自有原则高度的理论,而理论是问题的答案,离开了有原则高度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原则高度的理论。马克思在此提出的这种问题就是典型的有原则高度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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