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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社会治理再转型

更新时间:2021-05-29 08:49:46
作者: 李友梅  

   摘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由此社会治理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面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将怎样再转型,中国社会学又要站在怎样的方位,以怎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更加贴切地把握和诠释这一过程,这是本文重点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新征程;社会治理再转型;社会学研究新自觉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20ZDA083)的阶段性成果

  

   一、新征程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新起点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把原定于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之后再奋斗15年,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中国从“富国”走向“强国”的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立足高远、求真务实,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并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征程的开启向全党提出,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统筹“两个大局”和两个“深刻认识”是我们对新发展阶段民生保障的短板和社会治理的弱项进行实践“破题”的前提条件,也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精准呼应新征程的新要求。

   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尚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从社会建设实践来看,民生保障还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而这些短板和弱项预示着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着重点的转移。以往,我们更多强调社会治理的供给侧,比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激发社会各主体活力、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重构,如其消费不断由标准化、大批量、排浪式的大众消费快速转向个性化、多样化、品牌化的消费选择,在注重物质消费的同时也重视精神消费,在关注个体生活境遇的同时更加注重碧水蓝天的人居环境和公平、法治、民主的人文环境。需求侧的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出人民群众期待更精致的品质生活、追求更得体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在成为促进供给侧改革创新的力量。

   可以说,人民群众日益向往的“美好生活”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人们的发展预期变会得更丰富且复杂,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增长只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条件和一个方面,后小康时代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必然需要同时应对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公平正义、协商民主、法治保障、公共安全、秩序与活力平衡、健康与环保等多方面的需求带来的新压力,而治理体系对这种压力的管理和调节的经验却不多。“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做出工作部署”(习近平,2020a:8-9)。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与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相互交织、彼此关联。更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中国也正站在两个百年目标的交汇点上,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与全球现代性危机及价值多元化紧密关联。人类现代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度风险社会,风险作为一种重组社会结构的力量也已经出现,其与物质财富分配机制和其他力量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走向(李友梅,2008)。中国是一个高度参与全球流动的超大规模社会,正遭遇的全球性风险包括疾病传播、金融危机、资源断供等,这些风险随时可能通过互联网高速传导至人们的生活世界,引发心理恐慌、信任危机乃至于公共安全风险和政治风险。世界变化之快,连西方人也不禁在感叹西方本身变得不那么西方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信息化之快,使我们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重要挑战。网络社会空间民粹主义的盲目出现、垄断和金融创新的潜在社会风险等带来了各种现实问题:网络社交媒体的高度灵活性和部落化的倾向使公众得以将一些通过传统渠道难以表达的观点,借助于网络上的某些公共话题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中国网络空间似乎构成了民粹主义的土壤;中国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平台企业存在数字规则不健全以及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必须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合理金融创新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由此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新挑战和新责任正在持续考验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和国家对新征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点调整,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于各国人民”(习近平,2020b)。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强国的战略目标及其实践的评估标准绝不只是GDP总量,还要看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是否不断提高,尤其要看大多数中国人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能否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也要成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的过程。因此,对新征程加强创新社会治理的认知不能仅局限于内循环,也要放眼内外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大范围,还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意义的认知有新的自觉。“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要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更好主动办好自己的事情”(习近平,2019:77)。“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认准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习近平,2018a)。习总书记的讲话告诉我们,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持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决心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战略定力。

   中国已经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征程要通过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为高水平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提供重要支持。而这些决策部署的实施不仅要体现出社会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高水平转型,而且更要不断加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民生活更加安宁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社会治理是人们应对社会生活共同问题时调动资源、组织力量、协调利益的一种制度方式。在面向具体问题和实际运行时,社会治理会出现不同的主体构成,不同主体的角色与功能、行为取向和运行原则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特征和基本定位,在此基础上形成功能有序、模式化、比较稳定的相互关系格局。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信仰法治、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守法诚信、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深刻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品格,彰显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治理特色和风范,这对于提升我国应对国际国内新挑战的信心和能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中国现在和未来较长时间内会处于快速转型发展的“变动社会”阶段,中国的社会治理必然面临多种矛盾和张力的复合与叠加,比如:与新技术、新经济相关的重大社会风险和县域为主社会治理层级解决以及统筹重大社会问题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激性处理”和未来价值的“持续性追求”之间的矛盾;追求稳定发展环境的“求稳”和改革创新“求新”之间的张力;在基层治理层面,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纵向整合机制和执政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相互依赖的横向社会协同机制之间如何有效衔接与转换的张力。在现实中,不论何种张力和矛盾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的复合叠加构成了社会治理进一步创新的复杂社会情境。这也意味着社会治理要具有应对和处理多线程、复杂性问题的体制机制以及应急机制与长效机制之间的衔接能力。多种矛盾之间的复合叠加对新阶段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同时,复合叠加的矛盾也对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习近平,2012)。这里的民主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而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多党协商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参与式全程民主。这里的平等也不是简单的机会平等,而是在确保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质平等,是扶贫路上“一个也不能落下”的政治承诺,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在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道路上,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唯有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整体的公共性精神并责任共担地推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才能获得更多积极而稳健的支撑力量。

   总之,新征程较之以往重要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古今中西”的多元化、复杂性以及多种矛盾和张力正以更为错综、浓缩和升级化的形式反映到当下社会治理转型的具体情境之中。这也意味着我国在新形势下加强社会治理转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任务变得更为必要和急迫,而对这一任务的回应既要及时有力,也要将视野拓展到中国与世界互动变化的联系中找准关键议题,才能为助推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的重要支持。

  

   二、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治理再转型

每个国家在社会转型的特定阶段都会需要相应的社会治理,从深层次来看,社会治理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秩序形成的机制和规则。社会转型是指从一种稳固社会发展模式向另一种稳固社会发展模式的整体性转变,而社会治理转型往往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领域已经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社会福利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与综治思维的提出,其回应的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下如何提升公共资源分配效率的问题;第二次转型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回应的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下如何推进利益协调方法,以在经济快速转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李友梅等,201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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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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