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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 等: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

更新时间:2021-05-29 11:09:46
作者: 滕泰 (进入专栏)   张海冰   朱长征  

   资料来源:wind,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到2020年10年间,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人口萎缩,分别减少55.5万、65.7万、79.6万、115.5万、337.9万、646.4万人,而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则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和成渝地区,如广东省增加2170.94万人,增长20.81%,浙江省增加1014.0697万人,增长18.63%,重庆市增加320.80万人,增长11.12%,江苏省增加608.71万人,增长7.74%。随着高铁等现代化交通设施、互联网等信息手段普及面越来越广,人口的流动效率还将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向新经济、新产业发展机会多的城市聚集。一个根据IT技术网站会员登录情况做的粗略估计显示,中国程序员总数的66%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几个省市,未来这一比例还将继续提高。

  

   人口不均衡流动的背后是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各行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比区域收入差距更加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17.53万元,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年平均工资为33.89万元;而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7.46万元,管理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5.30万元,均有一倍左右的差距。

  

表1 2020年部分行业从业人员、管理人员年均工资及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从增速来看,在数据可得的2014年到2020年这7年中,制造业工资增速只有两年高于信息产业工资增速,到2019年以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增速分别为9.42%和7.28%,高于制造业5.88%和5.21%的增速,与住宿和餐饮业-2.46%和-3.40%的负增长状况更是差距明显。

  

图5 制造业、住宿餐饮业和信息产业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而新经济的头部企业则进一步增加了与普通企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例如有媒体根据腾讯年报财务数据折算,2020年腾讯员工人均年薪为81.11万元,是信息业人均工资的4.62倍。比收入差距影响更大的是,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传统产业从业者除了面临着收入增长停滞,会不会还面临更大规模的失业风险?

  

图6 中国制造业、住宿餐饮业和信息产业就业人数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

  

   非均衡增长已经对美国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恐怕才刚刚开始。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分化时代,中国应充分重视并及早采取对策。

  

   首先要前瞻性地认识到相对普惠的增长时代渐行渐远的客观规律。中国经济在走过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阶段、赶超阶段特有的普惠式增长之后,必然进入更加不均衡的增长阶段。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新经济的发展速度高于传统产业,这本身既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也是难以逆转的经济客观规律,对此不但应该接受,而且还应支持和鼓励,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不过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不平衡增长所必然带来的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化,并从社会管理机制上前瞻性地做好应对。

  

   无视未来的经济不平衡增长规律,不接受传统产业增速必然回落的规律是不理性的——在某些地区,继续发展已经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不可能为这些地区提供振兴的机遇,只会让它们在复苏的路上背上更重的包袱。对于某些地区阶段性地出现的经济增速放缓、人口流出等现象,既要深入研究采取对策,也要“平常心”看待。资源、产业和人口按照市场化规律流动,在某些阶段是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过了这个阶段,一旦生产要素价格和边际生产率发生变化,这种资源流动就会重新选择方向。

  

   对于新老更替的经济规律,既不能对抗,也不能消极等待、被动接受,正确的做法是根据新经济发展的规律,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期,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应该更加注重研发、设计、品牌、体验等软价值创造,通过产品创新、内容创新、体验创新来引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创造新需求。在推动传统产业创新转型升级的同时,那些传统产业主导的地区也必须更加重视新经济的发展,从打造软环境、导入软资源入手,渠道培育本地区发展新经济、新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针对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头部化”情况,一定要区分新经济中的“婴儿”和“巨头”,切勿像前些年一样像用支持婴儿的政策来支持新经济领域的巨头,对于头部平台企业既要保护平台或企业的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又对其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予以监管,并兼顾中小企业的平等发展权利;在执法中,则须准确识别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等市场垄断。不仅如此,必要时可以向这些新经济巨头开征“数据资源税”等,用以补偿安置和培训传统产业转岗人员的财政开支。

  

   面对产业分化、区域分化和人口收入分化,仅仅靠财政转移支付是不够的,必须推动更科学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看, 2018年全国31省区市只有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8个省市净转移支付为负,即有能力支持中央和其他省区财政,而其余23个省市区净转移支付均为正数。从除了从再分配和额财政转移支付的角度,要增强中低收入者地区、产业和人口的造血能力之外,还应加大初次分配、三次分配的改革力度,在初次分配中要减少资本和土地要素获得的超额收益,减少头部平台企业的超额收益,提升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的收益;从三次分配的角度来讲,要形成更大规模的可持续社会捐赠机制。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

  

   最后,除了各种扩大就业的政策,还要充分认识到新时期财产性收入对工资性收入的补偿作用,并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很多人看到了资本市场的巨大财富效应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却忽视了资本市场投资机会每时每刻都是向全社会所有投资者开放的现实——财富增长机会不仅仅属于上市公司的创始人、高管和员工,同样可以属于任何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投资者。过去三十年,虽然美国很多家庭的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但美国股市上涨所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却成为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主要收入增长来源之一,从而使很多在传统产业转型中受到冲击的家庭生活水平得以保持和提高,资本市场几乎成了美国最大的社会稳定器;相对而言,中国资本市场1.8亿投资者在总人口的占比还比较低,资本市场带来的收益对于国民收入的普惠性还不够,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定位也偏重融资功能而忽视其投资回报功能——当一个国家进入相对较高的发展阶段之后,不论是对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而言,国民作为股东的资本收益总额相对于工资所得而言必然越来越重要,此时如何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家庭成为中国经济的“股东”、享受国民经济的资本所得,将成为未来经大分化时代的重要社会稳定器。

  

   (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朱长征为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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