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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庞朴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议发言

更新时间:2021-05-26 14:37:34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庞公去世以后我写了一个小文章,在《文史知识》上发表了。其实那个文章我在庞公去世后就写了,没有急着发表,想看看山大或是哪儿是不是要编个论文集,一起集中地来纪念庞朴先生。后来我也没有收到邀稿信,就先独自发表了,主要就是谈谈九十年代与庞公的一些交往。

   今天上午不是有同志说庞公“独学无友”嘛,我想可能庞公从个人学术渊源来讲,不像我们这样的,在大学里念研究生时有导师,但其实庞先生跟一些老师辈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我看庞先生跟张岱年先生的关系就不一般。大家可能没注意,就是张先生去世了以后我编了一本叫《不息集》,庞先生就有一篇文章,就是讲七六年的事。庞公不是七六年到北京吗?说张先生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当然这是他先去看张先生,张先生就回拜他。还有,七九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会,具体什么会我现在记不清了,有可能是中国哲学史学会刚成立回到北京开的一个座谈会。座谈会上张先生先讲话,讲话以后就让大家发言。一开始没有人马上说“我说”,就有那么一两分钟没有人发言,于是张先生就点名:“庞朴,你说吧。”可见张先生跟庞朴比较熟,也比较信任。也可以说那个时候张先生对庞朴此前发表的文章比较欣赏,我相信还不是孔子的那个文章,应该是他讨论五行的文章,张先生比较欣赏。张先生是二零零四年去世,零五年因为买了墓园,有雕塑家给立了像,骨灰安放仪式就在那里。当时像我们这样的门弟子肯定在场,包括羊涤生等,还有谁呢?就是庞朴先生。照相的时候,张先生的铜像在中间,我在左首,庞先生在右首,这么照的相。可见庞先生跟有一些老一辈的先生其实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也不会找到庞先生去,庞先生也不会去,就跟我们作弟子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提供这一个信息吧。

   我要讲的一个什么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八十年代庞先生的作用。我想把这个问题提的更加具体一点,庞先生不仅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引领者。他在文化讨论的角色,大家只是说他是一个文化讨论的推动者,我觉得这个定位还不是特别明晰,我的界定是,他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先觉者。从八十年代前期,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八五年,文化热真正应该是八五年开始的,八四年底到八五年开始。像中国文化书院是汤一介先生、庞朴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做的。中国文化书院在文化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以前是我最先写的文章,把《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书院放在一起,我把《走向未来》叫做主张科学精神,把《文化中国与世界》叫做突出文化意识,中国文化书院就是关注传统。但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书院里各个学者的文化观念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李泽厚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那时候他们的主要观念,我觉得是比较靠近启蒙一路的,或者叫做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而不是对儒家文化价值有同情的了解。庞先生的角色和思想则是偏于同情了解的,但是这不是文化书院全体的倾向,文化书院里还有老包呢。庞先生是在最这边,像老包是在最那边的,后来汤一介先生讲过,他说在文化书院内部,庞朴是保守的,包遵信他们是激进的。所以从这话可以看出来,在文化书院里,庞先生的立场,是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都接受的,就是对儒家文化意义价值比较有同情了解的。这在那个时候应该还是非常少的。当然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这样的人慢慢的多起来。

   庞先生的文化主张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认为这应该是八五年,要说这个转变呢,先得说前面。前面就是办《中国哲学》初期那段,广辉应该也了解,我看他也讲了。《中国哲学》那一段是庞公、楼宇烈、包遵信几位先生,他们是主要推动者。其实这个推动,就像黎澍、丁伟志他们办《历史研究》,办《中国社会科学》,这些刊物当然是有学术性,但是就他们的理念来说,是要贴近改革开放的,是跟着党内改革派的思路走的。庞公、楼宇烈和老包,他们那个时候办的《中国哲学》,后面有个宗旨,就是改革开放的。那个时候针对的对象是中国哲学界内仍然坚持两个对子、两军对战,是针对那个的。那时候的斗争还是蛮激烈的。七九年开夏季讨论会,《中国哲学史研究》召开的,不同的观点交锋,斗争还是很激烈的,思想的转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我记得一九八零年的时候,可能九月十五还是九月十六,在民族宫开的《中国哲学》讨论会,上午是李洪林代表中宣部讲话,意思说有党中央在,你们才能在这开会,讲改革开放的话。可见那个时候,《中国哲学》虽然是一个非常学术化的刊物,水平非常高,但是就他们推动刊物的目的来讲,是开放、改革,那个时候还没有“保守”的声音。庞公后来到了文化书院却是扮演了“保守”的角色。前面一段是改革开放,于是后来就跟一些老先生也发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尤其是老包,老包比较激进,我们张先生是很不满意的,也是当面批评了他,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老先生也是不满意的。但是到了八四年以后这个慢慢地化解了,好像大家都步伐整齐地一起都走向改革开放了,也不讲这些事了。庞公当时就是属于开放的群体之一,所以我就说八十年代最早期,虽然庞公写了孔子的文章,还是奉命写的,但总体来讲,这个阶段庞公是一个开放派、改革派,是以这么一个的姿态进入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但是到了庞公接受教科文的工作,到了庞公八四年去美国,应该是是八五年回来的,八四年下半学期去了,八五年上半学期回来,我觉得这段历程其实对他是有作用的。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到美国的人一定都会有改变,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从参加教科文的工作再到美国的这段工作,对庞公的文化观有影响。

   顺便讲一句,我八六年不是要去美国吗,五月份杜维明先生给我打了电报,说鲁斯基金同意你可以去哈佛访学。我就回过头来打听,谁用鲁斯基金去过,说庞公去过,田余庆先生去过,他们都是在美国西部。我就赶紧跑庞公家去请教。庞公说,原来以为去个半年一年英文就拿下来了,结果去了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放弃了,说后来几个月到处跑,因为英文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去哈佛的时候,我是八六年去的,八八年回来,我到美国时也弄了英文,但是没有把英文作为一个主要的事,就是吸收了庞公的观点。当然我也没有像庞公那样到处跑,我是钻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实实在在看书。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跟港台还是隔绝的,大陆根本看不到港台的书,我们好几十年港台的书都没有看过,我想得利用两年的时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把这些书好好看看。当然,早知道到八八年两岸就开放了,我就不用那么死看书,也可以到处转转。所以,就是那两年,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使劲看过去几十年他们的书。当然当时田余庆先生家我也去过,这里我想回应早上有人讲的,就是我觉得把庞公说成好像是一个信息很不开放、什么事都闷在里头,好像庞公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不全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事情,每个人也都有闷的一面,而且人与人的交情也不一样,你和人家交情也不深,对你也不了解,哪能说把所有的话跟你说一遍?不可能。庞公是我接触的学者里面笑容最多的学者,很多也是开心的笑,大家回想看看,是不是这样?我到田余庆先生那里,田余庆先生话很少,非常严肃,不苟言笑,和在庞公那儿完全不同。庞公是谈笑风生地跟我讲了在美国的那些事,田先生则非常严肃,没有多少话。当然人的性格不同,我就是回应早上的一个讨论,对庞公的刻画不是很全面。

   庞先生在这一阶段,从参加教科文到美国回来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从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就是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讲法,新的讲法就是“儒家人文主义”。用儒家人文主义的概念,概括这时候他对儒学价值的“平议”,平议就是平实的、有同情的了解。因为在八十年代初,像八零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部分人对儒学的态度还是批判封建主义,把儒家当做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用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刻画,不讲学术的研究,思想理论上来讲把它更多地做封建主义,包括我们任先生也是,任先生之所以要讲儒学是宗教宗教在这里不是好的意思,它是不好的意思,是说儒家是宗教,所以儒家不好。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因为文革后1980年政治局作了决定要反对封建主义。当时大家反思文革,认为有一个反封建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个反封建的任务就是要批判儒家,把儒家从宗教的角度去批判。反封建是当时启蒙思潮的一个主要的运动。但是庞先生从参加教科文到美国回来,我觉得他已经转过来了,他不是用这个,他是用人文主义,中国人文主义、儒家人文主义,用这个在理论上讲他对儒家的了解。其次,就是早上大家提到的民族性,文化的民族性。大多数的人那时候主要是讲文化的现代性,就是我刚才讲的,包括文化书院多数人,是强调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认为光有四个现代化还不够,还要有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是强调这个。谁讲文化的民族性呢?我觉得还是庞公,庞公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讲这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庞公是在八五年这个时期形成他的观点。应该说在当时,在这几个比较有影响的学者里面,庞公就是先觉者。就是对我们怎么全面看儒家文化、怎么了解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庞公就是先觉者,当然在这以后慢慢的人多了。我觉得这是我要补充前面的。

   最后再讲一个小的故事。就是九五年我和庞公受杜先生的邀请到夏威夷大学开会,庞公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用笔记本了。那天晚上我正和庞公聊天,有人敲门,我一看,是成中英,拿着他的笔记本来了,让庞公给他修他那个电脑,他怎么知道庞公可以帮他修电脑呢?应该也是听说庞公有这个本事。他是在美国买的电脑,里面的软件应该都是美国的东西。庞公就帮他弄,这个线接那个线,反正后来就帮他搞好了。庞公还真是能下工夫,下我们别人下不了的功夫。因为九十年代刚用电脑的时候,是用这个dos命令,dos命令都是一个一个背的,不像今天有鼠标。这些命令庞公脑子都可以记住,我们根本记不住。到了九七年,夏天我们在哈佛,庞公就送给我一个笔记本电脑,是他女儿新给他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笔记本电脑可用了。我要说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庞公已经用了一阵子了笔记本电脑,庞公的电脑那个时候已经有《十三经》的软件,就是可以检索的软件。庞公是很先进的。因为我跟广辉九二年到中央研究院的时候,那时只有傅斯年图书馆里面能检索,那个机器非常大,可是没几年庞公的小电脑里已经有了,不知道他是怎么就有了那个东西。过了一年,九八年我们做简帛的时候,庞公上手就比别人都快,必先利其器,庞公对电子资源已经开始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互联网,与今天还是有差别的,现在有了互联网就方便更多。比方在哈佛的时候庞先生写了一张纸给我,说我做《东西均》注释有些问题,他说我碰到了几个问题,让我看看。我当然也只能解决三、四个问题,其他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现在百度上一搜索就出来了,时代在变化,庞先生他是始终能跟上时代的。

  

   (2015年12月26日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参加山东大学主办的“儒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纪念庞朴先生逝世一周年座谈会”的发言)

   (尼山学堂 王学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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