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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什么,是什么,干什么

更新时间:2021-05-28 01:24:04
作者: 杨伟民  
有出口订单时,供给体系能满足出口需求;出口减缓时,能迅速转向满足国内需求。这需要一系列的改变,比如,产品标准要与国际通行标准对接,使更多产品既符合国内标准,又满足国际标准等。

  

   2.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

  

   总需求=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出口,国内需求=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出口在我国总需求的占比很高,为28.25%(见表2),2018年降到16.11%,降低了12.14个百分点。外需占比下降,内需比重提高。内需结构的变化是,固定资本形成占比提高较多。2018年,固定资本形成比2007年提高了6.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提高了3.3个百分点,政府消费提高了3.2个百分点。可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取得明显成效,外需占比大幅下降,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依靠内需带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扩大各占一半,但消费扩大中一半来自政府消费的扩大。由于居民消费的基数大,虽然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扩大各占一半,但政府消费的增长快于居民消费,2018年居民消费额是2007年的3.6倍,而政府消费额则是2007年的4.2倍。所以,我们可以说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内需了,但不能说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消费了。

  

  

   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按投入产出表,居民消费占消费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2年的73.3%降到2018年的70.1%,降低3个百分点;政府消费呈扩大趋势,增加3个百分点。因此,我们所说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经济发展越来越主要依靠消费带动,其实是政府消费扩大的贡献率更大,居民消费扩大的贡献率较少(见图5)。

  

  

   按支出法,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变动与投入产出表中的变动趋势相同,两种方法的数值和年度间的波动略有差异。按支出法,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从2002年的73.65%降至2018年的69.97%,减少3.68个百分点,政府消费从2002年的26.35%提高到2018年的30.03%,提高3.68个百分点(见图6)。

  

  

   政府消费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保障政府运行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教育、卫生、科技、交通、城市公交、农业服务、水利、环保、文化、金融、邮政等行业的公共服务。2018年,政府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教育三个行业的消费分别为6.9万亿元、2.39万亿元、2.27万亿元,分别占政府消费的46.58%、16.10%、15.29%,三个行业的政府消费占政府消费的78%(见图7)。

  

  

   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2002—2018年,城镇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减少10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城市化的结果,城镇居民消费占比提高与城镇人口增加高度相关,其相关系数是0.9483。农村消费占比降低与农村人口减少高度相关,其相关系数是0.9469。所以,实行积极的城市化战略对扩大消费的效果十分明显(见图8)。

  

   从居民消费的行业结构看,城乡居民对房地产、教育、医疗卫生等的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较高,城镇和农村居民对房地产的消费均占12%以上,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消费占4%—6%,排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前四位,说明社会上反映的制约居民消费的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是有宏观数据支持的。城乡居民消费也有一些不同,城镇居民对餐饮、居民服务、保险、汽车、银行等行业的消费相对较多。农村居民对农产品、肉类和畜牧产品、其他食品、零售、批发等行业的消费相对较多,反映了城乡之间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更高级一些。所以,城市化不仅有利于在总量上扩大消费,也有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见图8)。

  

  

   居民消费的行业结构是变动的。2018年与2002年相比,居民对房地产消费的比重快速提高,从2002年占居民消费的8.32%,提高到2018年的12.95%,增加4.63个百分点,既反映了居民对住房需求十分旺盛,也反映了房价“蒸蒸日上”。居民消费占比提高的还有保险、汽车、肉类、卫生、金融服务、娱乐、教育、通信设备、住宿餐饮、航空旅客运输、医药等,居民消费占比下降的主要是农产品、植物油、烟草、家用器具、批发零售,反映了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大趋势(见图9)。

  

  

   扩大居民消费,要提高居民消费率。但2013—2019年,全国居民的消费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呈下降趋势,主要是城镇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所致(见图10)。城镇居民消费率由2013年的69.85%下降到2019年的66.25%,同期,农村居民的消费率由79.28%提高到2019年的83.19%。城乡居民消费率呈反方向变动,可能同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背负着高房贷有关。上海、北京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最高,但房价也是最高的。2019年,北京的居民消费率比2013年降低7.94个百分点,同期上海的居民消费率降低6.41个百分点,大大高于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降幅3.58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率下降,应该主要不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结果,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还占绝大部分。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扩大居民消费,而不是政府消费和投资需求,居民消费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要提高居民消费的比重,降低政府消费的比重。要把城镇化的重点真正放在人口城镇化上,让更多的人口真正融入城市,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也有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并带动供给结构升级。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在外来人口较多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该建立租购并举、以租为主的住房体系,大幅度增加租赁住房供给数量,减轻城镇居民高房价高房贷压力,稳定或提高居民的消费率。通过放宽市场准入等,增加优质教育医疗供给,降低教育医疗价格,减轻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重点是降低公共管理行业就业人员的增长速度,公务人员可以增长,但其增长速度不应超出全社会就业人员增长速度。2018年,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增加值是3.55万亿元,其中,82%是劳动者报酬,即“人头费”。2003年以来,尽管进行了几轮政府机构改革,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仍从2003年的1171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990万人,增加了70%,高于所有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增幅56%。

  

   3. 构建向居民倾斜的收入分配格局

  

   分配格局决定内需格局。政府和企业得到的收入多,就会形成政府消费和投资需求为主的内需格局。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48.38%,提高到2018年的51.5%。生产税净额占比的总趋势是下降的。固定资产折旧在年度间有波动。营业盈余占比在2007年达到最高的30.2%,2018年降到23.5%(见表3)。

  

  

   本文重点分析劳动者报酬。在同一投入产出表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差别较大。2018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1.5%,而居民消费占比为31.85%,相差近20个百分点。原因之一在于劳动者报酬的口径偏宽。劳动者报酬,包括了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障费、住房公积金等,还包括了个体经济所有者获得的劳动者报酬和经营利润(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12月第一版)。其中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属于政府消费,不应包括在劳动者报酬中。如教育中的大部分也属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但政府非教育经费未包括在劳动者报酬中。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障费和住房公积金的结余部分,也不应该是当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是政府收入,只有当期支付给居民的社会保险支出和住房公积金支出才属于居民可支配收入(2019年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1.66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9.7万亿元,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额2.37万亿元)。劳动者报酬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目前的口径,不能反映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

  

按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口径计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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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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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第11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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