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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秦子忠:儒家自由主义辨析

更新时间:2021-05-27 11:50:44
作者: 姚洋 (进入专栏)   秦子忠  
让所有人都实现自己的抱负?

   自由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在西方起自于启蒙运动下个人自主表达的需求,在中国则是西学东渐中不同文明对译下的新观念。但是就它指向的自主空间而言,则与人类社会相伴随。当自由成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时候,它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诸多自由概念及其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规范其所珍视的那个自主空间,并且在它们之间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

   据此而言,自由主义是关于自由概念及其理论的总名,在这个总名之下,有多个自由理论派系,如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的自由主义等,而作为对自由主义的整体性超越,当属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拒斥自由,而是认为自由主义在保障和提升自由上做得不够。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建制只是保障形式自由的平等权利,却允许实质自由的不平等,即在实质上只是保障了少数人而非所有人的自由。

   经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双重批判后,人类社会结构在不同方向上有所改变或调整,自由主义在回应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其叙事也从原先注重个体价值(自由、尊严等)、个体自决(自主、选择等)拓展至注重个体价值、个体自决和平等主义。如今在自由主义谱系中,左翼自由主义已占据主导位置,但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也得以集中体现。如果不跳出自由主义,要想找到逻辑上一致,且现实中可行的方案,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调和平等主义与个体价值以及个体自决能力实质上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在多大程度上实施平等,是自由主义左右两翼无休止争斗,甚至诉诸战争的根本原因。19世纪马克思主义与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对立,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今天西方社会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社会应该实施多大程度的平等。

  

   三、相互责任下的个体价值

  

   个体价值是自由的内在价值基础,它在儒家那里存在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这里分别从个体价值的根源、内涵和实现三个层面来阐述儒家视域中的个体价值。在个体价值的根源上,与西方同时期诉诸神灵理念不同的是,先秦儒家已挣脱神灵的束缚,直接诉诸人性的自然倾向。

   不论是孔子的“仁学”,还是孟子的“四端说”和荀子的“积伪说”,都聚焦于人性的自然倾向,都认可每个人成仁的可能性,因而在成圣成贤的意义上肯定了个体价值。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的“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等相关论述,不仅在状态上确立了贤能指向,而且在过程上明示了成圣成贤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另一方面,“克己复礼”“为己之学”“求其放心”和“化性起伪”等论断,则显示了个人在成圣成贤过程中所蕴含的主体性。

   在将自由的基础落实为个人的主体性及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上【13】,儒家无疑大大超前于自由主义,后者是在启蒙运动反对神权和君权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在神权下,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是侍奉上帝,并等待上帝的最终审判;除此之外,人没有任何世俗的激励和目的。儒家从对人性的自然观察出发,为个人设定了一个世俗的目标,因而给个人提供了极大的激励。

   如前所述,儒家承认了人性在道德潜能上的相近性,但后天努力不同导致个人在成圣成贤上的不同——它蕴含在“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一论断之中。在对这一论断的阐述中,美国学者华霭仁(Irene Bloom)如此写道:“就孔子而言,认识到普遍人性和相似的道德潜能,并不意味着许诺最终的平等对待,因为他认识到在人发展的过程中包含了许多可变因素,可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这一论断的两个方面——肯定人类基本相似性和承认他们后天的差别——同等的重要。”【14】

   所以,儒家认可个体价值潜在的同一性,但对个体价值实质性的同一性表示沉默,把它让渡给个人的努力。这是儒家与自由主义之间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也显示了儒家中庸调和的一面。在应然层次,儒家承认个体价值的同一性;在实然层面,儒家把个体价值交到每个人自己的手里。然而,与自由主义一致,儒家肯定个人追求,而且,在下面的意义上,儒家强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把价值的同一性当作给定的,因而并不给予个人努力的激励,儒家则鼓励个人为成圣成贤作出最大的努力。

   这个区别在现实中具有极大的意义。自由主义为社会提供一个美好图景,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把这个图景映射到现实中去,因而才会产生我们熟知的西方社会在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的割裂。儒家没有为社会规定一个美好的结果,只是为社会提供一个同一性的起点,而把结果寄托在个人的努力上面;由此,儒家实现了理论和现实的统一。

   然而,要调和儒家个体价值与自由主义的个体价值,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儒家肯定个体价值,是出自维护秩序的需要,还是如自由主义那样,把它作为一个先定条件?自由主义从个人出发,然后推导出社会;儒家呢?由于历史上儒家学说被用于国家治理,而在中国的语境里,这相当于为统治者服务,因此,回答下面的问题是有意义的:儒家推崇个人成就因而肯定个体价值,是为社会秩序服务的,还是把个体价值作为和社会秩序并列或从属于社会秩序的目标?答案是,兼而有之。

   社会秩序是什么?从孟子的论述来看,大致相当于他所说的自然爵位和社会爵位。在评述古人和时人对待二者的差异上,他的主张是:应当以修养自然爵位为根本,而非以修养自然爵位作为获得社会爵位的手段。他如此写道:“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自然爵位内在于每个人的四端,外显于每个人修养以成圣成贤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在成仁维度上是同一的,但是在修养维度上是有差别的,因而在成圣成贤上存在人际差异。就成圣成贤的实质而言,就是持守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因此个体价值的实现在理想上与对社会秩序的遵守、社会价值的成就是相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并没有淹没个体价值,而是尊重个体价值。在论及伯夷、伊尹和孔子三位圣人的共同点时,孟子如此写道:“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

   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注意到了个人责任的相互性。对于子张之问政,孔子答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这一回答可以引申为臣民履行的职责。但是,臣民履行职责的前提是君主亦履行其职责,持守道义,用孔子分别回答齐景公、季康子之问政时的话来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孟子更明确地阐述君臣的相互责任,他如此写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并且,如果君主丧失仁义持守,那么君主不过一独夫而已,臣民不但可以不听其号令,甚至可以将其诛杀。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答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从以上论述来看,个体价值的实现就在于对各自责任的履行,并且在履行各自责任的过程中成就个体价值。反之,如果此方不履行其责任,那么彼方不履行相应责任就是合理的。在这个意义上,君臣父子等角色是礼之结构所内含的;在其中,角色的责任不仅是相互构成的,也是相互成就的。从君主与个人关系来看,君主作为道义秩序的化身,“忠君”不是个人对个人,而是个人对道义秩序的维护,因此,如果君主丧失对道义秩序的持守,那么“忠君”便转为孟子所言的“诛一夫”。

   由此来看,儒家不仅肯定个体价值,而且肯定上至君主,下至臣民的个体价值在成圣成贤意义上的平等性。这区别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先天性的人的阶级差异。尽管在轴心时代中西哲人都不可能超越其阶级社会属性,但孔子和孟子看起来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能够给予个体价值以肯定与尊重。

   映射到今天的世界,我们不得不说,儒家在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上持有模糊的态度。但这种模糊,实质上反映了人类社会面对的一个永恒矛盾。正如经济学家阿罗的经典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体价值》所揭示的那样,基于个体价值的社会选择不总是符合理性的要求。换言之,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

   在西方,继罗尔斯自由主义之后出现的社群主义意识到了这一冲突,试图用社群价值来对罗尔斯自由主义进行修正。20世纪的新儒家则试图引进对权利的论述来改善儒家对这一矛盾的处理方式。他们“从中国已经内蕴而未能发出的处所将其迎接出来,以与西方文化相融通,这是敞开东西融通的一条可走的路”【15】。

   在关于权利的正当性基础上,西方先是诉诸上帝,在“上帝死了”之后才诉诸原子化的个人,而儒家直接诉诸社会关系和秩序中的个人。从现实层面而不是纯哲学层面出发,也许我们就不得不接受儒家在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模糊态度,在动态过程中不断改变二者之间的平衡。

   近现代儒家在这方面作出过表率。近现代中国遭遇民族危亡的经历,让现代儒家(如张君劢)普遍对蕴含在儒家传统里的社会价值持有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他们虽然给予个体价值以优先性,但是没有否定社会价值在一定范围内对个体价值的干预性,这让他们的相关理论始终存在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张力。在当前以民族国家为主权单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这个张力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学说对此视而不见,反倒成为它走入死胡同的原因。

   在儒家关于人性的关系性理解中,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促成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亦是彼此构成的。据此,那种以自私或无私来诠释中国人的个体价值的做法,是以不恰当的方式划分私人和公共、个人和社会,而无视中国传统中个人的不可化约的关系性。

   汉学家安乐哲深刻洞悉这一点,当他论及中西在权利议题上的差异时,提醒西方诠释者注意:“将无私的理念赋予中国传统的西方诠释者,往往将国家与个人看作是对立的,这一观念在我们这里将自由民主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家区分开来。但是这个模式很难照搬到中国来,对中国人而言,自我实现既不需要高度的个人自由,也无须屈从于公众意志,而是成员间的一种互利互惠,他们处于相互忠诚与责任之中,被这种忠诚和责任所环绕、激励,并确保了个体价值。”【16】

   由此牵扯出当代人对儒家群己权界模糊的批评。的确,儒家没有意识到建立保障个体价值的权利体系的必要性。中国传统社会缺失权利保障架构,因而不能保障个体价值免于屈从社会价值,这是值得当代儒家注意的问题。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里,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相反,现代儒家需要创造性地阐述和引申传统资源,以滋养现代社会。如哈耶克所说:“一个成功的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将永远是一个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到传统制约的社会。”【17】

   最后,在讨论儒家个体价值的时候,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家庭和男女平等。在先秦儒家生活的时代,“家”只意味着男人,女人不过是男人的从属。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苛求古人是不公平的,横向的比较可能更有意义。就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而言,孔子和同时期的柏拉图都缺失对女性权益的考虑,只是原因不同。

柏拉图在平民、护卫者、哲人王之间作了区分,女人虽然和男人一样可以成为护卫者,但护卫者(包括哲人王)阶级实行“共产公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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