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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秦子忠:儒家自由主义辨析

更新时间:2021-05-27 11:50:44
作者: 姚洋 (进入专栏)   秦子忠  
我们日常必要的那些好东西,几乎全是依照这个方法,从别人手里取得的。我们所需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恩惠,而仅仅是出自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考虑,我们不要求助于他们的爱他之心,只要求助于他们的自利之心。”【8】

   在承认个体价值的基础上,个体自决就成为自由主义的下一个必然选择。不可否认,社会里有好心人,也可能存在好人政府,一个人把自己的幸福托付给好心人,或者民众把自己的福祉托付给好人政府,都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这样的选择面临两方面的危险。其一,他人不可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需要什么,他人的好心未必能够提高我的福祉;其二,万一他人不是好人,我就会陷入被他人愚弄,甚至压榨的境地。

   后者正是洛克对霍布斯的利维坦的批评:人们愿意脱离自然状态,把自己置于利维坦的掌管之中,就好比“他们注意不受狸猫或狐狸的可能搅扰,却甘愿被狮子所吞食”一样愚蠢。既然个体价值至高无上,一个人就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他不得不让渡部分权力给政府,也要把政府置于他的监督之下。

   最后,平等主义是对个体价值和个体自决的一种保障。如果人与人在个体价值和个体自决方面可以是不平等的,那么,个人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比如,如果一个人的价值高于其他人,那么,为了保障他的价值,他人的价值就往往需要作出牺牲。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比其他人的生命更重要,医院就要为他提供超出常人的投入,因而难免会占用其他病人的资源,从而侵犯了他们的个体价值。同样,如果一个人的自决权高于其他人,那么,他就可能用这个权力去挤压他人的选择集,缩小他人的自决权。

   所以,平等主义具有保障个人自由的机械性作用。另一方面,平等主义对于自由也起到“装饰”作用。如果自由项的分配可以是不平等的,自由主义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项较少的人难免会问:“为什么我的就比你的更少?”平等主义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同一性,消弭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也消弭了人与人之间的猜忌。

   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主义三原则是应然判断,即“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判断,不是实然判断,即“世界是什么样的”判断。从上面的论证来看,它们在应然层面具有逻辑的自洽性;然而,在实然层面它们之间却存在矛盾,特别是在平等主义与前两个原则之间。在现实中,个人所拥有的价值和自决能力往往是不平等的。这个判断不仅适用于绝对的价值和自决能力,而且也适用于亚里士多德比例原则意义上的价值和自决能力。

   这里的个体价值不应该是抽象的价值,比如在上帝那里的价值,也不应该是个人赋予自己的价值。我们要讨论的是实在的价值,市场给一个人的定价、社会的评价、生命的轻重等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市场的最大好处是产生价格,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生产和消费的准确信息。在完备市场下,市场对劳动者的定价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原则,即高能力或高付出的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报酬。

   然而,在现实中市场几乎总是不完备的。比如,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如果能去华尔街做金融工作,就可以轻松地获得两倍于他去工业界做技术员的收入。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金融处理的是别人的钱,为避免雇员的道德风险问题,公司必须付给他们超额的工资。公司无法消除因雇员的道德风险所造成的潜在损失,因此金融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备的。

   在这个例子里,同一个人在金融界和实业界所获得的价值是不同的。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即使是在完备的劳动力市场中,也存在“长边”和“短边”,前者指处于供给或需求过剩的一边,后者指处于供给或需求短缺的一边。根据供需关系原理,占据短边的市场参与者——往往是作为劳动力需求者的企业——就拥有了一定的权力,可以对居于长边的市场参与者——往往是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施加影响【9】。

   比如,在历史上的农村地区,工作机会有限,无地的农户完全靠给地主做佃农谋生,因为人数众多,他们处于土地租赁市场的长边上,而地主处于短边上,地主就可以利用因此产生的权力,把土地规模划小,租给更多的农户。为了养活一家人,农户就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劳作,以期在较少的土地上生产尽可能多的粮食。这种自我剥削机制广泛存在于前现代的农村地区【10】。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发现了市场中存在的这种权力,并由此发展出劳动异化理论。马克思认为,在雇佣市场上,工人处于不利地位。资本家的利润上升了,工人得不到好处,而当资本家的利润下降时,工人一定跟着倒霉。因此,“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1】。

   工人生产的产品被资本家所占有,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发给工人工资,工人的生产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即使我们不像马克思那样,讨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即使我们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原则,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原始资本主义贬低工人的价值。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赤裸裸的压榨已经不常见了,但是,劳动者价值的扭曲仍然广泛存在,想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失业者就会明白这一点。

   即使能够找到市场的替代物,社会(基于比例原则)要赋予每个人同等的价值也是困难的。试想,一位出生在贵州山区农民家的孩子可能拥有150的智商,但是,因为他家太偏僻了,那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智商为何物;而且,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因而那里的小学教学质量很低,老师也没有发现这个孩子的高智商,

   所以,这个孩子最终还是重复他父母的生活,一辈子在深山里做农民。没有什么外力阻止这位天才孩童实现他的价值,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社会系统使然。我们迄今还没有找到一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每个人应该发挥的价值,今后恐怕也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还要孜孜以求地提出各种方案,以期平等地实现每个人的价值的原因。

   社会机制具有贬损个体价值的一面,同时也有夸大个体价值的一面,特别是在自由主义的学说中。“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很有道德感召力,但一般人都忘记了,这是一个应然判断,不是对人的实然描述。在西方社会,孩子们总是被告知,他们不比其他人差,他们具有无限的潜力。

   作为一种教育方式,这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而且也是中国的教育体系应该学习的地方。然而,孩子们长大之后就会发现,许多人都比自己好,“天空才是你的上限”只是一句空话。他们不得不调整心态,最终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度过平凡的一生。

   可以说,一个人对自己的价值判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注定是人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顾长卫导演的处女作《孔雀》给我们揭示了这一残酷现实。电影里的姐姐,年轻的时候发誓要当伞兵,憧憬在蓝天翱翔的姿态,但最终她不仅没能当上伞兵,而且和一个平凡的人结婚、离婚,碌碌无为地度过半生。在电影的结尾处,“我”陪着她蹲在菜市场的地上挑西红柿,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这一幕,足以让观者痛彻心扉。

   如果电影观众觉得姐姐的一生没有什么可惊叹的地方——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实现年轻时候的理想——那么,大哥的恋爱就把观众推向一个道德两难的境地。大哥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智力受损,处处受人欺负,可是,他竟然爱上了“厂花”,举着一只向日葵到厂门口去等“厂花”。观众的第一反应是哈哈大笑: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顾长卫在这里给观众安排了一个黑色幽默,在博观众一笑的动机背后,他恐怕是要观众去思考一个问题:难道一个傻子就没有爱上“厂花”的权利吗?直觉告诉我们,傻子配不上“厂花”——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原则。但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承认,傻子配得上“厂花”,因为他的价值不应该因为他的智力而打折扣,而“厂花”的价值也不应该因为她的美貌而产生溢价。自由主义的价值平等原则在这里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如果说个体价值的贬损和社会有关,那么,个体自决能力的贬损就既和社会有关,也和个人有关。在社会层面,即使不存在明显的强制性外力,一个人的自决能力也可能显著地低于其他人。

   《白毛女》这部戏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注脚。这部戏的场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华北地区。杨白劳是一位没有土地的农民,靠给地主扛长活养活自己和女儿喜儿。在开春的时候,他向地主黄世仁借贷,允诺年底的时候还钱,否则喜儿就去黄世仁家做丫鬟。实际上,黄世仁是给杨白劳设了一个圈套,目的是霸占喜儿。不出所料,杨白劳到年关的时候没钱还给黄世仁,黄世仁带着狗腿子穆仁智堂而皇之来要喜儿。

   乡亲们来了,喜儿的相好大春也来了。穆仁智掏出驳壳枪,乡亲们不怕;但当黄世仁掏出杨白劳按过手印的契约的时候,他们却都后退了。喜儿成了黄家的丫鬟,为躲避黄世仁的蹂躏,她逃到了深山里,成了白毛女。乡亲们为什么在契约面前退缩了呢?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契约是杨白劳出于自愿所签。用自由主义的话来说,杨白劳具备自决的能力,因而契约是平等的。

   但是,这个判断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如果卖儿鬻女都可以是公平的买卖,那这世间还有什么不是公平的呢?我们的回答是,杨白劳具备自决的能力,但是,他的选择集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只剩下变卖喜儿一个选择。所以,他和黄世仁之间看似公平的契约,背后是两个人之间在选择集上天壤之别的差距。

   这个差别与他们两个人本身没有多少关系,而是社会制度造成的。黄世仁拥有土地,可以靠高利贷生活,而杨白劳是无地的农民,靠出卖劳动力生活。这是当时中国北方农村延续了几百年的制度安排,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等到共产党完成土地改革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农民不再会因为没有土地而落入窘迫的境地。

   撇开社会,个人的自决能力还与个人的境遇及努力有关。出生于优越家境的孩子,因为耳濡目染,他的判断力就可能超越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反过来,一个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超越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政治领域,一些人对政治抱有很大的兴趣,另一些人却更愿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些人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另一些人则更可能听信政客的游说;一些人明辨是非,另一些人则容易被谣言所蛊惑。

   因而,要求所有人具备同样的参政能力是不现实的。美国的宪法制定者们理解这一点,所以才设立了选举院制度,把选举总统的任务交给少数精英来完成。但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会赞成美国国父们的观点,面对他们的精英主义制度设计,他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对人生而平等原则的践踏。”

   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会承认个人决策能力的不同,但他会坚定地捍卫每个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一个人可以不使用他的权利,但是社会不能剥夺他的权利。在通常情况下,这个信念对于防止个人独裁或少数人的独断专行是必要的,但如果把它推向极端,民粹主义就不可避免。

   自由主义尝试解决上述矛盾的办法,取决于其政治倾向。右翼自由主义者秉持古典自由主义的信条,把平等严格地限定在程序方面,而把对自由的保护限定于被动自由。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平等主义与个体价值及个体自决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是以程序平等来压制个体价值和个体自决方面的平等。比如,诺齐克以应得之物定义分配正义,其核心之一是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原则,而正如前面举的《孔雀》的例子,这必然要求我们承认,一些人的价值低于另一些人。

左翼自由主义者则采取激进主义的进路,以扩大平等的方式实现个体价值和个体自决。比如,森提出能力学说,要求政府和社会把注意力下沉到每一个人,根据个体的需要提高他的基本能力,助力他实现有价值的个人目标【12】。左翼自由主义者把这样的政府和社会政策归纳为“敏于志向,钝于禀赋”的政策,听起来非常振奋人心,但实施起来却面临巨大的难度。我们如何知道每个人的需求?政府和社会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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