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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裕焜:《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更新时间:2021-05-27 09:08:15
作者: 齐裕焜  

   《红楼梦》对小说传统的写法有了全面的突破与创新,它彻底地摆脱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艺术,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和把握现实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他所遵循的创作原则。他首先批评了那些公式化、概念化、违反现实的创作倾向,认为这种创作远不如“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创作的作品“新鲜别致”,那些“大不近情,自相矛盾”之作,“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他既不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著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作品“如实描写,幷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从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中,显示出那种富贵之家的荒谬、虚弱及其离析、败落的趋势。他所写的人物打破了过去“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使古代小说人物塑造完成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红楼梦》又不同于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作者是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使作品婉约含蓄,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它不像过去的小说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写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心理、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整部小说雄丽深邃又婉约缠绵,把中国古代小说从俗文学提升到雅文学的品位,成为中国小说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

  

   作品借景抒情,移情于景,从而创造出诗画一体的优美意境,把作品所要歌颂的爱情、青春和生命加以诗化,唱出了美被毁灭的悲歌。“慧紫鹃情辞试莽玉”,致使宝玉大病之后对黛玉越发痴情。当他看到山石后面那“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杏树,先是“仰望杏子不舍”,接着又对岫烟择夫之事反复推求,“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正在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于是,触景生情,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这里的景不过是一柳一杏一雀而已,却挑起了宝玉多少情感活动,把潜伏在心底的意识也给唤醒,从而使宝玉对黛玉的痴情,对一切事物充满怜爱之情的性格特征,得到了诗意的描绘。当黛玉被无意中关在怡红院外,独自在花荫下悲戚之时,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无情的花鸟经过移情于景的艺术描写,便有了人的灵魂、人的感情,把黛玉那难以言传的苦情愁绪,淋漓尽致而又含蓄委婉地表达出来。作者将诗化的山水和人物的精神面貌相互融合,创造出许多优美的意境。比如黛玉葬花时的飞燕飘絮,衬着落花流水;宝黛在沁芳闸同读《西厢》时的落红阵阵,衬着白瀑银练;还有湘云醉卧石凳的红香散乱,衬着蜂蝶飞舞;宝琴折梅时的红梅衬白雪;女儿联诗时的冷月衬着鹤影等等,诗境入画,画中有诗,从而使人物更添神采,景物更具气韵,作品的叙事由于渗入了抒情因素更具有一种空灵、高雅、优美的风格。

  

   象征手法的运用,引领读者伴随弦外之音,去参透人生的奥秘,也使作品像诗一样具有含蓄、朦胧的特点,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引起几百年来不断的猜想、思索,成为长久的探索的课题。《红楼梦》里的象征除一般的观念象征,如用翠竹象征黛玉的孤标傲世的人格,用花谢花飞、红消香断象征少女的离情伤感和红颜薄命之外,更有创造性的是整体象征和情绪象征。整体象征如石头,既是石又是人的双重含义,造成了小说双重层次的艺术世界,一个是以人间故事为代表的写实的具象世界,一个是以石头阐明的意象世界,两者的复合和交织,便使作品所提供的美学启迪意义呈现出多义性。情绪象征如三十六回,宝钗独自走入怡红院,宝玉正在午睡,袭人坐在身旁替他做兜肚,上面绣着一对鸳鸯。宝钗和袭人闲聊几句后,袭人有事走开,“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纔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这时黛玉、湘云从窗外走过,看着这种情景,忍着笑走开了:

  

   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

  

   这里包含着许多供人们思索的问题:宝钗是有意还是“不留心”地坐在宝玉身旁?宝钗为什么看见绣鸳鸯的兜肚觉得特别可爱而“不由的”拿起来代绣?宝钗坐在宝玉身旁想些什么?宝玉梦中的喊骂是与宝钗的心理活动暗合的吗?宝玉的梦中喊骂是他内心活动的流露吗?总之,这里不仅表现出宝玉、宝钗、黛玉和湘云之间微妙的感情纠葛,而且预示着宝玉和宝钗“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的婚姻悲剧。这样的情绪象征,激起和唤醒了某种感情或意绪,如果不追寻梦境与人物关系史的隐密关系,就难以破译这种象征含义。

  

   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多条线索齐头幷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青埂峰下的顽石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又由一僧一道携归青埂峰下,这在全书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的结构。在这个神话世界的统摄之下,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为舞台,着重展开了宝、黛爱情的产生、发展及其悲剧结局,同时,体现了贾府及整个社会这个现实世界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从爱情悲剧来看,贾府的盛衰是这个悲剧产生的典型环境;从贾府的盛衰方面看,贾府的衰败趋势促进了叛逆者爱情的滋生,叛逆者的爱情又给贾府以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它的败落。这样全书三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叉重迭的宏大结构。《红楼梦》众多的人物与事件都组织在这个宏大的结构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筋络连接,纵横交错,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它像用于条万条彩线织起来的一幅五光十色的巨锦,天衣无缝,浑然天成,既像生活本身那样丰繁复杂,真实自然,又笼罩着一层真真假假、实实幻幻的神秘的面纱。

  

   《红楼梦》采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注此写彼,手挥目送”的方法,使每一个情节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故事和画面之间的转换非常自然,不着痕迹。例如,周瑞家的送宫花介绍了宝钗不爱花儿粉儿的性格;见到了香菱,交代了葫芦案里英莲的下落;见到惜春与智能,伏下了惜春出家的结局;最后送到黛玉处,黛玉多心而尖刻的性格跃然纸上。不但一个情节起多方面的作用,而且情节之间的转换又非常自然。又如芒种节那天,大观园的姊妹们在一起,独不见黛玉,宝钗找到潇湘馆处,半路上飞来一双“玉色蝴蝶”,于是有了宝钗扑蝶,她追踪到滴翠亭旁,又引出小红与坠儿的私情话,小红中了宝钗的“金蝉脱壳计”后,正担心黛玉听了她的私情话,忽见凤姐在山坡上招手叫她,于是引起小红去取工价银,回来不见凤姐,碰到晴雯、碧痕,受到一顿奚落,至此,作家撇下宝钗把笔锋向别处暗转,又通过小红寻凤姐把读者带到稻香村,生动地描写了小红的伶俐口才,至此稍作一顿,又转到潇湘馆去,终于引出黛玉葬花。由寻找黛玉到黛玉葬花,中间情节、场景多次转换,不断地推进情节的进展,在情节进展中展开了宝钗、小红、凤姐、晴雯、黛玉的性格描写。情节转换和运转就如同百道溪流时分时合地顺着一个方向蜿蜒流泻,只见奔流而不见生硬、中断或牵合之处。

  

   《红楼梦》把大小事件错综结合着写,小矛盾凝聚成大矛盾,小事件积累成大事件,一段平静生活之后,就有一个浪头打来,虽然都是日常的生活,但仍是波澜起伏、情趣盎然。在宝玉挨打之前,先写了茗烟闹书房、叔嫂逢五鬼、宝玉诉肺腑、蒋玉菡赠茜香罗、金钏投井、贾环告发等,使宝玉挨打成为集结了许多矛盾的大事件。挨打之后引起袭人进谗言、晴雯送手帕、黛玉题诗、宝钗送药、薛家兄妹争吵等一系列事件,展开了宝玉与贾政之间不同生活道路的冲突,揭示了嫡庶之间、夫妻之间、母子之间的矛盾,刻画了许多人物的性格,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和生活场景的转换。《红楼梦》就是以元春探亲、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黛死钗嫁等重大事件为分水岭,把大大小小的事件和人物组织起来,条理清晰,首尾连贯,各个事件互为因果,连环勾牵,毫不间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线索可以从这幅天然的织锦中抽得出来。刘姥姥三进大观园,贾府里宝钗、凤姐、宝玉、贾母四个生日的安排,都起了重要作用,标志着爱情婚姻悲剧和家庭衰败的过程。甚至整个大观园的景色,也随着贾府的盛衰和宝黛爱情悲剧的发展而变化。当贾府兴盛,宝黛爱情萌芽时,大观园里是“花光柳影,鸟语溪声”,“一切沐浴在春光里”;当贾府盛极将衰,宝黛爱情成熟时,正是闷热而令人烦躁的夏天;到了贾府日见衰败,宝黛爱情因得不到家长的支持陷入困境时,萧瑟的秋天已经来临,“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到了这个彻头彻尾的悲剧结束时,“落叶萧萧,寒烟漠漠”,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贾雨村一头联系着甄士隐,一头联系着贾府。他们两人升沉好坏,出世入世两相对照,甄贾二宝玉又两相映衬,使作品呈现出亦真亦假的变化,使神话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迭映交融,形成一体,对全书作出理性的阐释。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由说书发展而来,因此,说书人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红楼梦》虽然还残留了说书人叙事的痕迹,但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作者退隐到幕后,由作者创造的虚拟化以至角色化的叙述人来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自觉采用了颇有现代意味的叙述人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变,既便于作者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又便于作者根据不同的审美需要和构思来创造不同的叙述人,有利于体现作家的个人风格,有利于展示人物的真实面貌,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而深刻的心理描写,达到人物个性化的目的。

  

   《红楼梦》不但在叙述者问题上突破了说书人叙事的传统,而且在叙述角度上也创造性地以叙述人多角度复合叙述,取代了说书人单一的全知角度的叙述。叙述人叙述视点的自由转换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例如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荣国府,从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在此基础上,穿插了初进贾府的林黛玉的视角,通过她的眼睛和感受来看贾府众人,又通过贾府众人的眼睛和感受来看林黛玉,叙述人和叙述视角在林黛玉和众人之间频繁地转移。而林黛玉与宝玉的见面写得尤为精彩:

  

   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一个年轻的公子……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这是黛玉眼中的宝玉,接下去,写宝玉眼中的黛玉:

  

贾母因笑道:“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妹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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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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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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